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高歌》

大家游西山回来，坐在滇池的船上，回望西山的峭壁，总不免要把那峭壁上凿出来的龙门作为谈话的资料。有人在赞叹宗教的力量，它使人类在大地上创造些足以与雄壮的山川相抗衡的事物。回想南、北朝，佛教全盛的时代，尤其是在北朝，有多少人，无论是僧或俗，发了愿心，在山西，在河南，在甘肃，从没有树林的枯山里凿出多少伟大的石窟，使我们在那里行旅的人除却放眼所见到的混浊的河水，无边的黄土外，偶然还能遇到宁静的庄严的石像。我们的身体虽然浴在黄土里，但是我们的心情对着那些石像，或者会感到天空一般地晴朗。并且，在这类的工程前，无时不觉得人的手是怎样地在那里活动。

“这峭壁上一段小小的工程，比起云冈、敦煌等地的石窟来，真是小巫见大巫了”，M君这样说。

C君，略微知道一些昆明的掌故，听了这话，不以为然，他说道：“不能这样比。你要知道，像云冈，像敦煌，以及河南的龙门，多半是从南、北朝开端，经过隋、唐，一直到宋时，还在那儿开凿，那是几世纪内，千万只手的成绩。而这里的龙门规模虽然小，却是一个人左手持凿，右手持锤，只是两只手一点一点地凿成的——”

M君不回答，C君回转头来，望着山腰上的三清阁继续说：

“这是一个人用坚强的意志凿成的。在乾隆年间有一个石匠，不知那时就是一个道教徒呢，可是后来才成为道士。他姓吴，他在没有正式工作的时候，也离不开他的凿和锤，他在昆明城内或四郊到处走着，看见路上或桥上有什么残败的地方，就施展开他手里的工具，加以修补。一天，他正在西郊修补一座小石桥，对面来了一个人，用手指着那峭壁向他说，你看那巉岩，那上边有一座石室，从三清阁到石室是没有道路的，人们只在岩石边架上一条铁索。人在铁索上走着，稍一不慎，便会跌落到湖里。况且铁索如今也朽败不堪了，你为什么不一劳永逸，因山就势，开凿出一条石路呢?

“那石匠听了，望着西山的峭壁，心中就从岩石里盘算出一条宛宛转转，高下不平的小路。不久，他开始了他的工作：左手持凿，右手持锤，不顾寒暑，不管风天或雨天，日日和那顽固的岩石搏斗。他不受任何人的帮助，十多年如一日，终于完成了我们方才登临过的那条石路。这十多年的工夫，是单调的，没有什么事迹可说，除却一凿一锤从早到晚的声音外，恐怕这人连话都没有说的机会。

“现在逛西山的人，没有一个不到那里去玩一玩眺望湖景。就艺术来看，它当然抵不住云冈的任何一个石窟，但它的开凿人的意志是值得我们钦佩的。尤其是因为他在刚凿成的那一年便死去了。”

M君听了这段话，也不敢再小看这段工程了，只是说了一句：“这类的故事，恐怕当时在云冈，在敦煌也少不了吧。”其他的人都好像得到一种启示似的，觉得意志坚强的人在他的事业未完成前是不会死去的，假如那工程再延长五年，他也许会晚死五年吧。

这时同游的友人里有一位T君，显着很沉默，当大家正在唏嘘赞叹的时刻，他说：“我望着这湖水总爱想到海，方才我听完这段不言不语，与岩石搏斗的故事，不知怎么想起一个和海水有关系的人了。

“我的原籍是河北省离海不远的一县，我虽然不生长在那里，童时却常常听家人谈到那县里的故事。因为地近海滨，那里的人多是以航海为业的。在海禁没有大开，轮船还没有行驶的时候，海上就只有这些人驾着帆船驶来驶去，轮船盛行之后，它们也并没有完全绝迹。直到近些年来，那些航海者的子孙有的才渐渐改了职业。他们当时的航线相当长远。近的是在渤海里穿来穿去，远的就到上海或是朝鲜、日本的沿岸，有时甚至到了南洋。

“那时，一只船从大沽口开出去，往往是经过一年半载才能够回来。船上的人们把一切交托给那靠不住的海洋，既然以此为业，也就视以为常，并不觉得这是冒险。受苦的却是丢在家里的母亲和妻子们，在她们的想象中，海是多么可怕，随时都在展开涛浪可以把她们的儿子或丈夫所驾驶的小帆船吞咽下去。并且在这中间再也不能得到他们的信息。他们一离开家门，母亲常常就起始吃素，妻子就起始夜夜衣带不解地睡觉，这都是表示同海上的人共甘苦的意思。这样割舍一切的舒适，直到他们有一天回来为止。有的，当真不幸，在海上遇见飓风或是触到礁石，埋葬在海里了，慈爱的母亲往往就一直地吃着素，忠实的妻子一直地和衣睡觉，一年一年地梦想着他们还有回来的那一天。海上的飓风，海里的礁石，在她们想象中具有极神秘的意义。飓风是来去无定，不可捉摸;礁石呢，在远处的也模糊不清，但是在渤海内，尤其是从大沽口到营口一条最常走的航线上，因为走的次数太多了，听人讲的次数也太多了，所以哪一带有礁石，哪一带常常出危险，她们知道得最为清楚。

“我的原籍是一片硵地，不用说五谷不能生长，就是院子里想种一点花草，都必须到天津去取些泥土放在花盆里栽。粮食必须到外处去运，所以往营口的那条航线就成了那一带居民的生命线了。在这线上有一块只有两三个渔村的荒岛，附近的礁石最多，遇风暴或浓雾时最容易迷失方向，远处也许有比这里更凶险的地方，但是人们死在这里的最多。——在许多年前，也许是我祖母的儿童时代，有一只船跟平素一样在一个风平浪静的早晨从大沽口起锚出发了。走了两三天，正在这荒岛的附近，海上起了暴风，这只船触在礁上沉没了。其中有一个人，在垂死的时候遇了救，被另一只船载到营口。

“这人在垂死的时候遇了救，觉得仿佛又换了一个生命一般，同时想到那无情的礁石和全船将沉时恐怖的情况以及自己临死时的心情，刹那间就决定了一件事：在那荒岛上为什么不建筑起一座灯塔呢?

“从此他就飘流在营口一带。他在他的家乡成了一个传说中的人物：有的说他死在海里了，有的说他遇了救不知流落在什么地方，有的说在营口街上被同乡看见过，好像成为乞丐。他家里的妻子，不管这些传说是怎样分歧，反正在他没有回来之先，只有过着白天吃斋念佛，夜里和衣而卧的生活。——他本人呢，却像是化缘的和尚一般，到处请求布施，说是要在一座荒岛上建设一座灯塔。

“陆地上的人很少有人想到海。谁听他这样荒唐的话呢?他用尽种种的言辞，翻来覆去地使人相信他所说的不是谎话。有的是相信了，但大半的人以为他不是个疯子，便是个骗子。一天一天地过去，所募到的钱距离他所希望的数目还太远，同时他的身体也一天天地衰弱下去。他想，在他未死前完成这件事，他不能不想出一种残酷的方法。就是把自己的手指用布缠起，浸上菜油，在不肯施舍的人们的面前，把那块缠在手指的油布用火点燃，让火慢慢地燃到指尖。他说，在那荒岛旁，不知有多少人无辜地丧了性命，不知使多少人家的妻子一直到死不得安眠，这一点手指尖上的痛苦算什么呢?横在我的乡人的面前的，那个可怕的运命就永久不会避免了吗?果真如此，我这两只手又有什么用途呢?

“最后等到他的钱够建筑一座灯塔时，他的十指几乎都烧到了。他在营口出重资雇了几位泥水匠，率领着他们到了那只有两三个渔村的荒岛，开始了他们建塔的工作。有时在晴朗的日子，同乡的船在离岛不远的地方走过，远远望得见岛上有人在那儿活动，但不知是作些什么。船有的开去，有的开回来，岛上的人们围着活动的那个东西渐渐长高了，也不知是什么。因为那岛对于他们是非人间的神秘的地方，也许是有什么神或鬼在那儿作祟。直到一天的傍晚，岛上高高的建筑上不见有人活动了，却放出橙黄色的光来，才似信似疑地想到，也许是一座灯塔吧?

“建塔的人从此就天天在那塔上走上走下，在雾里，在风雨里，在海上的黄昏里，燃起一点比长庚星的光大不了多少的橙黄色的灯光。船上的人们望着这点光，分辨得出方向，他们怀着感谢的心情，以为是岛上有什么仙人出现，在怜悯他们。

“那人后来衰老得不成样子，但是他认为他是不能死的，因为塔上的灯光一天也不能缺少。据说，一天他病势很重了，他勉强爬到塔顶，燃着了灯，再也走不下来，他就望着那盏灯光，永久地闭上了眼睛。当时的海上起了很大的风涛……”

我们的船在湖上慢慢地走着，大家倾听T君的这段话，感到兴奋，在T君刚一闭口的时候，C君说出他的感想：

“方才我说完那段石工的故事，M先生曾经说，这类的故事恐怕当时在云冈，在敦煌也少不了吧。我这时也觉得，在深山，在大海，在许多穷乡僻壤，也总少不了与这建塔者类似的故事。人间实在有些无名的人，躲开一切的热闹，独自作出来一些足以与自然抗衡的事业。”

一九四二年，写于昆明

(《山水》)

赏析这篇随笔，是对人的顽强意志的礼赞，是为人与大自然搏斗所唱的一曲颂歌，也是给那些为他人牺牲自己的无名英雄们献上的一只花圈。

文章从作者与三位友人游览滇池时由西山峭壁引起的感想落笔，先后讲述了两个故事。前者写一位石匠只身一人，不避寒暑风雨，十余年如一日与岩石搏斗，终于在西山峭壁上为后人凿出一条登临三清阁的石路。后者写一位渤海湾的渔民为了使后人不再葬身大海，像和尚一样向路人乞求布施，积攒钱财，终于在荒岛上建起一座灯塔。尤其是后一个故事写得凄婉动人，具有一种撼人心魄的力量。你看，他抛妻别子流落街头，为募捐建造灯塔的钱，甘愿沦为乞丐四处乞讨，不怕人们拿他当“疯子”、“骗子”。为了取得人们的信任和理解，他甚至不惜将十指用布缠起，浸上菜油点燃，以示其诚。最后，直到“他勉强爬到塔顶，燃着了灯，再也走不下来，他就望着那盏灯光，永久地闭上了眼睛”。一位连姓名都没有留下的普普通通的渔民，就这样燃烧着自己的生命，为后人照亮了航程。读到这里，谁能不为他这种伟大的献身精神而肃然起敬呢?

这篇文章在艺术上有两个十分显著的特点。

一是叙事的角度和方式非常独特。我们很难用通常所见到的第一、第二或第三人称来判定它。因为它如同一出广播剧，所有的内容几乎都是采用对话的方式来完成的。M君、C君、T君三人在“剧”中各自扮演着一个角色。其中的两个故事就分别由C君和T君来叙述。这样的叙事方法可以避免平板、单调，使文章显得波澜起伏，跌宕有致，而且也显得更生动形象、真实可信，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二是文章的结构非常严谨。开篇从四人游览滇池观赏西山峭壁时对“一段小小的工程”的议论写起，然后引出第一个故事。在第一个故事与第二个故事之间有一简短的过渡。那就是T君由滇池湖水联想到家乡渤海湾的海水，由石匠与岩石的搏斗联想到渔民与海水的搏斗。这两个联想十分自然，它把类型相同、命运相同的两个不同人物、不同故事有机地连结在一起，文字虽短却不可或缺。两个故事讲完，镜头又回到湖上的船中，可谓首尾呼应。文章最后通过C君发表的感想，既是对全篇的总结，又是对故事的社会意义的提炼和升华。特别是“这类的故事，恐怕当时在云冈，在敦煌也少不了吧”这句话，在文中出现两次，这就暗示我们，作者所要歌颂的是人类历史上千千万万个披荆斩棘与大自然抗衡的无名英雄，收到了由点到面，举一反三的效果。

鲁迅先生曾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篇文章可以说是为鲁迅先生的这段名言作了一个极好的注脚。

该文作于1942年，当时正值抗日战争处于最艰苦的阶段。文中虽通篇写的都是人与自然的斗争，那么其中是否也寓有对抗日将士为民族解放而赴汤蹈火的讴歌、颂扬呢?倘若有，便可称得上“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