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了娄阿鼠

         看了 “四人帮”一伙阴谋家“慷慨陈辞”、贼喊捉贼的卑劣伎俩,不禁想起了娄阿鼠。
        娄阿鼠何许人? 他是昆曲《十五贯》里的一个反面角色,一个赌棍、骗子和杀人犯。一天深夜,当他 “输尽骗来的钱” ,偷偷摸摸地溜进了尤胡芦家“再找倒霉人” ,看到床头十五贯钱,一刀结果了尤胡芦的性命,席卷而去。事情要是到此为止,娄阿鼠还不过是一般的杀人凶手; 可是,当第二天街坊们发觉了这件人命案,现场上沸沸扬扬惊疑未定的时候,他却混在人群中颤颤巍巍地叫了起来: “鲜血淋淋,怕人得很啊!”从这一不寻常的表演中,我们看这个杀人犯准备用别人纯洁的鲜血来洗刷自己手上罪恶的血迹了。果然,紧接着他便含血喷人,一口咬定尤胡芦的女儿苏戌娟和一个过路的行人熊友兰是大逆不道的杀人犯和同谋者,并且“义形于色”地大声斥责说: “你心太狠,胆大万分,竟敢杀死人! ” 于是,杀人犯俨然成了 “真理” 与 “正义” 的化身。
        不过我们千万别把娄阿鼠这个舞台形象看作是演员的艺术夸张。只要看看“四人帮”一伙一次又一次的丑恶表演,就会感到娄阿鼠这个形象的艺术生命力。
        他们明明是一伙新老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却到处嚎叫“老干部百分之七十五都是民主派,民主派发展到走资派是客观的必然规律”;他们明明是一伙权欲熏心、利令智昏的资产阶级权利的狂热追求者,得意忘形地宣称货币对他们“已经不起作用”的暴发户,却诬蔑别人是“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辩护士”;他们明明是一伙含沙射影袭用“清君侧”反革命老谱的黑手,恶毒攻击敬爱的周总理,妄图打倒一大批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艰苦创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却借题发挥,蛊惑人心地反噬别人搞“清君侧”;更有甚者,那个连做梦也想着黄袍加身的“女皇迷”江青,竟不惜“江”冠李戴,疯狂地诬陷一位革命老干部:“谁跟主席革命,他就打击谁,他要登基,当皇帝!”这确是她颇为坦白的自供状,但决不是因她急不择言,透露了心声,而是由于演惯了“贼喊捉贼”的故伎,因而说谎造谣都达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地步。他们就是这样把从自己身上“洗”下来的“污水”,一古脑儿泼向别人。总之,凡是他们罗织并强加在革命同志身上的罪名,几乎没有一件不是他们自己身体力行的。谁说“四人帮”没有创造发明呢?这种“泼污水”战术就是一宗!
        “四人帮”这种“泼污水”战术虽然是娄阿鼠的故伎重演,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可同日而语。娄阿鼠颤颤巍巍的一声叫嚷也罢,“义形于色”地反噬也罢,想以别人的鲜血洗自己手上的血迹,其心可诛,但其目的不过是图得逃脱法网而已。“四人帮”则不然,他们并不以自己手上的血污为罪恶,而是想以别人的鲜血把自己浮上“皇帝”的宝座。他们不但是这样想的,而且也是这样做的,娄阿鼠做梦也不会有这种“雄图大略”的。何况娄阿鼠在逃之夭夭以后,尽管故作镇静,却惶惶不可终日,掩盖不住惊慌心理,这说明他虽然暂时逃避了刑律的制裁,但至少还承认杀人是犯法的,觉得他自己是有罪的。而 “四人帮”一伙干尽了祸国殃民的勾当,仍拉大旗作虎皮,把谎言说成“真理” ,把污秽说成“圣洁”,把卑鄙说成“崇高” ,把一肚子脏水化作满嘴的“革命” 词藻和大块文章,这是娄阿鼠能干得出来的么?
        由此可见,比起“四人帮” 来,赌棍兼杀人犯娄阿鼠还是相形见绌的,谁说这个舞台形象是演员 的艺术夸张呢!
        

(1978年2月19日《文汇报》)

         赏析 “论时事不留面子,贬痼弊常取类型”。《想起了娄阿鼠》这篇杂文,以鄙屑小人娄阿鼠,层层类比“四人帮”,跌宕起伏,“节外生枝”,使人觉得类取得好,贬得也好。
        娄阿鼠何许人也?作者先向读者作了解释,说明他是一个作恶多端,又多少有些伎俩的歹徒加小人。
        然而,与“四人帮”相比,娄阿鼠那一套简直是相形见绌、不足挂齿。就野心而言,“四人帮”比娄阿鼠大得多; 论“泼污水”的本领,也比娄阿鼠之流高强得多。在这里,作者巧妙地把娄阿鼠与“四人帮”放在一起加以对比,既指出丑类之间存在的某种联系,又指出其中的某些区别,是颇具匠心的。它让读者看到: “四人帮”所搞的那一套,不过是从娄阿鼠这样的流氓、地痞那里承袭来的,是娄阿鼠之辈的故伎重演,但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远远超过了娄阿鼠。这样,就把丑类锁在了同一根锁链上,是黑是白,让人们看得更加分明了。
        秦牧同志曾经说过: “精彩的譬喻,仿佛是童话里的魔棍似的,它碰到哪里,哪里就忽然明亮起来。一个精彩的譬喻,你看上一次有时甚至可以终生记住。”当然,这里的譬喻,不仅仅限于修辞格范围,它还包括类比、反谕、讽谕等。《想起了娄阿鼠》,采用的就是类比方法。试想,如果没有娄阿鼠那副尊容,“四人帮”的丑恶嘴脸能象现在表现得这样清楚吗?
        类比,要比得贴切、恰当,关键是比与被比的人或事物之间,要有某种可比性。没有可比性,就“驴唇对不上马嘴”,就缺乏撼人心魄的力量。娄阿鼠与“四人帮”之所以能类比,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所玩的把戏尽管不同,但骨子里是一样的。若没有这点相同,把两者放在一起就显然是不伦不类的。
        杂文需要类比,类比能使杂文生色。读完《想起了娄阿鼠》,我作如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