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叶

         因为看红叶,特地跑到绍兴去。上海是春天连蝴蝶也不肯光降的,秋天除了墓地里的法国梧桐呈着枯黄以外,红叶这一样东西从未入梦,更何论实景了。
        绍兴是水乡,但与别处的水乡又不同。因为原来是鉴湖,以后长出水田来,所以几百里广袤以内,还留着大湖的痕迹。在这大湖中,船舶是可以行驶无阻的,几乎没有一定的河道,只要不弄错方向,舟行真是左右逢源。
        在这样交叉的河道的两旁,我们鉴赏着绍兴的红叶。红叶是各地不同的,我与春苔、以刚两位谈论着:绍兴的是桕叶,红叶丛中夹着白色的桕实,有的叶只红半片,余下的半片还是黄绿,加上桕实的白色,是红绿白三色相映了;杭州的是枫叶,是全树通红的,并没有果实等等来冲淡它,除了最高处的经不起严寒变成了灰红色以外;北京人最讲究看红叶,这时我想起老友林宰平先生来了,我们的看红叶完全是他提起兴趣来的,也赖他的指示,知道北京人所谓看红叶完全是看的柿叶。柿叶虽然没有象绍兴桕树那般绿白的衬色,也没有象杭州枫叶那般满树的鲜红,但柿树也有它的特色,就是有与柿叶差不多颜色的柿子陪伴着,使鉴赏者的心中除了感到秋冬的肃杀以外,还感到下一代的柿树将更繁荣的希望。
        这时候我不知怎的,突然发生一种悲哀的预感,觉得我们的眼福渐渐缩小了。这不是很明显的事么,我们今年就没有看到京西的红叶?北京的柿子是着名的,虽在大雪的天气,整车的红柿子还推着沿街叫卖,柿子上盖着一层薄雪,因为老年人说吃了可以戒煤毒的,所以大家不怕冻的坦然吃着。而在上海是,要想买一个好好的柿子也得不到。橘子与苹果,是有 “生基斯德” 的,我们不愁没得吃。生基斯德如果不运橘子苹果来,我们一定没有橘子苹果吃了,柿子就是个好例。十几年前,一到这个时候,不是广东的柑子,福州的蜜橘,浙江的黄岩橘,都要上市了吗? 生基斯德一到,这些东西完全销声匿迹了。而柿子更脆弱,简直不等生基斯德到,早已吓得魂不附体,不敢跨入洋场一步了。
        于是我们大家在绍兴吃柿子。我预料,果子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也许是有一脉相通的。上海现在已经没有柿子的足迹,绍兴的领域也许只是十年五年的事了,再过五十年,一定只有深山荒谷里还找得着,与台湾的 “番席” 一样,必有汉人挑了担子从深山荒谷出来,一担柿子换一盒火柴回去,而这担柿子一入洋场,便放进玻璃柜里,上面写着大字广告道: “华柿: 新从深山荒谷得来,曾耗去子弹三万粒,步马枪各五千杆,本店店员采办队,尚有十八人负伤住院未愈,除略取医药费外,特别廉价出售,以飨各界士女,每个洋五十元正” 云。
        岂但柿子的命运如此,衣食住各项的命运无一不如此。你到上海木器铺里去问,他们有没有一件木器,是用完全中国的木料,中国的油漆,中国的铁链做的? 当然没有的。木料是从斐列滨、日本运来,漆是一擦便掉的,中国的锁钥无人中意,也只好改用洋锁了。最使你听了惊异的是,如果你一旦驾鹤仙游了,棺材也非斐列滨日本的木材不办,龙游寿木的来源据说早经断绝了。举个最近的例,我们这个《贡献》杂志的书皮上不是有一条棉线么,在上海各处大小杂货铺里搜求了两三天,竟得不到一根中国的棉线,结果还是用J.P.Coats的。
        趁时看看中国的红叶,大概不久也要没有得看了。
        

(1927年12月15日《贡献》旬刊第2期)

         赏析 本文有感于在上海吃不到柿子,而想到“广东的柑子,福州的蜜橘,浙江的黄岩橘”等国产鲜美水果,由于帝国主义在中国倾销水果而都销声匿迹了;不但水果,而且日常用的一切,从木器家具、棺材、钥匙与锁,到装订杂志的棉线,都被帝国主义垄断和霸占了中国广大的商品市场。他们利用这种垄断权,反过来巧取豪夺,吮血吸髓,扼住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与政治命脉。这无疑是一种尖锐的政治性主题,但文章基调却并不扼腕疾首和剑拔弩张,相反倒显得淡而悠闲:从作者一群人到绍兴看红叶写起,先写绍兴的湖光水色,次写绍兴的桕叶,杭州的枫叶,北京的柿叶等各种红叶间深浅浓淡的细微差别,再写北京城严冬挂着一层霜的柿子。但文章很快由抒写个人的闲情逸致转入对国家大事、民族命运的忧思。因为看红叶,由绍兴的桕叶而想到北京的柿叶,由柿叶而想到柿子,由柿子而想到在十里洋场的上海买不到柿子,由买不到国产水果而想到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命脉的垄断,这是一个旅游者随所见所闻自然而然产生的所思所感。旅游本来是寻求舒心惬意和解脱逍遥,但对于一个丧失主权的半殖民地的弱国子民来说,触景所生之情,不但不让人得着一丝悠闲,相反却使人陷入对民族命运的“悲哀的预感”与深深的忧虑之中。文章先写悠闲而继写沉痛,寄沉痛于悠闲而更见沉痛;同时使文章显得委婉有致,避免了单纯的直接议论常有的干枯僵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