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通考
《文献通考》是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政书。宋末元初马端临撰。元至治二年(1322)初刻本问世;一说初刻于泰定元年(1324),为西湖书院刊本。这两个本子今已不存。现存最早的版本是元后至元五年(1339)余谦补修本。此后有明正德十六年(1521)慎独斋刻本;嘉靖四年(1525)冯天驭刊本。清武英殿校刊“三通”合刻附考证本,后世多据以复刻。通行商务印书馆1936年《万有文库》二集影印“十通”合刻附索引本。
马端临(约1254—1323),字贵与,号竹洲,饶州乐平(今江西乐平)人。史学家。父马廷鸾,宋末官至右丞相。端临早年曾师事朱熹学派的曹泾,所受影响颇大。二十岁漕试第一。二十三岁,临安陷落,绝意仕进,一心读书著作。时南宋降臣、元吏部尚书留梦炎数次招聘,皆遭回绝。助其父撰《读史旬编》,同时经父指点,着手编撰 《文献通考》,历20年方成。父卒后,出任慈湖、柯山二书院山长、台州儒学教授。后以病辞归,卒于家。他另著有 《多识录》、《义根守墨》及 《大学集传》 等,均已失传。
《文献通考》348卷,分24门;每门有小序。门下又分若干子目;全书另有自序。24门目次为:1、田赋考; 2、钱币考; 3、户口考; 4、职役考; 5、征榷考;6、市籴考; 7、土贡考; 8、国用考; 9、选举考; 10、学校考; 11、职官考; 12、郊社考; 13、宗庙考; 14、王礼考;15、乐考:16、兵考;17、刑考;18、经籍考;19、帝系考; 20、封建考; 21、象纬考; 22、物异考;23、舆地考; 24、四裔考。
《文献通考·自序》是全书的纲领,作者在《序》中提出了自己的历史观,试图从典章制度的变化来寻求其发展规律。前8门,主要涉及经济制度,包括国家对土地、土地产品、制造品、货币及商业的垄断,对于人身的不完全占有和各种不同形式的地租掠夺,以及国家的消费。尽管作者还不可能认识到封建土地财产关系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但已触及这个问题,并从与此相关联的赋役制度演变情况来探讨封建社会的发展。《田赋考》将废井田和废租庸调作为两个不同阶段的两端,充分肯定两税法是“救时之策”。《职役考》将职役演变划分为三个时期:周代以命官主邻里党乡,有兵役、劳役而无职役。秦汉乡官虽非命官,而地位较高。唐中叶以后,乡官变为职役。“至困至贱”,故而称赞王安石行募役法,“民出雇募之费,则其身与官无预,而贪毒无所施。”在 《征榷考》中,对政府巧立名目、滥取于民的行径作了揭露。如对南宋经总制、月桩、板帐等苛重赋敛斥之为 “虽蔡京、吴居厚之徒亦羞为之也”,从民之利害来论述历代财赋。另外,马端临还从职官的变化来考察历史演变。《封建考》、《职官考》将历史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尧舜以前是“公天下”;夏商周三代是“家天下”;秦灭六国后,“尺土一民,始皆视为己有”。这里,指出了社会分工愈益复杂、寄生者不断增多的现象,在 《物异考》中,作者摈弃了 “妖祥”之说,将以前所谓体现神意的“灾祥”如实地说成是自然界的反常现象,而与人事无干,采取了客观的态度,对史学领域内先前流行的神秘主义五行说作了驳斥。
马端临生活在宋末元初,父任相职,宋亡入元,既对前朝颇多顾恋,又痛恨南宋政治腐朽以导致王朝覆灭。因此,他特别注重对宋代制度的研究,故对宋史资料的收集特别详尽。全书虽始自上古,终于南宋嘉定年间,但有关宋代的内容约占一半以上,且书中有关宋代的记录,较少粉饰,史料价值超过现存的两宋某些同类著作。其次,本书是马端临对“会通”治史思想的具体实践。他的宗旨是 “融会错综、原始要终”,以究 “其变通弛张之故”。他认为 “理乱兴衰不相因者也”,“典章制度实相因者也”;司马光《资治通鉴》“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制度”; 杜佑 《通典》则 “未为明备”,“不无遗憾”,“未为集著述之大成也”,故而立志欲补《通鉴》之所无,备 《通典》之所缺,撰著典章制度及学术文化通史。从实际情况看,《文献通考》收杜、郑之长而有所损益匡正,上承正史志表,下取会要的有益因素,综合而成。作者从典章制度的变化来寻求历史发展的规律,提出了一些比较科学的观点。第三,采用新的编撰方法。马端临汲取前人的撰写方法,归纳为三个写作原则:文、献、注。文,是叙述历史事实,是史料的荟集;献,是论事,即对历代名人物、事件的评论,这些评论出自历代史家各人之口;注,是附注,即马端临经过分析研究后提出的新论。这种体例,更加科学、严谨。但是,长期以来,《文献通考》未得到应有的高度评价。特别是清代乾嘉学派治史者多扬杜、郑而抑马。章学诚《文史通义》认为,《文献通考》虽称博洽,但无别识通裁,不过是便于翻检的类书而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说它: “大抵门类既多,卷繁帙重,未免取彼失此”等等。诚然,全书规模宏大,某些地方确有疏略。如 《职官考》全录 《通典》之文,于五代部分则叙述寥寥;《经籍考》的主要内容无非出自晁公武、陈振孙两家,故不完备; 《舆地考》多本于 《舆地广记》,无甚补订。然今人金毓黻则强调《文献通考》所载宋制最详,所下案语亦能贯穿古今,折衷至当。张舜徽亦云:“马端临既就杜氏 《通典》补充其内容之所未备,分析其门类之所未详,并且把它向前发展了,可以说 《通典》一书的精华,已包含在 《文献通考》中”(《中国古代史籍举要》)。
对《文献通考》 的考证,除了清武英殿校刊 “三通”合刻本外,今人未做过细致的考证文字工作。对《文献通考》的综合研究成果,散见于新出的各种史学史、古籍概论著作。
马端临(约1254—1323),字贵与,号竹洲,饶州乐平(今江西乐平)人。史学家。父马廷鸾,宋末官至右丞相。端临早年曾师事朱熹学派的曹泾,所受影响颇大。二十岁漕试第一。二十三岁,临安陷落,绝意仕进,一心读书著作。时南宋降臣、元吏部尚书留梦炎数次招聘,皆遭回绝。助其父撰《读史旬编》,同时经父指点,着手编撰 《文献通考》,历20年方成。父卒后,出任慈湖、柯山二书院山长、台州儒学教授。后以病辞归,卒于家。他另著有 《多识录》、《义根守墨》及 《大学集传》 等,均已失传。
《文献通考》348卷,分24门;每门有小序。门下又分若干子目;全书另有自序。24门目次为:1、田赋考; 2、钱币考; 3、户口考; 4、职役考; 5、征榷考;6、市籴考; 7、土贡考; 8、国用考; 9、选举考; 10、学校考; 11、职官考; 12、郊社考; 13、宗庙考; 14、王礼考;15、乐考:16、兵考;17、刑考;18、经籍考;19、帝系考; 20、封建考; 21、象纬考; 22、物异考;23、舆地考; 24、四裔考。
《文献通考·自序》是全书的纲领,作者在《序》中提出了自己的历史观,试图从典章制度的变化来寻求其发展规律。前8门,主要涉及经济制度,包括国家对土地、土地产品、制造品、货币及商业的垄断,对于人身的不完全占有和各种不同形式的地租掠夺,以及国家的消费。尽管作者还不可能认识到封建土地财产关系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但已触及这个问题,并从与此相关联的赋役制度演变情况来探讨封建社会的发展。《田赋考》将废井田和废租庸调作为两个不同阶段的两端,充分肯定两税法是“救时之策”。《职役考》将职役演变划分为三个时期:周代以命官主邻里党乡,有兵役、劳役而无职役。秦汉乡官虽非命官,而地位较高。唐中叶以后,乡官变为职役。“至困至贱”,故而称赞王安石行募役法,“民出雇募之费,则其身与官无预,而贪毒无所施。”在 《征榷考》中,对政府巧立名目、滥取于民的行径作了揭露。如对南宋经总制、月桩、板帐等苛重赋敛斥之为 “虽蔡京、吴居厚之徒亦羞为之也”,从民之利害来论述历代财赋。另外,马端临还从职官的变化来考察历史演变。《封建考》、《职官考》将历史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尧舜以前是“公天下”;夏商周三代是“家天下”;秦灭六国后,“尺土一民,始皆视为己有”。这里,指出了社会分工愈益复杂、寄生者不断增多的现象,在 《物异考》中,作者摈弃了 “妖祥”之说,将以前所谓体现神意的“灾祥”如实地说成是自然界的反常现象,而与人事无干,采取了客观的态度,对史学领域内先前流行的神秘主义五行说作了驳斥。
马端临生活在宋末元初,父任相职,宋亡入元,既对前朝颇多顾恋,又痛恨南宋政治腐朽以导致王朝覆灭。因此,他特别注重对宋代制度的研究,故对宋史资料的收集特别详尽。全书虽始自上古,终于南宋嘉定年间,但有关宋代的内容约占一半以上,且书中有关宋代的记录,较少粉饰,史料价值超过现存的两宋某些同类著作。其次,本书是马端临对“会通”治史思想的具体实践。他的宗旨是 “融会错综、原始要终”,以究 “其变通弛张之故”。他认为 “理乱兴衰不相因者也”,“典章制度实相因者也”;司马光《资治通鉴》“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制度”; 杜佑 《通典》则 “未为明备”,“不无遗憾”,“未为集著述之大成也”,故而立志欲补《通鉴》之所无,备 《通典》之所缺,撰著典章制度及学术文化通史。从实际情况看,《文献通考》收杜、郑之长而有所损益匡正,上承正史志表,下取会要的有益因素,综合而成。作者从典章制度的变化来寻求历史发展的规律,提出了一些比较科学的观点。第三,采用新的编撰方法。马端临汲取前人的撰写方法,归纳为三个写作原则:文、献、注。文,是叙述历史事实,是史料的荟集;献,是论事,即对历代名人物、事件的评论,这些评论出自历代史家各人之口;注,是附注,即马端临经过分析研究后提出的新论。这种体例,更加科学、严谨。但是,长期以来,《文献通考》未得到应有的高度评价。特别是清代乾嘉学派治史者多扬杜、郑而抑马。章学诚《文史通义》认为,《文献通考》虽称博洽,但无别识通裁,不过是便于翻检的类书而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说它: “大抵门类既多,卷繁帙重,未免取彼失此”等等。诚然,全书规模宏大,某些地方确有疏略。如 《职官考》全录 《通典》之文,于五代部分则叙述寥寥;《经籍考》的主要内容无非出自晁公武、陈振孙两家,故不完备; 《舆地考》多本于 《舆地广记》,无甚补订。然今人金毓黻则强调《文献通考》所载宋制最详,所下案语亦能贯穿古今,折衷至当。张舜徽亦云:“马端临既就杜氏 《通典》补充其内容之所未备,分析其门类之所未详,并且把它向前发展了,可以说 《通典》一书的精华,已包含在 《文献通考》中”(《中国古代史籍举要》)。
对《文献通考》 的考证,除了清武英殿校刊 “三通”合刻本外,今人未做过细致的考证文字工作。对《文献通考》的综合研究成果,散见于新出的各种史学史、古籍概论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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