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经
《坛经》是佛教禅宗的重要经典。也是中国佛教徒自己编撰的唯一经典。它记载了禅宗实际创始人慧能的事迹和说法内容,由弟子法海整理成书,约成书于713—732年。“坛”,指戒坛、法坛; “经”,是指把慧能的说法比作释迦牟尼佛所说的经典那样予以编录。最初只有慧能的入室弟子才被允许书写和传授《坛经》。随着禅宗的迅速繁荣发展,《坛经》作为祖师慧能的语录而得到广泛的流传,并且在内容上也出现了不少变化。迄今为止已发现的《坛经》异本不下十几种。这些异本在内容上的歧异,反映了各个不同时期禅宗思想的变化轨迹。经归纳整理,有代表性的、真正独立的本子为以下4种。1. 敦煌本。1923年由日本学者矢吹庆辉于伦敦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敦煌文书中发现。这是目前所掌握的最古老本子,全名为《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慧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下署“兼受无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卷末则题为: 《南宗顿教最上大乘坛经法》。该本不分品节,文字比较质朴。1943年,北京大学向达教授在敦煌发现梵夹式蝶装本写经1册,上面抄有4部禅宗文献,其中之一也名为《南宗顿教最上大乘坛经》,约为五代或宋初的抄本。该本内容与敦煌本大致相同,属于同一系统,同出自成书于唐代中叶的《坛经》原本。2.惠昕本。名为《六祖坛经》,系晚唐僧人惠昕的改编本。惠昕序文称“古本文繁,披览之徒,初忻后厌”,说明改编的原因。该本分2卷11门,约1.4万字,比敦煌本增加5000字。3.契嵩本。名《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曹溪原本》,系北宋僧人契嵩于仁宗至和年间 (1054-1056) 改编完成。1卷10品,2万余字。4. 宗宝本。题为《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 (1291) 由僧人宗宝改编而成。宗宝在《跋》中说:“余初入道,有感于斯。续见三本不同,互有得失,其板亦已漫灭。因取其本校雠,讹者正之,略者详之,复增入弟子请益机缘,应学者尽得曹溪之旨。” 可知该本作了较大修改。1卷10品,2万余字。是常见的流行本。
慧能(638-713),亦作惠能,俗姓卢氏,其父行瑫官于范阳,后左降迁流岭南新州。本人出生于岭南。因其父不久即去世,故家境贫困,少时未曾入学,稍长以卖柴养母度日。龙朔元年(661),赴湖北黄梅参礼五祖弘忍,不久即以“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之偈为弘忍印可,授予衣钵。其后16年隐迹于岭南山水之间。仪凤元年(676)在广州出家。此后便开始了长期传授“顿悟”禅法、创立禅宗的活动。他所创立的禅宗,是中国佛教宗派中势力最大,影响最久远的一支。武则天和唐中宗曾召他入京,均力辞不赴。去世后,唐宪宗追谥为“大鉴禅师”。王维、柳宗元、刘禹锡都曾为他撰写过碑铭。弟子有神会、怀让、行思、法海等40余人。法海,曲江(今属广东) 人。
《坛经》内容,包括两大部分。一是大梵寺开法的记录,构成《坛经》主体; 二是附属部分,包括与弟子答问、临终嘱咐等。大梵寺说法部分的基本思想包括: 定慧为本,一行三昧,无相为体、无念为宗、无住为本、顿悟菩提等。敦煌本记慧能说:“我此法门,以定慧为本。第一勿迷言定慧别。定慧体一不二。即定是慧体,即慧是定用。即慧之时定在慧,即定之时慧在定”。把禅定和般若智慧看作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若有区别,只是主观分别的结果而已。这一观点旨在否定坐禅,引导开展顿悟实践。对“一行三昧”,慧能有独特见解,即把它看成是“于一切时中,行住坐卧,常行直心”的内心自觉行为。所谓“无相”者,“于相而离相”,离是不著的意思,无相就是不著于相 (相,指事物、事相)。所谓“无念”者,“于念而不念”,“于一切境上不染”,即并非如草木瓦石那样毫元情感,而是指生活于现实世界中,不起杂念,不执着外境。所谓“无住”者,“于一切法上无住”,“于诸法上念念不住”,无所系缚。无相为体、无念为宗、无住为本,重点在开示一种全新的修行方法,提倡直觉能力的自然发挥,简化修行成佛的顺序、步骤,以般若之智悟见自心佛性,顿入佛地。“菩提”,即智、觉,指对佛教“真理”的觉悟,“顿悟菩提”即刹那直觉自己所具的佛性。在慧能那里,自心佛性、般若之智和菩提之觉是一而三、三而一的概念,都为众生所有,本来具足,若刹那见得,“即烦恼是菩提”,这是他提倡 “顿悟成佛”说的基本原理。他认为,“一念愚即般若绝,一念智即般若生”; “迷来经累劫,悟则刹那间”; “前念迷即凡,后念悟即佛”。就是说,成佛只是在刹那 (“一念”,时间的最小单位)之间。他还用自己的经验现身说法,说:“我于忍和尚处,一闻言下大悟,顿具真如本性”,声称自己就是顿悟成佛的。他又进而认为,“顿悟”是成佛的唯一途径,说:“若悟无生顿法,且西方只在刹那;不悟顿教大乘,念佛往生路遥,如何得达?”(引文均见敦煌本)领悟顿悟法门,西方极乐世界就在眼前;若不领悟,即使长年念佛修习,也难以抵达彼岸。《坛经》的这些思想与当时弘忍另一弟子神秀在北方提倡的“渐修”的禅学有重要分歧,形成对立,故历史上有 “南能北秀”之说。
《坛经》所提出的顿悟成佛理论,为佛教徒指出了一条简捷方便的成佛道路,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既然成佛只在一念之间,只是对 “自有本觉性”的刹那直觉体悟,那么,传统佛教所主张的读经、念佛、坐禅等一系列修习功夫,也就失去了它们的实际意义。这是我国佛教史上一个根本性变化。禅宗后来的迅速发展,与此不无关系。根据佛教传统,只有记叙佛的言教的著作才能称之为 “经”,《坛经》的出现是对这一传统的否定,并且带有强烈反权威的色彩。它有力地破除了对 “西方”的迷信和对 “佛祖”的崇拜,对建立民族的自信、发挥意识主体的能动性都有重要意义。在《坛经》思想指导下,慧能之后,禅宗进一步提出 “离经叛道”、“大胆怀疑”、“独立思考”等口号,致力于摆脱印度佛教繁琐的神学理论和宗教礼仪的努力,加深了佛教的中国化。
各种本子的 《坛经》各有自己的价值,只是在使用时应有所选择,善于分析对待。若研究以慧能为中心的初期禅宗,主要依据敦煌本。矢吹庆辉在对敦煌本加以校刊后,于1928年收入《大正藏》,其影印本则收入《鸣沙余韵》中。铃木大拙在对敦煌本研究的基础上,于1934年刊行了他校订的 《敦煌出土六祖坛经》,将全书分为57节,分别加以标题,并撰文解说。第1节“序品”,是法海对慧能在韶州城内大梵寺说法盛况的叙述。第2至12节,系慧能自述身世、求法因缘、得法经过,以及得法后南返的情况。第13至33节记录了大梵寺说法的内容。第33至44节,记载慧能与弟子们的答问。第45至47节,叙述慧能对其大弟子宣讲“三科”、“三十六对”法门。第48至54节,系慧能临终前对弟子的嘱咐。第55、56节为法海讲述慧能去世后《坛经》的传承情况。57节,主要是法海对慧能的颂扬和礼赞。这种分节方法目前较受学术界欢迎。1944年,上海“普慧大藏经刊印会”刊印了4种版本的合编本。1976年,日本影印 《六祖坛经诸本集成》,共搜集了11种版本。1981年,郭朋编撰 《坛经对勘》,对前述4种版本逐段对勘。关于 《坛经》的注释,则有丁福保 《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笺注》,郭朋 《坛经校释》、《坛经导读》 等。
慧能(638-713),亦作惠能,俗姓卢氏,其父行瑫官于范阳,后左降迁流岭南新州。本人出生于岭南。因其父不久即去世,故家境贫困,少时未曾入学,稍长以卖柴养母度日。龙朔元年(661),赴湖北黄梅参礼五祖弘忍,不久即以“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之偈为弘忍印可,授予衣钵。其后16年隐迹于岭南山水之间。仪凤元年(676)在广州出家。此后便开始了长期传授“顿悟”禅法、创立禅宗的活动。他所创立的禅宗,是中国佛教宗派中势力最大,影响最久远的一支。武则天和唐中宗曾召他入京,均力辞不赴。去世后,唐宪宗追谥为“大鉴禅师”。王维、柳宗元、刘禹锡都曾为他撰写过碑铭。弟子有神会、怀让、行思、法海等40余人。法海,曲江(今属广东) 人。
《坛经》内容,包括两大部分。一是大梵寺开法的记录,构成《坛经》主体; 二是附属部分,包括与弟子答问、临终嘱咐等。大梵寺说法部分的基本思想包括: 定慧为本,一行三昧,无相为体、无念为宗、无住为本、顿悟菩提等。敦煌本记慧能说:“我此法门,以定慧为本。第一勿迷言定慧别。定慧体一不二。即定是慧体,即慧是定用。即慧之时定在慧,即定之时慧在定”。把禅定和般若智慧看作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若有区别,只是主观分别的结果而已。这一观点旨在否定坐禅,引导开展顿悟实践。对“一行三昧”,慧能有独特见解,即把它看成是“于一切时中,行住坐卧,常行直心”的内心自觉行为。所谓“无相”者,“于相而离相”,离是不著的意思,无相就是不著于相 (相,指事物、事相)。所谓“无念”者,“于念而不念”,“于一切境上不染”,即并非如草木瓦石那样毫元情感,而是指生活于现实世界中,不起杂念,不执着外境。所谓“无住”者,“于一切法上无住”,“于诸法上念念不住”,无所系缚。无相为体、无念为宗、无住为本,重点在开示一种全新的修行方法,提倡直觉能力的自然发挥,简化修行成佛的顺序、步骤,以般若之智悟见自心佛性,顿入佛地。“菩提”,即智、觉,指对佛教“真理”的觉悟,“顿悟菩提”即刹那直觉自己所具的佛性。在慧能那里,自心佛性、般若之智和菩提之觉是一而三、三而一的概念,都为众生所有,本来具足,若刹那见得,“即烦恼是菩提”,这是他提倡 “顿悟成佛”说的基本原理。他认为,“一念愚即般若绝,一念智即般若生”; “迷来经累劫,悟则刹那间”; “前念迷即凡,后念悟即佛”。就是说,成佛只是在刹那 (“一念”,时间的最小单位)之间。他还用自己的经验现身说法,说:“我于忍和尚处,一闻言下大悟,顿具真如本性”,声称自己就是顿悟成佛的。他又进而认为,“顿悟”是成佛的唯一途径,说:“若悟无生顿法,且西方只在刹那;不悟顿教大乘,念佛往生路遥,如何得达?”(引文均见敦煌本)领悟顿悟法门,西方极乐世界就在眼前;若不领悟,即使长年念佛修习,也难以抵达彼岸。《坛经》的这些思想与当时弘忍另一弟子神秀在北方提倡的“渐修”的禅学有重要分歧,形成对立,故历史上有 “南能北秀”之说。
《坛经》所提出的顿悟成佛理论,为佛教徒指出了一条简捷方便的成佛道路,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既然成佛只在一念之间,只是对 “自有本觉性”的刹那直觉体悟,那么,传统佛教所主张的读经、念佛、坐禅等一系列修习功夫,也就失去了它们的实际意义。这是我国佛教史上一个根本性变化。禅宗后来的迅速发展,与此不无关系。根据佛教传统,只有记叙佛的言教的著作才能称之为 “经”,《坛经》的出现是对这一传统的否定,并且带有强烈反权威的色彩。它有力地破除了对 “西方”的迷信和对 “佛祖”的崇拜,对建立民族的自信、发挥意识主体的能动性都有重要意义。在《坛经》思想指导下,慧能之后,禅宗进一步提出 “离经叛道”、“大胆怀疑”、“独立思考”等口号,致力于摆脱印度佛教繁琐的神学理论和宗教礼仪的努力,加深了佛教的中国化。
各种本子的 《坛经》各有自己的价值,只是在使用时应有所选择,善于分析对待。若研究以慧能为中心的初期禅宗,主要依据敦煌本。矢吹庆辉在对敦煌本加以校刊后,于1928年收入《大正藏》,其影印本则收入《鸣沙余韵》中。铃木大拙在对敦煌本研究的基础上,于1934年刊行了他校订的 《敦煌出土六祖坛经》,将全书分为57节,分别加以标题,并撰文解说。第1节“序品”,是法海对慧能在韶州城内大梵寺说法盛况的叙述。第2至12节,系慧能自述身世、求法因缘、得法经过,以及得法后南返的情况。第13至33节记录了大梵寺说法的内容。第33至44节,记载慧能与弟子们的答问。第45至47节,叙述慧能对其大弟子宣讲“三科”、“三十六对”法门。第48至54节,系慧能临终前对弟子的嘱咐。第55、56节为法海讲述慧能去世后《坛经》的传承情况。57节,主要是法海对慧能的颂扬和礼赞。这种分节方法目前较受学术界欢迎。1944年,上海“普慧大藏经刊印会”刊印了4种版本的合编本。1976年,日本影印 《六祖坛经诸本集成》,共搜集了11种版本。1981年,郭朋编撰 《坛经对勘》,对前述4种版本逐段对勘。关于 《坛经》的注释,则有丁福保 《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笺注》,郭朋 《坛经校释》、《坛经导读》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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