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论
《中论》是东汉时期的一部政论性著作。徐幹撰。曾收入《汉魏丛书》(明万历本)、《两京遗编》(明万历本)、《四库全书》(子部 ·儒家类)、《小万卷楼丛书》、《龙溪精舍丛书》、《四部丛刊》 等。《隋书 ·经籍志》、《唐书·经籍志》、《崇文总目》均称有6卷,而晁公武《读书志》和陈振孙 《书录解题》却记作2卷,与今存本相合。故有人认为该书 “恐为宋人所合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该书原本有20余篇,宋曾巩校书时,仅存20篇。其中 《复三年丧》篇、《制役》等篇亡佚。清王仁俊曾辑佚文一卷。
徐幹(171—218)字伟长,北海(今山东昌乐)人。汉魏之际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建安七子”之一。出身于庶族,东汉末年“闭户自守”,“以六籍娱心而已。”(中论 ·原序)曹魏时曾官至司空军谋祭酒掾属、五官中郎将文学。因病去官后,“潜身穷巷,颐志保置。”“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三国志 ·魏书 ·王粲传)养浩然之气,习羡门之术,除儒家外,又受道家思想的影响。著作除 《中论》 外,后人辑有 《徐伟长集》。
现存 《中论》为上、下两卷,每卷各10篇,共20篇,约22800字。上卷篇目为 《治学》、《法象》、《修本》、《虚道》、《贵验》、《艺纪》、《核辨》、《智行》、《爵禄》; 下卷篇目为 《考伪》、《遣交》、《历数》、《夭寿》、《务本》、《审大臣》、《慎所从》、《亡国》、《赏罚》、《民数》。其内容涉及哲学、政治、经济、道德、学术等各个方面。它值得重视的有以下诸方面:首先,《中论》提出了朴素唯物主义的天道观。徐幹先受王充思想的影响,他否定天有意志,有目的,能主宰人事。他认为人的寿夭并不由天的意志来决定,而是与人的心理、修养联系在一起的。文章考察了历史上许多人寿夭的情况,认为“考其年寿不为夭矣,斯非仁者寿之验耶?”“天虽欲福人,亦不能以手臂引人……”。它还提出世间的事物有“常道”,有“变数”,“圣人取大略以为成法”,即为 “常道”,但也不能排斥有反常现象、偶然性和盲目性,即为 “变数”。人们观察事物,分析问题不能为偶然性、盲目性所迷惑,“必原事类之宜而循理焉”。在“治世”正常情况下,“行善者获福,为恶者得祸”,在“乱世”不正常的情况下,结果恰恰相反,但 “知者不以变数疑常道”。应 “循福之所自来,防祸之所由至也”。在不可捉摸的命运支配下,人们遇到不同遭遇,也应坚持自己的志向和操守,主张“遇不遇,非我也,其时也……守其所志而已矣。”君子不能因为趋福避祸而改变自己的善行,“岁之有凶禳而荒其稼穑者,非良农也;利之有盈缩而弃其资贷者,非良贾也;行之有祸福而改其善道者,非良士也”。其次,该书提出了重才智、轻德行的人才观。书中认为在汉魏之际,统治者只有本大义,重才智,才能御万国,临四海。然而德行和智慧二者,孰为重要?儒家传统的观点一直是重德行而轻智慧,可是《中论》在提出 “士或明哲穷理,或志行纯笃,二者不可兼,圣人将何取?”的问题后明确回答:“其明哲乎!失明哲之为用也,乃能殷民阜利,使万物无不尽其极者也。”才智之士所以可贵,在于他们能建功立业,有益于世。他们能 “威而不慑,困而能通,决嫌定疑,辨物居方,禳祸于忽秒,求福于未萌,见变事则达其机,得经事则循其常。不仅能明哲保身,而且能经世济民,其作用是志行之士所无法比拟的。从这一点出发,书中还进一步提出反对崇尚孝廉之风,认为“治国致平”应重于“孝悌忠信”。对于才智之士来说,只是才智多,志行少的问题,并非全无德行,故不能以小疵而妄加贬抑。其三,解决土地兼并的主张。《中论》提出东汉末年社会贫富不均、士人贫困不足,均由于大地主、大官僚和贵族掠夺和兼并土地造成的,书中说: “户口漏于国版,夫家脱于联伍,避役者有之,弃捐者有之,浮食者有之。于是奸心竞生,伪端并作矣。小则盗窃,大则攻劫,严刑峻法不能救也。”因此他提出要把隐庇逃亡的农户从官僚贵族的田庄中争夺过来,“以分田里,以令贡赋,以造器用,以制禄食,以起田役,以作军旅”,只有这样才能 “国以之建典,家以之立度”。才能 “事役既均”、“民尽其力”,“国家殷富,大小不匮,百姓休和,下无怨疚焉。”同时他还提出对纡青拖紫的贵族加以限制,“令畜田宅奴婢者有限”。
《中论》以 “中”为宗旨,强调 “言有序”,“不失事”、“不失其节”,一切都要处置得 “所”,“必原事类之宜而循理焉”。全书含有朴素的辩证法的因素。它否定天有意志、能主宰人事,它的天道观和祸福观表现出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倾向,这些都丰富了我国古代唯物主义哲学的宝库。书中提出限止兼并和蓄奴,反映了汉魏之际社会进步发展的客观需要,也反映了庶族地主中下层“治国致平”、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精神。特别是重才智轻德行的人才观,对阀阅世族势力的陈腐观念和用人标准提出了挑战,对才智之士及其社会作用的论述振聋发聩,对传统儒学是一个巨大的冲击,有利于人们从虚伪、僵化的儒家经义、教条中解脱出来,具有解放思想的重要作用,为后来曹操推行 “唯才是举”,选拔“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注)的革新政策作了理论、思想准备,为庶族、平民出身的士人跃登政治舞台铺平了道路,对社会进步起了积极作用。
徐幹(171—218)字伟长,北海(今山东昌乐)人。汉魏之际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建安七子”之一。出身于庶族,东汉末年“闭户自守”,“以六籍娱心而已。”(中论 ·原序)曹魏时曾官至司空军谋祭酒掾属、五官中郎将文学。因病去官后,“潜身穷巷,颐志保置。”“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三国志 ·魏书 ·王粲传)养浩然之气,习羡门之术,除儒家外,又受道家思想的影响。著作除 《中论》 外,后人辑有 《徐伟长集》。
现存 《中论》为上、下两卷,每卷各10篇,共20篇,约22800字。上卷篇目为 《治学》、《法象》、《修本》、《虚道》、《贵验》、《艺纪》、《核辨》、《智行》、《爵禄》; 下卷篇目为 《考伪》、《遣交》、《历数》、《夭寿》、《务本》、《审大臣》、《慎所从》、《亡国》、《赏罚》、《民数》。其内容涉及哲学、政治、经济、道德、学术等各个方面。它值得重视的有以下诸方面:首先,《中论》提出了朴素唯物主义的天道观。徐幹先受王充思想的影响,他否定天有意志,有目的,能主宰人事。他认为人的寿夭并不由天的意志来决定,而是与人的心理、修养联系在一起的。文章考察了历史上许多人寿夭的情况,认为“考其年寿不为夭矣,斯非仁者寿之验耶?”“天虽欲福人,亦不能以手臂引人……”。它还提出世间的事物有“常道”,有“变数”,“圣人取大略以为成法”,即为 “常道”,但也不能排斥有反常现象、偶然性和盲目性,即为 “变数”。人们观察事物,分析问题不能为偶然性、盲目性所迷惑,“必原事类之宜而循理焉”。在“治世”正常情况下,“行善者获福,为恶者得祸”,在“乱世”不正常的情况下,结果恰恰相反,但 “知者不以变数疑常道”。应 “循福之所自来,防祸之所由至也”。在不可捉摸的命运支配下,人们遇到不同遭遇,也应坚持自己的志向和操守,主张“遇不遇,非我也,其时也……守其所志而已矣。”君子不能因为趋福避祸而改变自己的善行,“岁之有凶禳而荒其稼穑者,非良农也;利之有盈缩而弃其资贷者,非良贾也;行之有祸福而改其善道者,非良士也”。其次,该书提出了重才智、轻德行的人才观。书中认为在汉魏之际,统治者只有本大义,重才智,才能御万国,临四海。然而德行和智慧二者,孰为重要?儒家传统的观点一直是重德行而轻智慧,可是《中论》在提出 “士或明哲穷理,或志行纯笃,二者不可兼,圣人将何取?”的问题后明确回答:“其明哲乎!失明哲之为用也,乃能殷民阜利,使万物无不尽其极者也。”才智之士所以可贵,在于他们能建功立业,有益于世。他们能 “威而不慑,困而能通,决嫌定疑,辨物居方,禳祸于忽秒,求福于未萌,见变事则达其机,得经事则循其常。不仅能明哲保身,而且能经世济民,其作用是志行之士所无法比拟的。从这一点出发,书中还进一步提出反对崇尚孝廉之风,认为“治国致平”应重于“孝悌忠信”。对于才智之士来说,只是才智多,志行少的问题,并非全无德行,故不能以小疵而妄加贬抑。其三,解决土地兼并的主张。《中论》提出东汉末年社会贫富不均、士人贫困不足,均由于大地主、大官僚和贵族掠夺和兼并土地造成的,书中说: “户口漏于国版,夫家脱于联伍,避役者有之,弃捐者有之,浮食者有之。于是奸心竞生,伪端并作矣。小则盗窃,大则攻劫,严刑峻法不能救也。”因此他提出要把隐庇逃亡的农户从官僚贵族的田庄中争夺过来,“以分田里,以令贡赋,以造器用,以制禄食,以起田役,以作军旅”,只有这样才能 “国以之建典,家以之立度”。才能 “事役既均”、“民尽其力”,“国家殷富,大小不匮,百姓休和,下无怨疚焉。”同时他还提出对纡青拖紫的贵族加以限制,“令畜田宅奴婢者有限”。
《中论》以 “中”为宗旨,强调 “言有序”,“不失事”、“不失其节”,一切都要处置得 “所”,“必原事类之宜而循理焉”。全书含有朴素的辩证法的因素。它否定天有意志、能主宰人事,它的天道观和祸福观表现出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倾向,这些都丰富了我国古代唯物主义哲学的宝库。书中提出限止兼并和蓄奴,反映了汉魏之际社会进步发展的客观需要,也反映了庶族地主中下层“治国致平”、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精神。特别是重才智轻德行的人才观,对阀阅世族势力的陈腐观念和用人标准提出了挑战,对才智之士及其社会作用的论述振聋发聩,对传统儒学是一个巨大的冲击,有利于人们从虚伪、僵化的儒家经义、教条中解脱出来,具有解放思想的重要作用,为后来曹操推行 “唯才是举”,选拔“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注)的革新政策作了理论、思想准备,为庶族、平民出身的士人跃登政治舞台铺平了道路,对社会进步起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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