粜米行

        

王十朋

        诏书发廪周饥荒，　使君减价粜黄粱。
        奉行上意固已良，　小人用心胡不臧!
        豆斗米大半杂以糠，横索民钱名贴量。
        怨语嗷嗷盈道傍，　我慙寸禄偷太仓。
        见之不言咎谁当，　言之人指为轻狂,
        作诗聊语同舍郎。

        本篇为王十朋专写城镇奸商、欺行霸市的作品,是王诗中很值得重视的一篇。它大约作于作者入仕之后,转知饶、夔、湖、泉等州时,记自己亲身闻见的作品。
        “粜米行”:“行”,有两种解说:一说,读作xíng形,是指古代的一种诗体,如“短歌行”、“兵车行”等;一说读作háng杭,是指卖买、交流之所,如“商行”等,我意以第一说为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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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诗按其内容大体可分这样三段:
        第一段(前四句):朝廷赈灾,奸商祸心;
        第二段(中四句):横索民钱,怨声载道;
        第三段(后三句):自责“偷食”,挺身揭露。
        以下分段详讲——
        

一、朝廷赈灾,奸商祸心

        诏书发廪周饥荒，使君减价粜黄粱。
        奉行上意固已良，小人用心胡不臧。

        发廪,即开启粮食廪(lǐn懔),即米仓也。周,同“赒”,给、接济,如“周济”。黄粱,粟米名,即黄小米,此泛指粮食。不臧,臧(zāng 脏),善也,美好。“不臧”,就是不善。这是说——
        皇上下旨开官仓，周济灾民渡饥荒；
        为官遵命降粮价，好让百姓籴粟粮。
        执行朝廷美意旨，原是一番善心肠；
        可是奸商坏德性，暗暗来把祸心藏！
        

二、横索民钱,怨声载道

        　　 豆斗米大半杂以糠,横索民钱名贴量。怨语嗷嗷盈道傍,我慙寸禄偷太仓。
        这里前二句是说——
        粮食纯度文章做,一斗粮食半斗糠;
        横索民钱谁不晓,美名却曰:加粟量。
        㪷,读dǒu斗,即量器之“斗”。《汉书·平帝纪》有云:“以石豆斗受钱”。贴量,即贴加分量。名加量,是说这“加量”,是虚有其名的,实际是一种商业欺诈伎俩。
        后二句是说,粮店米行这样做的后果不妙——
        天灾加人祸,怨声满道旁(傍与“旁”通);
        苟食君薄禄,我心愧惶惶!
        慙,即“惭”的异写,愧疚也。寸禄,即薄禄少俸。这里的“寸”,就是“少”的意思,犹“薄也”。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偷字,“偷”有数义,一为窃取,即常见之义;又为苟且之意。古人常以苟且享受俸禄,谓之“偷食”。此处即用此义.左思《咏史诗》有句云:“外望无寸禄,内顾无斗储”。作者化用其意入诗。
        奸商以欺诈手法向民索钱的现象,令这位知府“父母官”,深感愧疚,而且还引出一番内心斗争。请看最后三句,即:
        

三、自责“偷食”,挺身揭露

        　　 见之不言咎谁当,言之人指为轻狂,作诗聊语同舍郎。
        看来,这件事在诗人心海中曾掀起不小的波浪:见了不说,于己有愧,于民不利;说了吧,人们又会指指点点,目为“轻狂”!但,作为一位父母官,一个有责任心的诗人,决不在恶俗面前屈服! 于是,下了最后决心——
        亲睹恶事不揭露,包庇罪责归谁当?
        管它说三道四哟,作诗聊聊啥轻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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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此,我们已选读了王十朋的五题九首诗歌,约略可见其艺术风格及特色。我想,王诗的最引人之处是:
        

第一、诗篇具有崇高的爱国爱民精神

        王十朋是一位当时学界政坛上深受尊崇和爱戴的“为名贤所折服”、“宋代殊绝人物”。之所以如此,最主要的是得益于他自己的人品、文风和诗格的巨大魅力。文若其人,诗如其人,仅就“诗格”这个侧面,也可审视其优异品质之所在。王诗约2000余首,大部分作品都属忧国忧民诗篇,无论在京都或在州郡,也不管为官为民,半个多世纪中,时刻不忘“中兴复国”,朝夕记挂民生民瘼,对于南宋一代总是偏安江左一隅,至临死前还甚感遗憾。从选读几首诗中看到,除了早期的《咏柳》篇,偏重歌赞大自然之外,其余各首,不是寄望明君攘外复国,就是敦请朝廷整治朝纲,纯固内廷;或者出郊劝农,或者揭露奸商,或者兴利除害,或者自戒自责等等。他作为地方父母官,则忠于职守,勤事恤民,抑强扶弱,爱民如子;他作为仁义诗人,则善于反映民隐,实录民事,为民请命,培育民气,总以“民”字当头。它以大量事象、物象、意象和境象,凸现于人们眼前的始终是这样两个字:国与民。这两个闪闪发光的大字,正是王十朋人品之核心,也正是王十朋诗歌之魂。这个“王诗之魂”,随处可见。去泉州一上任,他就召见所属七邑之宰于府衙,向他们宣读了自己的一首“见面诗”——
        　　九重宵旰爱民深，令尹宜怀抚字心；
        　　今日黄堂一杯酒，殷勤端为庶民酙。
        这不是“官样文章”,事后,切实监督实行,还给“令尹们”进行了政绩评判与考核,结果半数以上政绩卓著。
        

第二、诗风浑厚质直,恳恻淳雅,拙中藏娟,秀里带刚

        
        本书选读的王诗作品,所占比重虽然很小,但它们却富有代表性。因此,如加以深入剖析,深切体味,也可窥知一斑,加上联系其他一些必要的作品,完全可能获知王诗艺术风格上的基本特色。这里,所概括的几句话,是有根据的。以下分别加以剖析说明。
        先说“浑厚质直”。说的是它的诗义与诗旨。王诗的蕴含量,一般都比较厚重,内容充实丰赡,旨意严正深刻。这既包括那些长篇巨制,也不排斥一些篇幅狭小的诗作。当然,也会有例外,此就其总体而言。这里的“质直”,不是通常所指的质朴平实的文字,而是说质朴正直,是指诗歌蕴含量及其作者遇事所持的立场与态度。这样的诗例,唾手可得,王集中比比皆是,所读的几首诗中《粜米行》就是一个适例。
        再说“恳恻淳雅”。它是指诗心与诗味;也就是说王诗所表达的心志和诗歌韵味。恳恻,则言其诗心之恳切至诚;淳雅,则说它诗味淳厚而又清雅。七律《咏柳》,是这一端最具代表性的一首。它借助拟人手法,通过“咏柳”,热情地歌唱春天,极赞大自然,对自然美怀着赤诚之心。这就是这首七律的“诗心”,也即诗人所言之“志”。此诗读来音韵悦耳,琅琅上口,诗味淳雅隽永,感人特别深。
        至于“秀里带刚”、“拙中藏娟”。它分别指王诗之诗气和诗语。我们选读的几首诗作和集子中其他许多诗篇,都鲜明地反映了这一点。比如,《伤时感怀》这首诗,全诗充溢着一股忠义之情,刚正之气,令人激动。这股“诗气”不是没有依傍,而是由作者以纯熟的诗艺技巧,引经据典地赋写了。这首属对工稳的七律。读了后就有一股强大冲击波,激荡你的心海。
        又如《驾幸温州》这首诗,其表现手法和诗歌语言,同《伤时》诗会有所差异,但其全诗所蕴含的气质,仍是刚正之气,阳刚大气。但读者往往为诗语表面现象所迷惑,领悟不到这一点。因此,读赏此诗,要首先懂得作者的“反语正说”的策略和手段,因为这种“寓刺于美”的作品,其诗语务必“秀里带刚”,不可用“明火执仗”式的率直语言。
        

第三、王集中多组诗,多长篇歌行

        
        综览王诗,除了人们已经论及的一般诗歌风格和艺术特色之外,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是:王诗不单题材阔广,诗体众多,而且单首诗歌篇幅超大,特别是组诗数量之多,不免惊人。全集拥有数首或数十首,乃至上百首的大、中型组诗约五、六十组。其中最大组诗《咏史诗》,歌咏对象均为历史人物,自上古伏羲、神农至唐代狄仁杰等历代君王、贤臣和良将共106人、赋诗107首。一组诗在三、四十首者不在少数。另外,在王诗中长篇歌行体诗作和长篇排律的数量也相当大。缀句在30句以上的歌行52首,又有数十韵的排律11首,其中《自鄂渚至夔府途中记所见》用韵一百十;又有更长的如《知宗柑诗用韵颇险,予既和之,复取所未用之韵续赋一百三十韵》,拥有260句、1300字。这是王诗全集中篇幅最大、内容最庞杂的二首。
        对此,人们当然不会以篇幅的大小和组诗的多寡来论诗作的短长和诗人的身价。但是,它会从一个侧面反映作者在运用诗歌这种形式在技艺上的纯熟程度,也许还能从那里领略到诗人的含金量。还因为,常搞文字或其他艺术的人,往往会有这样的体验:当你某种意念和激情膨胀到难以自制,并自以为是的时候,制作长篇巨制,或赋写系列诗作,或许是一种带必然性的、释放的有效途径和形式。不妨由此揣测,王集中组诗多、长篇多的现象,是否也是某种规律性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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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不妨顺便回溯一下,宋诗发展的历程,看看王十明诗歌在诗史上的地位。
        大家知道,宋代诗歌,由誉为“宋诗开山祖师”的梅尧臣开创以来,又由欧阳修、苏舜钦等人大倡诗文革新而奠定了基础,再经过王安石、苏轼和黄庭坚诸公的努力开拓,一种有异于唐诗而显出自己面目的一代宋诗终于形成了,且逐步臻于成熟,朝着顶峰攀跻,诗坛一派繁盛景象。王十朋的出现,正处于这个高峰的前夕,开了“中兴四大家”的先河。他是一个多产诗人,在其出仕之前,已有三、四十年的“诗龄”。运用各种诗体,应对人生的各种经历,毕世赋诗数千首,现存诗词2038首,就其数量而言,堪与唐宋诗坛若干大诗人并驾齐驱。据资料反映,现存的诗歌,在唐代,李白900多首,杜甫1440多首,韩愈300多首,白居易近3000首;在宋代,苏轼2700首,黄庭坚1900首,朱熹1000首,还有杨万里4000首,范成大1900多首,最多的是陆游,今存诗9300余首。
        这些数字表明,王诗名列前茅,如论质量,还要作进一步研究后,方可得出切合历史实际的结论。仅据现有初步分析,并综合若干研究者的共识,似乎可以这样说:上溯唐代,他同学杜、韩,更接近杜诗;他虽然开了“中兴大家”的先河,但数量与质量均逊于陆游,却超过杨、范。对于苏轼也是王十朋心中的崇拜偶像,其诗风在某个方面,略有相似之处,但艺术水平尚有较大差距;至于黄庭坚,由于诗派不同,各有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