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说》解

         年过五十的老先生,大概总读过韩愈的《师说》。这篇文章里很有几句值得今天当老师和学生的想一想。例如他说:
        “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韩愈的原意,是因为自己接受了门徒,为了抵制当时舆论的非议,所以写这篇文章自解。他的意思是说,自己虽是作了先生,并不一定样样贤于弟子,从他学习的人不一定不如他,人们不必因此而大惊小怪。本来,只要是一个闻道在先,不管他是什么人,都可以拜为老师。要学习的是知识,用不着问他“生乎吾前”或“生乎吾后”;也用不着要求老师精通百般武艺,只要他有一门是比自己好的,就应该认他为师,向他学习。这是讲给求学的人听的。但也可以反过来讲给“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们听。
        “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这是一个真理,并不是瞎说。老师和学生并没有什么绝对不可逾越的界限。在这门知识上老师高于学生,在另一门知识上,学生也可能高于老师; 今天老师高于学生,明天学生可能高过老师。这也是辩证法,对立面的统一。老师和学生可以互相转换: 学生要向老师学习,老师也有需要向学生学习之处。
        《礼记》的《学记》有一段着名的话,意思也和这相近:“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 教学相长也。‘说命’曰‘教学半’ 。其此之谓乎! ” 《礼记》的话着重在自反自强,不如韩愈说得更彻底。但是它所说的 “教然后知困” ,“教学相长” , 所引的, “��学半” (就是教学各居其半,相反而相成),就是在今天看来,也还是颠扑不破的。
        做先生的必然同时做学生,或者首先做学生,象马克思所说的 “教育者必先受教育” ,这个道理说来很浅显,但是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却很不容易承认。特别是当老师当久了的人,或者象韩愈所说的 “术业有专攻” 的人,就很不容易接受这点辩证法。
        老师们不容易接受这个道理,倒也事出有因。“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 ,虽是封建思想的代表者韩愈所提出来的一个观点,但是在封建时代却并不通行。正好相反,“天地君亲师” ,在封建时代,老师是同 “天地君亲”在一起,居高而临下,弟子哪里能同老师上下平等而又矛盾统一呢?老师毕竟是老师,师道尊严,神圣不可侵犯,弟子毕竟是弟子,怎可以超过老师? 这个观点相沿成习,直到不久以前,还有许多人没有料到千古以来的老师和弟子,会有一个伦常大变的时候。
        新的师生关系,倒真象韩愈所说的,是“不耻相师”。就是互为老师,互为学生,彼此平等,不分尊卑,真正是“道之所存,师之所存” ,谁有学问,谁就是老师。
        当然,学术思想批判和教学改革,是应当有方针、有目标的,方针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目标是提高学术和提高教学,不是为批判而批判,为改革而改革。从学生方面来说,应该有“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尊重真理的精神,从老师方面来说,也应该象孔夫子那样,有一点“三人行,则必有我师”的雅量。
        韩愈援引孔子的先例,作出判断说,“圣人无常师”。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真正聪明有学问的人,没有一定的老师; 见人有学问,不管是谁,就认他为师。我想还得给他添一句: “师亦无常道”,就是当老师的并不经常等于真理。一个当老师的人,既要勇于坚持自己的真理,也要勇于承认自己的非真理。只要能作到这样一点,他就是“常师”和“真师”了。要保持师位的,不妨试一试这条方案,同学生们一道来为科学真理奋斗。
        在另一方面,当学生的也应当了解: 既然师和弟子的关系并不以师必贤于弟子、弟子必不如师为条件,那末,今天的学生在看到老师的某一方面的短处以后,也就不应该马上得到结论说,老师再不能作老师了。某一方面的短处并不等于一切方面的短处;反之,某一方面的长处也并不等于一切方面的长处。即令把学生和老师换个位置,对于比自己多一些知识的人也仍然应该“不耻相师”。何况位置还并不能互换;何况今天的学生担负着重大的使命,更应该深切地认识自己知道的还很有限,还必须虚心地向一切有所知、有所长的人学习,特别是向“术业有专攻”的老师们学习呢!
        这就是我的《师说》解。
        

(1959年1月20日《人民日报》)

         赏析 《〈师说〉解》是一篇有影响的、受到读者推崇的优秀杂文,它是建国后杂文史上的典范作品。它通过对韩愈的名作《师说》的解释和补充,并赋予其新意,阐述今天应该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的道理。
        韩愈的《师说》是一篇脍炙人口的名篇,它对于学生和教师的关系及教师作用的分析是得到后人赞赏的。廖沫沙同志在教学改革的高潮中,为了辩证论述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从谈论名篇《师说》入手,解说古人的杰作,这自然引起了读者阅读的兴趣。廖沫沙同志学识渊博,他对我国古代文化有精深的研究,因而,援古以证今,成了他杂文的常用写法。廖沫沙同志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所以他能鉴别《师说》中的精华和糟粕,他肯定和发展了韩愈的“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不耻相师” 、“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观点,并作了阐释和补充,提出新型的师生关系应是“互为老师,互为学生,彼此平等,不分尊卑”。教师应该谦虚谨慎,“同学生们一道来为科学真理奋斗”。学生“必须虚心地向一切有所知、有所长的人学习,特别是向 ‘术业有专攻’的老师们学习”。在一九五八年后的学术思想批判和教学改革运动中,作者能够抵制一些“左”的做法,辩证地提出了这些观点,指出“不是为批判而批判,为改革而改革”,师生要互相尊重。这确实是令人敬佩的。这表现了一个杂文家的“胆”与“识”,以及其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廖沫沙在文中所表达的观点,是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的,在今天看来,无疑也是正确的。
        廖沫沙的杂文善于运用史实和典故,议论精辟,语言练达。他引用原文,简明扼要、恰到好处,某些地方还能作些解释和引申。文风持平、态度诚恳,这是他的杂文拥有较多读者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