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勒楹联耐思量》

游访古寺，每当见到弥勒佛像，我总爱赏析两侧的对联。乍看主题相似，都在劝告人们豁达大度，宽容忍耐，但仔细品味，却迥然有别。本来嘛，楹联既是文学创作，就必定体现作者的思想观念、文化素养和艺术风格。虽传扬佛经教义，为弥勒而作，字句之间总还显露着世人的音容。

苏州西园寺的楹联：



大肚能容，了却人间多少事;

满腔欢喜，笑开天下古今愁。



北京潭柘寺、开封相国寺和安徽凤阳龙兴寺的楹联相似：



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

开口便笑，笑世上可笑之人。



比较两副楹联，西园寺联显然逊色。实际上，人间诸多事端，不是单凭宽容就能一概了却的。如果看破红尘，凡事通统无所谓，那么也就放纵了邪恶者为非作歹。“笑开天下古今愁”，言过其实了。比如忧愁时的强笑，岂能消愁，那只是内心痛苦的掩饰，与其无奈地苦笑，倒不如一哭为快。

潭柘、相国和龙兴三寺之所以共用一联，那是由于该联的造诣确实高超。它以“顶接”的修辞法，在上下联分别用了三个“容”字、三个“笑”字，且对仗严谨，恰到好处。“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之容，着意显示胸怀的宽广，要比“虚怀若谷”、“宰相肚里能撑船”的比喻，更有气魄。不过，这里只说“容”，并不意味“了却”，因为容忍不是目的，而是策略。常言“小不忍则乱大谋”，说的正是这个道理。历史上，勾践卧薪尝胆以图复国、韩信能容胯下之辱，这些故事都是发人深省的。容忍不该是安于现状，麻木不仁，更不等于无原则地谦让。苏轼曾说：“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苏轼《留侯论》)他所赞扬的，就是这种宽容大度吧。于至笑，世间的笑是多种多样的。譬如：胜利时的欢笑，忧愁时的苦笑，舒心时的微笑，失意时的狂笑，鄙夷时的讥笑，激昂时的豪笑，怀恨时的冷笑，等等。而“开口便笑，笑世上可笑之人”，既指可笑之人，想必是冷对那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逞强一时的邪恶者，或妄自尊大的轻狂之徒，投以蔑视的嘲笑。笑是有选择的，笑不是无缘无故的。

南京多宝寺的楹联：



大肚能容，容天容地，于己何所不容。

开口便笑，笑古笑今，凡事付之一笑。



四川乐山凌云寺的楹联：



笑古笑今，笑东笑西，笑南笑北，笑来笑去，笑自己原无知无识;

观事观物，观天观地，观日观月，观来观去，观他人总有高有低。



这两副对联，都写到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都强调自己的态度，似有共性。推究内蕴，却是针锋相对的两种处世哲学。前者于人于己，无所不容，照此说来，哪管什么真假、是非、善恶，以为付之一笑，便可万事大吉。提倡这种“超凡脱俗”，实际上是听任自便，一概不负责任。所谓“于己何所不容”，只会被人当作自甘堕落的口实。倘若如此，世间将会落得什么局面?后者截然不同，他宽以待人，严于律己，勇于“笑自己原无知无识”，这就找到了自己与别人的差距，奋发进取的目标。同时观察大千世界，发现“他人总有高有低”，以保持清醒，借鉴他人，克服盲动，人生之旅才不至于迷失方向。

弥勒，梵语意为“慈氏”。佛经说他生于南天竺，居于兜率天。“兜率天”是知足常乐的意思。因此，弥勒佛的形象丰颐大耳，袒胸露腹，笑容可掬。传说五代时的契此和尚，是他的化身。契此常搭着一个口袋，行乞于市，感化世人，所以又称“布袋和尚”。在福建鼓山涌泉寺，还有为他而作的楹联：



日日携空布袋，少米无钱，却剩得大肚宽肠。不知众檀越(“檀越”指施主)，信心时用何物供养?

年年冷坐山门，接张待李，总见他欢天喜地。请问这头陀(“头陀”指和尚)，得意处是甚么由来?



上下联语，先从不同角度刻画弥勒降临人间的形象，接着提出两个耐人寻味的问题。至于如何理解，怎样回答?不论佛门的信徒，还是探胜的游客，只要是人世间的一员，能不思之再三吗?

(1990年《杂文界》第3期)

赏析品味“耐思量”这篇随笔，就会发现作者独具慧眼，于细微推究之中鉴赏辨析、明察异同，揭示出各副联语的深邃内涵，让人顿悟：尽管皆为弥勒而题，但个中总有深浅、曲直、是非。

文章起势，开门见山。点明“楹联既是文学创作，就必定体现作者的思想观念、文化素养和艺术风格”，这便是弥勒楹联之所以显露世人音容的必然因素。暗示写佛，实际上是人的写照。

随后文分三层，逐层深入。

第一层，以西园寺、潭柘寺等处的两副联语作比较，从乍看相似的境界中，鉴别出迥然差异的两种处世哲学，在字里行间窥察到两种人生观的天壤之别。对于楹联的思量，作者注重思想与艺术的统一。谈及潭柘、相国、龙兴三寺联语的造诣，是从“顶接”修辞法切入的，上下联分别用了三个“容”字(大肚能容，容天下能容之事)、三个“笑”字(开口便笑，笑世上可笑之人)，且对仗严谨，恰到好处，贬褒映衬，寓意格外鲜明。

第二层，赏析多宝寺、凌云寺的弥勒楹联，更把思想境地，推向无限的时空，古今上下，天地四方，借物喻人，论他说己，概括了两种针锋相对的宇宙观，并从中思索为人的正确座标，以摆正待人与待己，主观与客观的位置。

弥勒，按说本是“超凡脱俗”之佛，该文的第三层推进，却来了个“返璞归真”，指明“佛”来源于人，弥勒本是五代人契此的化身。紧接着，引出涌泉寺中为他而作的楹联。上联中的“日日携空布袋，少米无钱，却剩得大肚宽肠”，与下联中的“年年冷坐山门，接张待李，总见他欢天喜地”，分别都是活生生的真人写照。随机提出的两个耐人寻味的问题，该文没有探讨答案，而是引发读者思考：“至于如何理解，怎样回答?不论佛门的信徒，还是探胜的游客，只要是人世间的一员，能不思之再三吗?”这样，意在不言中，愈加显得余味无穷。而且在收笔处将“佛”作人化处理，又和文首的“世人的音容”呼应，构成了篇章的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