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新附考(钮树玉)
《说文新附考》,研究《说文解字》新附字著作。全书说文新附考六卷,续考一卷,共七卷。清钮树玉撰。成书于清嘉庆元年(1796年),刊行于清嘉庆六年(1801年)。
钮树玉,字蓝田,号山人,晚年又号非石。生于清道光七年(1760年),卒于清乾隆二十五年(1827年)。江苏吴县人,钮树玉一生的学术活动,主要集中在“说文学”方面,并且颇有成就。钮氏认为,《说文解字》是悬诸日月而不刊之书。后人把新附字混杂在《说文解字》当中,实际上是把本是许慎不想要收的字形硬加在许慎《说文解字》中。他认为大徐本《说文解字》中的四百零二个新附字,增入《说文解字》正篆中的十九个字,以及徐铉进说文解字牒中辨正俗书中未然者七个字,共四百二十八个字,“经典相承且见于汉碑者,十有七八,而《说文》不著,要非漏略也。”钮氏云:他“尝泛检群书,兼得之师友,为《新附考》六卷、续考一卷”(钮树玉《说文新附考·后叙》)。
《说文新附考》对于所收的四百二十八个新附字逐字考释。全书以篇幅分卷。书中作为考释对象的新附字的排列顺序与大徐本《说文解字》相同。每一款目中,标目单独占一行。这些标目,从其内容上看,大约可能分为十三种类型,其中包括:(一)某字(即大徐本《说文解字》新附字。下同)通作某字(即大徐本《说文解字》新附字的同源通用字、同音借用字、异体字等。下同)。(二)某字通作某,又作某(或“亦作某”)。(三)某字或作某字。(四)某通作某;又作某字,义别。(五)某字疑某字之别体。(六)某字未详。(七)某字疑某字之俗体。(八)某字疑古作某字。(九)某字疑某字之俗字,或作某字。(十)某字即某字之别体。(十一)某字即某字之俗体。(十二)某字通作某字,又疑某字之别体。(十三)某字疑古作某字,又疑某字之别体。标目左边一行,先列《玉篇》、《广韵》、《尔雅》中同《说文解字》新附字有关的文字说解。然后再以按语的形式转述钱大昕对于许慎不收某个新附字的看法(如钱氏没有对这个新附字发表过评论,此项则缺),接着再阐述钮氏自己的文字考据及其结论。钮氏的“续考”,其体例与此完全一致。
钮树玉在《说文新附考》中所做的文字考据工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通过字书所收文字与经籍所用文字的比勘而考出异文,这些异文大致反映出三种语言文字现象,即同源通用现象、同音借用现象以及异体现象等。然后,钮氏又以异文之间的形音义三者的相互关系出发,寻求对于上述语言文字现象作出比较合理的解释,从而显示出许慎不收某个新附字的原由。前者是从语用的角度出发进行考察的,后者是从语言系统(主要是词义系统)与文字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出发进行考据的。例如,《说文新附考》卷一: “迸通作屏。汉碑有迸。《玉篇》:迸,彼诤切。散也。按:《诗》作之屏之。《论语》屏四恶。《王制》屏之远方。《榖梁·宣元年》传:放犹屏也。是并作屏。唯《大学》作迸诸四夷。《释文》引皇云:迸犹屏也。”《说文解字》尸部“屏”字的文字说解是“屏蔽也。从尸,并声”。《说文解字》尸部新附字“迸”字的文字说解是“散走也。从尸,并声”。根据钮氏《说文新附考》博稽载籍所提供的上古文献中“迸”和“屏”二字的分布情况,又根据《说文解字》《玉篇》等字书的收字情况及其文字说解,读者就可以比较容易地得出《说文新附考》所引先秦经籍中使用的“屏”字是“迸”字的同音借用字,而“迸”字是后出本字。至于“迸”字不当附的原因,钮树玉则认为这是因为在先秦经籍中“迸通作屏”。不过,钮氏的文字考据及其结论还是可以商榷的。
《说文新附考》是清代“说文学”的一部重要著作,钮树玉在《说文新附考》中所进行的工作有两个方面的意义:第一,宋代徐铉通过字经互证而发现了关于《说文解字》所收正篆与先秦经籍用字、汉代时俗要用之字之间有矛盾这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并且用新附字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其思路是沿着许慎《说文解字》“形义统一”的原则向前发展的。但是,由于这种原则只能适用于以自然语言为基础的形式化语言(封闭的语言),而在经籍用字与汉代时俗要用字之间是无法贯彻始终的,因此,徐铉的仅从汉字的量的方面解释和解决上述矛盾现象,即新附字的方式,是可以商榷的。到了清代,钮树玉又将《说文解字》新附字的问题提了出来,并且作为研究《说文解字》的一项重要工作。钮氏没有走前代人的老路,而是另辟捷径,从汉字的质的方面解释和解决上述矛盾现象,即从汉语系统(主要是汉语词义系统)的变异与汉字系统的变异之间的共变关系(或相关关系)出发,去考察和解释汉字的同源通用现象、同音借用现象以及异体现象。这是对宋代“说文学”的继承和发展。钮氏在《说文新附考》中所做的这方面工作为近现代汉语文字学家利用《说文解字》来研究汉字系统的发生、发展和变异的规律打下了基础。第二,钮树玉在《说文新附考》中对大徐本《说文解字》新附字的研究工作,为后人研究许慎作《说文解字》的真正意图,探索《说文解字》的真实性质,开辟了一条新的思路和途径,并且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考据资料。尽管后人对钮氏《说文新附考》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是,开创一代风气之功,终不可没。事实也正是如此。在他之后,郑珍的《说文新附考》、雷浚的《说文外编》等都是沿着钮树玉《说文新附考》所开辟的这条路子走下去的。
《说文新附考》有两种重要的版本。第一种,清嘉庆六年(1801卷)钮氏非石居刻本。六卷。续考一卷。王筠批注并跋。现藏于北京图书馆善本部。第二种,一九八五年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影印本。二册。另外,还有武昌局本、许学丛书本等。
钮树玉,字蓝田,号山人,晚年又号非石。生于清道光七年(1760年),卒于清乾隆二十五年(1827年)。江苏吴县人,钮树玉一生的学术活动,主要集中在“说文学”方面,并且颇有成就。钮氏认为,《说文解字》是悬诸日月而不刊之书。后人把新附字混杂在《说文解字》当中,实际上是把本是许慎不想要收的字形硬加在许慎《说文解字》中。他认为大徐本《说文解字》中的四百零二个新附字,增入《说文解字》正篆中的十九个字,以及徐铉进说文解字牒中辨正俗书中未然者七个字,共四百二十八个字,“经典相承且见于汉碑者,十有七八,而《说文》不著,要非漏略也。”钮氏云:他“尝泛检群书,兼得之师友,为《新附考》六卷、续考一卷”(钮树玉《说文新附考·后叙》)。
《说文新附考》对于所收的四百二十八个新附字逐字考释。全书以篇幅分卷。书中作为考释对象的新附字的排列顺序与大徐本《说文解字》相同。每一款目中,标目单独占一行。这些标目,从其内容上看,大约可能分为十三种类型,其中包括:(一)某字(即大徐本《说文解字》新附字。下同)通作某字(即大徐本《说文解字》新附字的同源通用字、同音借用字、异体字等。下同)。(二)某字通作某,又作某(或“亦作某”)。(三)某字或作某字。(四)某通作某;又作某字,义别。(五)某字疑某字之别体。(六)某字未详。(七)某字疑某字之俗体。(八)某字疑古作某字。(九)某字疑某字之俗字,或作某字。(十)某字即某字之别体。(十一)某字即某字之俗体。(十二)某字通作某字,又疑某字之别体。(十三)某字疑古作某字,又疑某字之别体。标目左边一行,先列《玉篇》、《广韵》、《尔雅》中同《说文解字》新附字有关的文字说解。然后再以按语的形式转述钱大昕对于许慎不收某个新附字的看法(如钱氏没有对这个新附字发表过评论,此项则缺),接着再阐述钮氏自己的文字考据及其结论。钮氏的“续考”,其体例与此完全一致。
钮树玉在《说文新附考》中所做的文字考据工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通过字书所收文字与经籍所用文字的比勘而考出异文,这些异文大致反映出三种语言文字现象,即同源通用现象、同音借用现象以及异体现象等。然后,钮氏又以异文之间的形音义三者的相互关系出发,寻求对于上述语言文字现象作出比较合理的解释,从而显示出许慎不收某个新附字的原由。前者是从语用的角度出发进行考察的,后者是从语言系统(主要是词义系统)与文字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出发进行考据的。例如,《说文新附考》卷一: “迸通作屏。汉碑有迸。《玉篇》:迸,彼诤切。散也。按:《诗》作之屏之。《论语》屏四恶。《王制》屏之远方。《榖梁·宣元年》传:放犹屏也。是并作屏。唯《大学》作迸诸四夷。《释文》引皇云:迸犹屏也。”《说文解字》尸部“屏”字的文字说解是“屏蔽也。从尸,并声”。《说文解字》尸部新附字“迸”字的文字说解是“散走也。从尸,并声”。根据钮氏《说文新附考》博稽载籍所提供的上古文献中“迸”和“屏”二字的分布情况,又根据《说文解字》《玉篇》等字书的收字情况及其文字说解,读者就可以比较容易地得出《说文新附考》所引先秦经籍中使用的“屏”字是“迸”字的同音借用字,而“迸”字是后出本字。至于“迸”字不当附的原因,钮树玉则认为这是因为在先秦经籍中“迸通作屏”。不过,钮氏的文字考据及其结论还是可以商榷的。
《说文新附考》是清代“说文学”的一部重要著作,钮树玉在《说文新附考》中所进行的工作有两个方面的意义:第一,宋代徐铉通过字经互证而发现了关于《说文解字》所收正篆与先秦经籍用字、汉代时俗要用之字之间有矛盾这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并且用新附字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其思路是沿着许慎《说文解字》“形义统一”的原则向前发展的。但是,由于这种原则只能适用于以自然语言为基础的形式化语言(封闭的语言),而在经籍用字与汉代时俗要用字之间是无法贯彻始终的,因此,徐铉的仅从汉字的量的方面解释和解决上述矛盾现象,即新附字的方式,是可以商榷的。到了清代,钮树玉又将《说文解字》新附字的问题提了出来,并且作为研究《说文解字》的一项重要工作。钮氏没有走前代人的老路,而是另辟捷径,从汉字的质的方面解释和解决上述矛盾现象,即从汉语系统(主要是汉语词义系统)的变异与汉字系统的变异之间的共变关系(或相关关系)出发,去考察和解释汉字的同源通用现象、同音借用现象以及异体现象。这是对宋代“说文学”的继承和发展。钮氏在《说文新附考》中所做的这方面工作为近现代汉语文字学家利用《说文解字》来研究汉字系统的发生、发展和变异的规律打下了基础。第二,钮树玉在《说文新附考》中对大徐本《说文解字》新附字的研究工作,为后人研究许慎作《说文解字》的真正意图,探索《说文解字》的真实性质,开辟了一条新的思路和途径,并且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考据资料。尽管后人对钮氏《说文新附考》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是,开创一代风气之功,终不可没。事实也正是如此。在他之后,郑珍的《说文新附考》、雷浚的《说文外编》等都是沿着钮树玉《说文新附考》所开辟的这条路子走下去的。
《说文新附考》有两种重要的版本。第一种,清嘉庆六年(1801卷)钮氏非石居刻本。六卷。续考一卷。王筠批注并跋。现藏于北京图书馆善本部。第二种,一九八五年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影印本。二册。另外,还有武昌局本、许学丛书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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