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一个例

         曾经有一个时候,有人提出过“不是国防文学便是汉奸文学”的主张,但其实那时候真正“汉奸文学”还是少见的。战争爆发以后,情形不同了,象张露薇、周作人、刘呐鸥、穆时英几位,都先后变成了“皇军”的宠臣。不过,文人虽然“投降”了,却并不一定就有作品,这里面,除了张露薇捷足先登,是靠题名《投降》的“作品”进身的以外,其余三位都是“投笔从政”的。而且,刘、穆二位,由于还有不懂“东亚的和平”的中国“匪徒”,早已完成了不“和平”的“最后”,只好去魂游三岛,更没有用笔的机会了。
        但当然,南京既然有在屠伯底刀斧旁边啃人骨头的“国民政府”在,汉奸文学就会有“作品”也有“理论” 的。“理论”,我在奴才报纸底副刊上就看到过《和平文艺运动的干部问题》的大文。虽然连文法都大半欠“亨”,但我们依然得承认它是“理论”。要向这种“理论家”要求文字通顺,那就只有怪你自己发昏。至于“作品”,依照我们底批评家和编辑家底惯例,只把老作家底作品算是作品,只从老作家底作品里面去看文艺精神的主流,那也是可以找到的。我就在7月号的《改造》上找到了老诗人双照楼主,现在是“国民政府”主席的 “汪先生” 底《述思》。
        述的是什么 “思”呢? 原来这位用叩头和卖身去向敌人追求“东亚和平” 的中国志士被一些用劫掠和屠杀来向我们实现“东亚和平” 的日本志士从河内迎到日本船上,向上海驶去的时候,也不禁有感,吟起了诗来。前四句是咏景的,不去管它,这里抄下面四句:

        良友渐随千劫尽
        神州又见百年沉
        凄然不作零丁叹
        检点生平未尽心

        这第三句做的是“翻案文章” ,因为,他那时和文天祥底“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的心境不同,死固然是报国的最后一刹那,但如果报国只要一死就可以,那未免太简单了,所以应该考虑考虑,云云。
        想一想罢,当千百万的中国人民忍受了残暴的敌人底屠杀和污辱,当千千万万的英勇的中国儿女为了民族底生存和气节,为了子孙底幸福和自由,正在用生命和民族敌人血战的时候,居然有人想偷偷地跑到敌人方面去,说要比那些“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 的英勇的已死者、愿死者、敢死者更要爱国; 如果不是天下最无耻的东西,是不能够说出口来的,把这些最无耻的诡辩写在里面的 “诗”,当是天下最无耻的 “作品”。“应该考虑考虑”,好的。考虑的结果是,乖乖地匐伏在敌人底脚下,大量地写些劝降的传单和宣言,和敌人底炸弹一起投向不肯屈服的中国人民和未被蹂躏的中国土地。好一个“生平未尽心” !
        但在他自己,这当然是一个天大的幸运。“神州又见百年沉”,不如此就要同归于尽,“良友渐随千劫尽”,不如此就要成为 “孤家寡人”。现在好了,不但在“皇军”底刺刀保护下面能够有一尺土的 “立命安身”之地,而且,还可以用黄土砌起一个有群偶朝拜的小朝廷。由河内到上海,就是这个幸运底开端,在受宠若惊的“真乎幻乎”的迷糊心境下面,当然难免有感而且吟诗了。——“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初承恩泽时”!
        难怪那个轮船底老板把那只轮船底银制模型送给他的时候,他要恭敬地陈设在客厅里面。这是多么可怀念的“初夜”啊。
        这就是这位“报国”的“志士”底“报国”的心怀,这就是这位“报国”的“诗人”底“报国”的“作品”。
        连认贼作父的汉奸都会用“报国”之类冠冕的名词来替自己掩饰,那我们对于那些用“抗战”、“民族”的说法以遂其阴私之徒底行为就可以恍然大悟了。“开卷有益”这句话实在是真理,连汉奸文学都能够使我们有心得。
        

(1941年7月28日香港)

         赏析 这篇杂文用“擒贼先擒王”的办法,首举汪精卫的诗作,作为汉奸文学的代表,进行抨击和批判,充分揭露了汪精卫一面卖国求荣,一面又文过饰非的丑恶嘴脸。
        汪精卫其人,政治上一贯投机,反复无常,而且巧言善辩,厚颜无耻。“既做婊子,又立牌坊”,是他惯用的伎俩。早在“九一八”之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他就以“半推半就假作娇痴的手段”,作过一番心想卖国而又要装潢门面的丑恶表演。鲁迅当时即着文予以讽刺,把他比作戏台上的“花旦兼小丑”和妓院中“虽在卖人,还兼自卖”的老鸨婆。胡风这篇文章,同鲁迅的讽刺精神是一致的,但在笔法上则稍有变化。因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汪精卫已撕破假面,公开投敌,情况不同了,他不能再象从前那样忸怩作态。但好为自饰的本性未变,即是在这种时刻,他还要发表诗作,为自己的投降变节粉饰,可谓无耻之尤。因此,作者也就不再使用含蓄的讽刺笔法,而是使用了痛斥怒骂、直诛其心的笔法,文章充满了火气。作者一面引用汪精卫本人的诗作,略加剖析,来揭露他的卖国心理和罪恶用心,颇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味道。一面怒斥汪精卫在国难当头,气节全丧,居然还要做“翻案文章”,认为历史上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倒不值得效法,而把“最无耻的诡辩”写入“诗”中,为自己的卖国投敌粉饰。“如果不是天下最无耻的东西,是不能够说出口来的”。这个民族败类“乖乖地匐伏在敌人底脚下”,用这类 “劝降”的“作品”,“和敌人底炸弹一起投向不肯屈服的中国人民和未被蹂躏的中国土地”。但是他还在说什么“检点生平未尽心” 呢,“好一个 ‘生平未尽心’ ”,活画出一副“儿皇帝”感恩戴德的奴才谄相。文字火辣,掷地有声,愤怒之情,溢于言表,颇似一篇讨贼檄文。
        文章在结尾处,忽然笔锋一转,写道: “连认贼作父的汉奸都会用 ‘报国’ 之类冠冕的名词来替自已掩饰,那我们对于那些用 ‘抗战’ 、‘民族’ 的说法以遂其阴私之徒底行为就可以恍然大悟了。”不点名地将矛头指向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当局。文收而意不尽,弦外之音,耐人寻味,发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