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书·经籍志
《隋书·经籍志》是我国历史上一部重要的史志目录。系从《隋书》卷32—35裁篇另行编出。唐魏徵等撰。该书以隋政府藏书目录为底本,核对唐东都和西京所存图书,删去无益,补入可采编辑而成。原作为《隋书》的一部分多次刊印。其单行本有日本文政八年(1825)刻《八史 ·经籍志》本;清光绪九年(1883)镇海张寿荣重刻《八史 ·经籍志》本;1934年南京辞典馆印《历代经籍志》本;商务印书馆的《丛书集成》本和1957年商务印书馆所印《十史艺文志经籍志》本。该本以乾隆四年(1739)校刊殿版《二十四史》本之《隋书·经籍志》为底本,参考清章宗源、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校正旧本脱误,增加新式标点,还节录清张鹏一《隋书·经籍志补书目》作为附录,书末附有书名、作者人名索引,是目前比较通行的本子。
魏徵(580—643)字玄成,馆陶(今属河北)人。唐初政治家。初从李密,窦建德、入唐为李建成太子洗马。太宗即位,擢为谏议大夫,历任秘书监、侍中、封郑国公。受诏整理国家藏书,同时领导《五代史》的纂修。为人敢于犯颜直谏,促成“贞观之治”。著作有《隋书》序论和《梁书》、《陈书》、《齐书》的总论,并主编有《群书治要》。
该书4卷,约10万字,收录梁、陈、北齐、北周、隋五代官私书目所载而唐代见存典籍6520种,56881卷。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并附有佛、道二部。部下又细分40类。经部下设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尔雅五经总义附、孝经、小学,谶纬10类;史部下设正史、古史、旧事、职官、仪注、刑法、霸史、杂传鬼神附、地理、谱系、簿录、杂史、起居注13类;子部下设儒、道、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兵、天文、历数、五行、医方14类;集部下设楚辞、别集、总集3类;所附道经部下设经戒、饵服、符录、房中、佛经部下设经(大乘、小乘、杂疑),律(大乘、小乘杂),论(杂、论、记)。细类之下,列出书名及卷数,接下以“注”的方式记明撰著者的时代、官衔、姓名,间或注出“注”者或“赞者”、偶尔也注明书的内容出处。如史部·杂史类“《史要》十卷,汉桂阳太守卫飒撰。约《史记》要言,以类相从。”又如史部·地理类“《地理书》一百四十九卷,录一卷。陆登合《山海经》以来一百六十家以为此书。”这种辑录方式,对于考镜源流,知某项学术之发展演变,无疑颇有助益。同时,《隋志》往往以“注”的形式在书名之下附记残缺亡佚书目、卷数。这为后世了解古书的存佚流传,进而研究古代学术的发展提供了线索。
《隋书·经籍志》的最大功绩就在于开创了以“经史子集”直接标示部类的方法。并创立了一套相对完善的分类体系。此举在图书分类史上和目录学发展上无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自汉代刘歆的《七略》、班固《汉志》确立类分图书的“六分法”之后,经过不断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才开始出现了按“经史子集”四大部类类分图书的方法,但此时的“四分法”并没有直接以“经史子集”标示部类,而是用甲乙丙丁为次,在类目次序安排上也不尽一致,像《中经新簿》的部类顺序是“经子史集”;《晋元帝四部书目》的部类次序为“经史子集”,均以“甲乙丙丁”标类。直到《隋志》问世“经史子集”才代替了“甲乙丙丁”直接标示部类,并一直沿用至今。此外,《隋志》于四大部类之下又细分小类,使四部分类的体系臻于完善。这种做法,也与四部标类一样具有继往开来,推陈出新的意义。如作者在“史部”之下又细分13小类,其分类十分严谨,科学,以至后来的《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等史志目录的史部都直接沿袭了《隋志》史部的细类,直至清代,才由于学术的发展和图书数量的增加,佚史部的细目有所增加,但《隋志》的13类仍为基本类目。其他经、子、集的细类,同样也成了后世各种目录的基本类目。由于采用了这种直接标示部类的方法,可以清晰地向人们展示所录各种图书的内容,便于读者一目了然地检索,因而为后世目录书的编制树立了典范。至今仍是我们类分古籍、标示部类的基本方法之一。
《隋志》在四大部类之后附录道、佛两教的经书,这可以说是该书独具的特色。对这部分书只记其书名、卷数,不记其产生的时代及撰者、译者,也不统计残缺亡佚卷数。这是因《隋志》修撰者不以道、佛著作为正统典籍之故。
《隋志》继承了《汉志》开创的为部类撰写序言的优良传统,在每一细类之后撰有小序(类序);各部之后写有大序(部序);佛道经书之后也写有序言;另冠“总序”于卷首;缀“后序”于书末。计其大、小序,总、后序和佛道两序共48篇。这些序言概述了该部类图书的内容特点,学术源流以及图书发展变化、聚散存亡的情况,既起到阐明其分类特点的作用,又为后人了解该书起到提纲挈领、综观全局的作用。其实用价值和辩章学术的意义是很大的。如经部、乐类序云:“乐者,先王所以致神祗,和邦国,谐百姓,安宾客,悦远人,所从来久矣。周人存六代之乐,曰云门、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其后衰微崩坏,及秦而顿灭。汉初制氏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通其义。其后窦公河间献王,常山王张禹咸献乐书。魏晋以后,虽加损益、去正转远,事在声乐志。今录其见书,以补乐章之阙。”虽寥寥数语,乐书之内容、演变、存之等情况,一目了然。清朝编制《四库全书总目》时,也采用了这种方法。
《隋志》除“子部”外,各部的细类后面都有小计,既统计存书的部数、卷数,又作存、亡总数的统计;“经史子集”各部类后面,也都有统计。最后,有“四部”总计。如经部·春秋类后记:“右97部,983卷。通计亡书合130部,1190卷。”又如史部后记:“凡史之所记817部,13264卷。通计亡书合874部,16558卷。”这种辑录和统计存、亡图书的方式,被后代学者誉为“记一代藏书之盛”,是后世编制目录书所须遵循的基本体例之一。
清代以来,考补疏正《隋志》者颇多,如张鹏一撰有《隋书 ·经籍志补》,章宗源撰有《隋书 ·经籍志考证》(仅存史部13卷)等,而尤以清末目录学家姚振宗所撰《隋书 ·经籍志考证》最为详审。
魏徵(580—643)字玄成,馆陶(今属河北)人。唐初政治家。初从李密,窦建德、入唐为李建成太子洗马。太宗即位,擢为谏议大夫,历任秘书监、侍中、封郑国公。受诏整理国家藏书,同时领导《五代史》的纂修。为人敢于犯颜直谏,促成“贞观之治”。著作有《隋书》序论和《梁书》、《陈书》、《齐书》的总论,并主编有《群书治要》。
该书4卷,约10万字,收录梁、陈、北齐、北周、隋五代官私书目所载而唐代见存典籍6520种,56881卷。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并附有佛、道二部。部下又细分40类。经部下设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尔雅五经总义附、孝经、小学,谶纬10类;史部下设正史、古史、旧事、职官、仪注、刑法、霸史、杂传鬼神附、地理、谱系、簿录、杂史、起居注13类;子部下设儒、道、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兵、天文、历数、五行、医方14类;集部下设楚辞、别集、总集3类;所附道经部下设经戒、饵服、符录、房中、佛经部下设经(大乘、小乘、杂疑),律(大乘、小乘杂),论(杂、论、记)。细类之下,列出书名及卷数,接下以“注”的方式记明撰著者的时代、官衔、姓名,间或注出“注”者或“赞者”、偶尔也注明书的内容出处。如史部·杂史类“《史要》十卷,汉桂阳太守卫飒撰。约《史记》要言,以类相从。”又如史部·地理类“《地理书》一百四十九卷,录一卷。陆登合《山海经》以来一百六十家以为此书。”这种辑录方式,对于考镜源流,知某项学术之发展演变,无疑颇有助益。同时,《隋志》往往以“注”的形式在书名之下附记残缺亡佚书目、卷数。这为后世了解古书的存佚流传,进而研究古代学术的发展提供了线索。
《隋书·经籍志》的最大功绩就在于开创了以“经史子集”直接标示部类的方法。并创立了一套相对完善的分类体系。此举在图书分类史上和目录学发展上无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自汉代刘歆的《七略》、班固《汉志》确立类分图书的“六分法”之后,经过不断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才开始出现了按“经史子集”四大部类类分图书的方法,但此时的“四分法”并没有直接以“经史子集”标示部类,而是用甲乙丙丁为次,在类目次序安排上也不尽一致,像《中经新簿》的部类顺序是“经子史集”;《晋元帝四部书目》的部类次序为“经史子集”,均以“甲乙丙丁”标类。直到《隋志》问世“经史子集”才代替了“甲乙丙丁”直接标示部类,并一直沿用至今。此外,《隋志》于四大部类之下又细分小类,使四部分类的体系臻于完善。这种做法,也与四部标类一样具有继往开来,推陈出新的意义。如作者在“史部”之下又细分13小类,其分类十分严谨,科学,以至后来的《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等史志目录的史部都直接沿袭了《隋志》史部的细类,直至清代,才由于学术的发展和图书数量的增加,佚史部的细目有所增加,但《隋志》的13类仍为基本类目。其他经、子、集的细类,同样也成了后世各种目录的基本类目。由于采用了这种直接标示部类的方法,可以清晰地向人们展示所录各种图书的内容,便于读者一目了然地检索,因而为后世目录书的编制树立了典范。至今仍是我们类分古籍、标示部类的基本方法之一。
《隋志》在四大部类之后附录道、佛两教的经书,这可以说是该书独具的特色。对这部分书只记其书名、卷数,不记其产生的时代及撰者、译者,也不统计残缺亡佚卷数。这是因《隋志》修撰者不以道、佛著作为正统典籍之故。
《隋志》继承了《汉志》开创的为部类撰写序言的优良传统,在每一细类之后撰有小序(类序);各部之后写有大序(部序);佛道经书之后也写有序言;另冠“总序”于卷首;缀“后序”于书末。计其大、小序,总、后序和佛道两序共48篇。这些序言概述了该部类图书的内容特点,学术源流以及图书发展变化、聚散存亡的情况,既起到阐明其分类特点的作用,又为后人了解该书起到提纲挈领、综观全局的作用。其实用价值和辩章学术的意义是很大的。如经部、乐类序云:“乐者,先王所以致神祗,和邦国,谐百姓,安宾客,悦远人,所从来久矣。周人存六代之乐,曰云门、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其后衰微崩坏,及秦而顿灭。汉初制氏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通其义。其后窦公河间献王,常山王张禹咸献乐书。魏晋以后,虽加损益、去正转远,事在声乐志。今录其见书,以补乐章之阙。”虽寥寥数语,乐书之内容、演变、存之等情况,一目了然。清朝编制《四库全书总目》时,也采用了这种方法。
《隋志》除“子部”外,各部的细类后面都有小计,既统计存书的部数、卷数,又作存、亡总数的统计;“经史子集”各部类后面,也都有统计。最后,有“四部”总计。如经部·春秋类后记:“右97部,983卷。通计亡书合130部,1190卷。”又如史部后记:“凡史之所记817部,13264卷。通计亡书合874部,16558卷。”这种辑录和统计存、亡图书的方式,被后代学者誉为“记一代藏书之盛”,是后世编制目录书所须遵循的基本体例之一。
清代以来,考补疏正《隋志》者颇多,如张鹏一撰有《隋书 ·经籍志补》,章宗源撰有《隋书 ·经籍志考证》(仅存史部13卷)等,而尤以清末目录学家姚振宗所撰《隋书 ·经籍志考证》最为详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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