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
《管子》是我国古代一部内容丰富、影响深远的重要学术著作。作者托名管仲,其实并非管仲所作。韩非曾说: “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韩非子·五蠹》)直到汉初,《管子》书仍很流行。叶适说: “汉初学者讲习尤著,贾谊、晁错以为经本,故司马迁读管氏书曰: ‘详哉其言之也!’篇目次第最为整比,乃汉世行书。”(《习学纪言》) 至汉成帝时,刘向负责校订群书 (向专校经传、诸子、诗赋),其所作《叙录》多已亡佚,然《管子·叙录》,现在尚存。《管子》一书,经刘向编订,始有86篇的定本。汉《志》著录 “管子八十六篇”,即此定本。现存的《管子》书,目录是86篇,但其中亡佚10篇(有目而无文),实存76篇 (且有的篇章,亦非刘向编订时之本貌)。
现在所能见到的该书最早的古写本为唐昭宗天复二年 (902)抄写的 《法禁》和《兵法》中的二则文字(敦煌残卷)及《修文殿御览》(敦煌残卷)引《霸形》篇文(《鸣沙石室佚书》)。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刻本是北宋杨忱本经南宋张嵲校正后于宋高宗绍兴九年(1139)刊刻的,又称绍兴本。此本现藏于北京图书馆。另外,还有南宋蔡潜道墨宝堂本,此本盖刻于绍兴二十二年(1152)。清代学者顾广圻、陈奂等均有此本的手校本。
宋本 《管子》,流传到明代,因翻刻凌乱,讹脱较多,因此刘绩特作 《管子补注》,以匡正谬误。刘绩的《补注》本,既非出于杨忱本,亦非出于墨宝堂本,而是自成一系,广为流传。属《补注》本系统的有:朱东光本、王芑孙跋本、无注本、明抄本等。另外,杨慎对“绍兴本”特作校订并予以刊刻,称杨慎校刻本,但此本流传不广。特别是赵用贤本出后,杨慎校刻本遂即无闻。明代诸刻以赵用贤本为最好,赵本系出于南宋张嵲校正本。属于赵本系统的有:明吴勉学本、黄之寀本、朱长春本、朱奍和本等。清代校勘最好的是戴望的《管子校正》。近代则有郭沫若、闻一多、许维遹的《管子集校》。
在注释、考订和研究《管子》的著作中,著名的有,唐房玄龄的《管子注》(实为尹知章注);明刘绩的《管子补注》、朱长春《管子榷》、梅士亨《诠叙管子成书》、凌汝亨《评注管子》;清洪颐煊的《管子义正》、王念孙《读书杂志·管子》、俞樾《诸子平议·管子》、孙诒让《札迻·管子》、何如璋《管子析疑》、陶洪庆《读管子札记》、于鬯 《香草续校书·管子》、陈梦雷《管子汇考》、王绍兰 《管子说》、丁士函 《管子臆解》、王先谦《管子集解》等。近、现代则有,章太炎的 《管子余义》、梁启超 《管子评传》、颜昌峣《管子校释》、于省吾《双剑誃诸子新证·管子》、罗根泽《管子探源》、马非百《管子轻重篇新诠》、赵守正 《管子通解》等。
《管子》书托名管仲撰,并非偶然。管仲 (?—前645),名夷吾,字仲,谥曰敬,因此又称管敬仲。春秋时期颍上(今安徽颍上县)人。他相齐达四十年(前685-前645),辅佐桓公,富国强兵,“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论语·宪问》),成为春秋时第一个霸主。他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家和思想家。为推动齐国的发展,在各个领域都有重大的改革和建树。齐国人极其推崇管仲,因此将书名为《管子》是非常自然的。
关于《管子》一书与管仲其人的关系,历来存有不同的意见。战国时代的韩非,汉代的贾谊、晁错、司马迁、刘向、刘歆、班固等,都认为《管子》是管仲的遗作。但魏晋以降,学界多有怀疑者,如魏晋的傅玄,唐代的孔颖达,南宋的叶适、黄震等。至近、现代,经过深入研究,多数学者认为《管子》书并非管仲所著,也非成于一时一人之手,而是战国至西汉,一批学者的论文汇编。书中绝大部分是战国时代的作品,作者盖是稷下学宫的稷下先生。其中 《牧民》、《形势》、《权修》、《乘马》等篇,存有管仲的遗说;《大匡》、《中匡》、《小匡》等篇,记有管仲的遗事;而《轻重》诸篇则是汉人附益的赝品。总之,《管子》一书,在时间维度上,跨越比较大。就管仲创说而论,在春秋时代;就基本成书而论,在战国时代;就《轻重》诸篇的问世而论,则在秦汉时代。因此,它既是研究管仲遗说和管仲思想的宝贵资料,也是研究稷下学、管子学派和齐文化的可靠资料,又是研究汉初经济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
由于《管子》书,时间跨度大,罗织内容广,故而对其学派归属,也有不同的意见。有的将之归入道家,如汉志;有的将之列入法家,如隋、唐志;有的将之划入杂家,如《周氏涉笔》。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管子》书的学派问题上,近现代学者也是众说纷纭。概括起来,不外“杂而无统”说和“杂而有统”说两种。持“杂而无统”说者认为,《管子》是 “一种无系统之类书”。(梁启超:《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书中“道家者言、儒家者言、法家者言、名家者言、阴阳家者言、农家者言、轻重家者言,杂盛于一篮。”(郭沫若: 《管子集校·叙录》) 然而,多数学者认为,可以把 《管子》现存的七十六篇分解开来,细致研究,但那可能陷入支离灭裂;更重要的是要把各编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以便判定其思想体系。从总体上说,《管子》书既不能简单地归之于道家或法家,也不能简单地归之于杂家,因为它不同于典型意义上的先秦各家,而是对各家有所贯通、融合、交汇从而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一种思想体系。具体地说,它是战国时期齐人和部分稷下学者继承和发扬管仲的思想和齐文化所形成的一个学派,可名之曰“管仲学派”或简称“管学”。这个学派,一方面强调法制,另一方面又肯定道德教化的作用。它融会道家,以道诠法,因此显出某些道家的特色;同时它又兼综儒家,强调法制与德教的统一而以法制为主。有的学者把它称作 “齐法家”,是有一定道理的。
下面对 《管子》书的思想作一扼要介绍。
1、社会政治思想
“作内政而寄军令”的社会编制思想。《管子》提出“作内政而寄军令”,即把居民的乡里组织和军事编制结合起来,寓兵于农。运用这种社会结构,一方面保留乡里组织中的宗法制成分使之成为社会安定的纽带,另一方面又通过军队的编制实行自上而下的集权。
注重耕战,富国强兵。在农业上,推行改革,实行“相地而衰征”的政策。主张以农为本,“富国多粟生于农”,“故禁末作、止巧利而利农事”。(《治国》)所谓“禁末作、止巧利”是禁止各种奢侈品的生产和流通,并非禁止发展正常的工商业。而是主张在以农为本的前提下,充分利用齐国的“地利”和人力,合理发展渔、盐、桑、麻和冶铁,形成一种综合发展的自然经济模式。
来民、重民的民本思想。《管子》认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小匡》)所谓“石民”即视民为国家的基石和根本。这表明,一方面它看到了民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看到了民心向背是政治得失和国家安危的关键所在。故尔特别强调“爱民”、“利民”、“顺民心”,以便达到 “驭民”、“牧民”、“役使民” 的目的。
2、法治思想
《管子》书在阐述其 “法治”观时,提出了一系列实行法治的措施和办法。首先,强调法律先行。“凡将举事,令必先出。曰事将为,其赏罚之数,必先明之。”(《立政》)否则,法禁不立则“奸邪生”。(《正世》)而法立令行则“群臣奉法以守职”。(同上)其次,实行法律统一。“权度不一,则循义者惑”。(《君臣上》)“刑论有常以行,不可改也”。(《问》)再次,法立之后必须以成文的形式公之于众,使万民皆知有所避就。最后,君主和官吏必须严格以法办事。做到“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任公而不任私”。(《任法》)“任法治国,举错而已”。( 《明法》)
《管子》的强调法治与商、韩不同。商、韩一派排斥道德教化,片面强调法制;而《管子》则主张礼法并用、刑德兼施。它把礼、义、廉、耻称为国之四维,认为 “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四维张,则君令行”。(《牧民》)在管仲学派看来,“饰四维”是严刑罚的基础和保障,因为 “刑不足以惩恶”,(《内业》) 只有“气意得”,刑罚才能达到目的,“心意定”,天下才得安宁。(同上) 这即是所谓 “教训成俗而刑罚省数也”。(《权修》)总之,它企图以礼法并用、刑德兼施的两手策略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
3、哲学思想
唯物主义的自然观。《管子》把天理解为自然之天,并认为它有自身的运动发展规律即天道。地与天对,地也有其自己的发展规律即地道。在天人关系问题上,《管子》主张人应“效夫天地之纪”(《白心》),遵循天道和地道。但人和天地不同,他不仅要效法自然,而且要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和组织社会,因此就有了人道。关于宇宙本原的问题,《管子》书提出了三个范畴,即“道”、“水”、“精气”。然而,这三个范畴并非属于同层次的并列关系,也不是三种宇宙观的杂凑。水、精气从其本原考察,它们与道是互通的,二者都要遵从道并归本于道。因此,“道论”是 《管子》宇宙观的核心,也是其哲学思想的理论基石。
“静因之道”的认识论。在认识论问题上,《管子》提出了 “虚气平心”“感而后应”(《内业》)的反映论原则。要求认识主体排除对被认识客体的任何成见和情意,作到客观地观察和认识事物,不应先入为主,“先物而动”。“其所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不修之此,焉能知彼。”(《心术上》)但也不是机械的反映论,因为它强调“得度”,即正确地把握主体和客体的分寸。“知静之修,居而自利; 知作之从,每动有功”。(《势》)
“予之为取”的辩证法思想。《管子》书比较注重研究事物的矛盾,提出了许多对矛盾范畴。并在此基础上,突出阐述了矛盾自我运动、矛盾相互依存和矛盾相互转化的思想。它把“予之为取”的辩证法运用于各个领域特别是社会政治领域,从而发展出一整套策略思想。
4、伦理思想
在伦理思想方面,《管子》提出了 “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著名命题(《牧民》),强调经济对道德的决定和制约作用。在“义”、“利”问题上,《管子》提出了“重利”而不轻义的义利统一观。在人性论上,《管子》认为,人有共同的人性,即所谓的“人情”。“凡人之性,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禁藏》)认为人性的具体内容即是追求物质利益的本能,以此证明对人民进行礼义教化和强调道德修养的必要性。
5、教育思想
由于管仲学派主张礼法并用、强调教化,因此对教育比较重视。它提出了“尊师爱生、教学相长”的原则和“学以致用”的方针。对学习态度、学习规律、教学秩序等也有明确的要求和规定。这在《弟子职》篇中有着详尽的论述。
6、军事思想
在军事思想上,《管子》提出了“以己知人”、“慎谋保国” (《兵法》) 的战争观; 富国强兵,“以慎国常”的战略思想;兵未出,“计必先定于内”(《七法》)的谋略思想;军队参加生产,“农事习则攻战巧”(《禁藏》)的备战习武原则;严明军纪(《重令》),“论功计劳”(《七法》)的治军措施以及各种具体的战术战法等。
《管子》书的经济思想,散见于某些篇章而集中于《轻重》诸篇。对 《轻重》诸篇,学术界多认为出于汉代,因此这儿就不作专门介绍了。
总之,《管子》一书内容极为丰富,大凡哲学、政治、法治、伦理、教育、军事、经济乃至自然科学、乐律、民俗等,无所不包。它是一部古代的百科全书式著作。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学术界对《管子》的研究也越来越重视了。研究的成果日益增多,探讨的问题也向纵深开拓。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正在或即将面世。
现在所能见到的该书最早的古写本为唐昭宗天复二年 (902)抄写的 《法禁》和《兵法》中的二则文字(敦煌残卷)及《修文殿御览》(敦煌残卷)引《霸形》篇文(《鸣沙石室佚书》)。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刻本是北宋杨忱本经南宋张嵲校正后于宋高宗绍兴九年(1139)刊刻的,又称绍兴本。此本现藏于北京图书馆。另外,还有南宋蔡潜道墨宝堂本,此本盖刻于绍兴二十二年(1152)。清代学者顾广圻、陈奂等均有此本的手校本。
宋本 《管子》,流传到明代,因翻刻凌乱,讹脱较多,因此刘绩特作 《管子补注》,以匡正谬误。刘绩的《补注》本,既非出于杨忱本,亦非出于墨宝堂本,而是自成一系,广为流传。属《补注》本系统的有:朱东光本、王芑孙跋本、无注本、明抄本等。另外,杨慎对“绍兴本”特作校订并予以刊刻,称杨慎校刻本,但此本流传不广。特别是赵用贤本出后,杨慎校刻本遂即无闻。明代诸刻以赵用贤本为最好,赵本系出于南宋张嵲校正本。属于赵本系统的有:明吴勉学本、黄之寀本、朱长春本、朱奍和本等。清代校勘最好的是戴望的《管子校正》。近代则有郭沫若、闻一多、许维遹的《管子集校》。
在注释、考订和研究《管子》的著作中,著名的有,唐房玄龄的《管子注》(实为尹知章注);明刘绩的《管子补注》、朱长春《管子榷》、梅士亨《诠叙管子成书》、凌汝亨《评注管子》;清洪颐煊的《管子义正》、王念孙《读书杂志·管子》、俞樾《诸子平议·管子》、孙诒让《札迻·管子》、何如璋《管子析疑》、陶洪庆《读管子札记》、于鬯 《香草续校书·管子》、陈梦雷《管子汇考》、王绍兰 《管子说》、丁士函 《管子臆解》、王先谦《管子集解》等。近、现代则有,章太炎的 《管子余义》、梁启超 《管子评传》、颜昌峣《管子校释》、于省吾《双剑誃诸子新证·管子》、罗根泽《管子探源》、马非百《管子轻重篇新诠》、赵守正 《管子通解》等。
《管子》书托名管仲撰,并非偶然。管仲 (?—前645),名夷吾,字仲,谥曰敬,因此又称管敬仲。春秋时期颍上(今安徽颍上县)人。他相齐达四十年(前685-前645),辅佐桓公,富国强兵,“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论语·宪问》),成为春秋时第一个霸主。他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家和思想家。为推动齐国的发展,在各个领域都有重大的改革和建树。齐国人极其推崇管仲,因此将书名为《管子》是非常自然的。
关于《管子》一书与管仲其人的关系,历来存有不同的意见。战国时代的韩非,汉代的贾谊、晁错、司马迁、刘向、刘歆、班固等,都认为《管子》是管仲的遗作。但魏晋以降,学界多有怀疑者,如魏晋的傅玄,唐代的孔颖达,南宋的叶适、黄震等。至近、现代,经过深入研究,多数学者认为《管子》书并非管仲所著,也非成于一时一人之手,而是战国至西汉,一批学者的论文汇编。书中绝大部分是战国时代的作品,作者盖是稷下学宫的稷下先生。其中 《牧民》、《形势》、《权修》、《乘马》等篇,存有管仲的遗说;《大匡》、《中匡》、《小匡》等篇,记有管仲的遗事;而《轻重》诸篇则是汉人附益的赝品。总之,《管子》一书,在时间维度上,跨越比较大。就管仲创说而论,在春秋时代;就基本成书而论,在战国时代;就《轻重》诸篇的问世而论,则在秦汉时代。因此,它既是研究管仲遗说和管仲思想的宝贵资料,也是研究稷下学、管子学派和齐文化的可靠资料,又是研究汉初经济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
由于《管子》书,时间跨度大,罗织内容广,故而对其学派归属,也有不同的意见。有的将之归入道家,如汉志;有的将之列入法家,如隋、唐志;有的将之划入杂家,如《周氏涉笔》。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管子》书的学派问题上,近现代学者也是众说纷纭。概括起来,不外“杂而无统”说和“杂而有统”说两种。持“杂而无统”说者认为,《管子》是 “一种无系统之类书”。(梁启超:《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书中“道家者言、儒家者言、法家者言、名家者言、阴阳家者言、农家者言、轻重家者言,杂盛于一篮。”(郭沫若: 《管子集校·叙录》) 然而,多数学者认为,可以把 《管子》现存的七十六篇分解开来,细致研究,但那可能陷入支离灭裂;更重要的是要把各编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以便判定其思想体系。从总体上说,《管子》书既不能简单地归之于道家或法家,也不能简单地归之于杂家,因为它不同于典型意义上的先秦各家,而是对各家有所贯通、融合、交汇从而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一种思想体系。具体地说,它是战国时期齐人和部分稷下学者继承和发扬管仲的思想和齐文化所形成的一个学派,可名之曰“管仲学派”或简称“管学”。这个学派,一方面强调法制,另一方面又肯定道德教化的作用。它融会道家,以道诠法,因此显出某些道家的特色;同时它又兼综儒家,强调法制与德教的统一而以法制为主。有的学者把它称作 “齐法家”,是有一定道理的。
下面对 《管子》书的思想作一扼要介绍。
1、社会政治思想
“作内政而寄军令”的社会编制思想。《管子》提出“作内政而寄军令”,即把居民的乡里组织和军事编制结合起来,寓兵于农。运用这种社会结构,一方面保留乡里组织中的宗法制成分使之成为社会安定的纽带,另一方面又通过军队的编制实行自上而下的集权。
注重耕战,富国强兵。在农业上,推行改革,实行“相地而衰征”的政策。主张以农为本,“富国多粟生于农”,“故禁末作、止巧利而利农事”。(《治国》)所谓“禁末作、止巧利”是禁止各种奢侈品的生产和流通,并非禁止发展正常的工商业。而是主张在以农为本的前提下,充分利用齐国的“地利”和人力,合理发展渔、盐、桑、麻和冶铁,形成一种综合发展的自然经济模式。
来民、重民的民本思想。《管子》认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小匡》)所谓“石民”即视民为国家的基石和根本。这表明,一方面它看到了民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看到了民心向背是政治得失和国家安危的关键所在。故尔特别强调“爱民”、“利民”、“顺民心”,以便达到 “驭民”、“牧民”、“役使民” 的目的。
2、法治思想
《管子》书在阐述其 “法治”观时,提出了一系列实行法治的措施和办法。首先,强调法律先行。“凡将举事,令必先出。曰事将为,其赏罚之数,必先明之。”(《立政》)否则,法禁不立则“奸邪生”。(《正世》)而法立令行则“群臣奉法以守职”。(同上)其次,实行法律统一。“权度不一,则循义者惑”。(《君臣上》)“刑论有常以行,不可改也”。(《问》)再次,法立之后必须以成文的形式公之于众,使万民皆知有所避就。最后,君主和官吏必须严格以法办事。做到“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任公而不任私”。(《任法》)“任法治国,举错而已”。( 《明法》)
《管子》的强调法治与商、韩不同。商、韩一派排斥道德教化,片面强调法制;而《管子》则主张礼法并用、刑德兼施。它把礼、义、廉、耻称为国之四维,认为 “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四维张,则君令行”。(《牧民》)在管仲学派看来,“饰四维”是严刑罚的基础和保障,因为 “刑不足以惩恶”,(《内业》) 只有“气意得”,刑罚才能达到目的,“心意定”,天下才得安宁。(同上) 这即是所谓 “教训成俗而刑罚省数也”。(《权修》)总之,它企图以礼法并用、刑德兼施的两手策略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
3、哲学思想
唯物主义的自然观。《管子》把天理解为自然之天,并认为它有自身的运动发展规律即天道。地与天对,地也有其自己的发展规律即地道。在天人关系问题上,《管子》主张人应“效夫天地之纪”(《白心》),遵循天道和地道。但人和天地不同,他不仅要效法自然,而且要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和组织社会,因此就有了人道。关于宇宙本原的问题,《管子》书提出了三个范畴,即“道”、“水”、“精气”。然而,这三个范畴并非属于同层次的并列关系,也不是三种宇宙观的杂凑。水、精气从其本原考察,它们与道是互通的,二者都要遵从道并归本于道。因此,“道论”是 《管子》宇宙观的核心,也是其哲学思想的理论基石。
“静因之道”的认识论。在认识论问题上,《管子》提出了 “虚气平心”“感而后应”(《内业》)的反映论原则。要求认识主体排除对被认识客体的任何成见和情意,作到客观地观察和认识事物,不应先入为主,“先物而动”。“其所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不修之此,焉能知彼。”(《心术上》)但也不是机械的反映论,因为它强调“得度”,即正确地把握主体和客体的分寸。“知静之修,居而自利; 知作之从,每动有功”。(《势》)
“予之为取”的辩证法思想。《管子》书比较注重研究事物的矛盾,提出了许多对矛盾范畴。并在此基础上,突出阐述了矛盾自我运动、矛盾相互依存和矛盾相互转化的思想。它把“予之为取”的辩证法运用于各个领域特别是社会政治领域,从而发展出一整套策略思想。
4、伦理思想
在伦理思想方面,《管子》提出了 “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著名命题(《牧民》),强调经济对道德的决定和制约作用。在“义”、“利”问题上,《管子》提出了“重利”而不轻义的义利统一观。在人性论上,《管子》认为,人有共同的人性,即所谓的“人情”。“凡人之性,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禁藏》)认为人性的具体内容即是追求物质利益的本能,以此证明对人民进行礼义教化和强调道德修养的必要性。
5、教育思想
由于管仲学派主张礼法并用、强调教化,因此对教育比较重视。它提出了“尊师爱生、教学相长”的原则和“学以致用”的方针。对学习态度、学习规律、教学秩序等也有明确的要求和规定。这在《弟子职》篇中有着详尽的论述。
6、军事思想
在军事思想上,《管子》提出了“以己知人”、“慎谋保国” (《兵法》) 的战争观; 富国强兵,“以慎国常”的战略思想;兵未出,“计必先定于内”(《七法》)的谋略思想;军队参加生产,“农事习则攻战巧”(《禁藏》)的备战习武原则;严明军纪(《重令》),“论功计劳”(《七法》)的治军措施以及各种具体的战术战法等。
《管子》书的经济思想,散见于某些篇章而集中于《轻重》诸篇。对 《轻重》诸篇,学术界多认为出于汉代,因此这儿就不作专门介绍了。
总之,《管子》一书内容极为丰富,大凡哲学、政治、法治、伦理、教育、军事、经济乃至自然科学、乐律、民俗等,无所不包。它是一部古代的百科全书式著作。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学术界对《管子》的研究也越来越重视了。研究的成果日益增多,探讨的问题也向纵深开拓。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正在或即将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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