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纠谬

        考纠《新唐书》各种失误的著作。二十卷。北宋吴缜撰。成书具体年代不详。
        吴缜,字廷珍。生卒年不详。成都人。《宋史》无传,生平事迹难于详考。官至左朝议大夫,曾知邛州(今四川邛峡县)、蜀州(今四川崇庆县)、洋州(今陕西洋县)、万州(今四川万县市),颇有惠政。吴缜治学勤奋,博通古今,尤精于考订前代史书的谬误。著作有《朱梁列传》十五卷、《杂录》三卷,以及流传至今的《新唐书纠谬》和《五代史纂误》。
        吴缜在蜀中任官期间,曾利用公余闲暇而研读《新唐书》。凡遇有脱谬失误之处,则反复参究,并记录下来。任官期满后还朝,取道长江,坐船东下。他在船中无它事纷扰,因取昔日所记《新唐书》谬误,整理编排成书,题名《新唐书纠谬》。后曾改名《新唐书正谬》。宋绍圣元年(1094年),他将此书呈献朝廷。又因“未尝刊正,止是纠摘谬误而已”,仍题名《新唐书纠谬》。
        此书二十卷,分为二十门,共有四百四十九条。这二十门类,又分为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新唐书》牴牾错漏之处。有以无为有、似实而虚、书事失实、自相违舛、年月时世差互、官爵姓名谬误、纪志表传不相符合、一事两见而异同不完、载述脱误、事有可疑等十门,总计二百五十九条。这部分内容所占份量最重,考纠最力,辨析也颇为精当。《新唐书》成于众家之手,最终又没有经过全书的统稿。而且,本纪和列传部分的撰者是欧阳修和宋祁。他们二人皆以文章华采著称于世,重视文学则必然有碍于史学。因此,吴缜所纠驳切中其弊。二是对《新唐书》剪材不当之处的指摘,有事状丛复、宜削而反存、当书而反缺等三门,共计七十六条。这部分内容是针对《进新唐书表》所谓“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而言。他认为《新唐书》增事省文固未能皆如所陈,往往一事数出,而其大致则同,可以刊省从一者甚众。三是对《新唐书》编纂失例的纠驳,有世系乡里无法、尊敬君亲不严、义例不明、先后失序、编次未当、与夺不常等六门,共计三十六条。吴缜认为编纂失例是《新唐书》的又一弊病。《新唐书》在编撰之际,欧阳修在京都,宋祁在外郡,虽然由修纂官吕夏卿前往郑州(今河南郑县)同宋祁商较同异,但仍难于一例。所以吴缜指出:“取彼例比较此例则不同,取前传以比后传则不合,详略不一,去取未明,一史之内为体各殊。”因此,吴缜在这六门之中,所举其失例的内容也多能服人。四是纠出《新唐书》的文字错误,有字书非是门,共计七十八条。宋祁虽以精通小学而闻名,但吴缜仍然列出《新唐书》中误用字、不经字、讹误字等三类文字上的错谬。对此,后世学者多攻击吴缜,认为他是有意抨击,大都近于吹毛求疵。但吴缜所纠谬误,却有其独到之处。如纠《郑善果传》,“聊城”误作“辽城”;纠《仆固怀思传》,“横水”误作“黄水”;纠《卢怀慎等传》,“疆埸”误作“疆场”。这些内容绝非主观臆断,当有其所本,也确实纠出了在文字上的许多不足和失误之处。
        《新唐书》所以错误如此之多,吴缜认为在修撰上存有八失:一曰责任不专,二曰课程不立,三曰初无义例,四曰终无审覆,五曰多采小说而不精择,六曰务因旧文而不推考,七曰刊修者不知刊修之要而各徇私好,八曰校勘者不举校勘之职而帷务苟容。这八失的总结,不仅深中其病,而且也反映出吴缜在史书编修方法上的见识。
        当然,吴缜此书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对欧、宋之失的考纠,尚有未尽之处;所考内容中,也存在着疏漏。宋人王明清在《挥麈录》中,认为吴缜登进士第后,曾欲参与新书的编修,但却遭到欧阳修的轻视而被拒绝,待书成之后,则著《新唐书纠谬》指摘其非以泄私怨。晁公武则更讥其不能属文,多误有诋诃。清人钱大昕就此曾研究多年,共摘出吴缜在地理、职官考证等方面的错误三十余条。
        但是,吴缜此书的绝大多数内容还是正确的,不能因挟怨著述之嫌和一些失误而贬低他在考史上的贡献。清人李慈铭在《越缦堂读书记》三《历史》中的评价颇为准当。他说:“吴氏专著一书,纠并时新出之史,而欧、宋皆大臣盛名,官修进御,吴欲以一人之力考之,其用心自更精当,故得者尤多。……要其全书中瑕类不及十之一,晁公武讥其不能属文、多误有诋诃,固未确论也。”
        吴缜在考纠《新唐书》谬误时,所采用的方法颇为重要,而且影响极为深远。据此书《自序》称:“予方从宦巴峡,僻陋寡闻,无他异书可以考证,止以本史自相质证已见其然,意谓广以它书校之,则穿穴破碎,又当不止而已也。”所谓“以本史自相质证”的方法,今人陈垣称之为“本校法”。他在《元典章校补释例》中说:“本校法者,以本书前后互证,而抉摘其异同,则知其中之谬误。吴缜之《新唐书纠谬》、汪辉祖之《元史本证》,即用此法。”虽然这种方法早在东晋孙盛撰《异同评》时就已间或采用,裴松之注《三国志》及刘知几《史通》也曾采用此法;但是,以本证法为主,且申明其例,又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当首推吴缜所撰《新唐书纠谬》一书。明人陈第撰《毛诗古音考》、清人汪辉祖撰《元史本证》,都深受吴缜影响。清代考据家赵翼,在其所著《廿二史札记小引》中,也曾申明:“此编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勘校,其有牴牾处自见,辄摘出以俟博雅君子订正焉。”今人陈垣所以能把此种方法总结为“本校法”,是因为他在校勘《元典章》中曾运用过此法。他在《校补释例》中说:“予于《元曲章》曾以纲目校目录,以目录校书,以书校表,以正集校新集,得其节目讹误者若干条。至于字句之间,则循览上下文,近而数叶,远而数卷,属词比事,牴牾自见,不必尽据异本也。”总之,在没有祖本或别本可依时,运用本书校证的方法是最适宜的。所以,后代考史大家推崇若此,也反映出此种方法的科学性、合理性。除此种方法以外,吴缜在此书中也间或采用了推理考证法,即陈垣所总结的校书四法中的“理校法”。另外,吴缜在《纠谬》中也间或参引了《汉书》、《后汉书》、《旧唐书》、《唐会要》、朝愈《平蔡碑》、《尚书》、《论语》、《集韵》等书。虽然这不是主要的,但也不似王鸣盛所谓“并《旧书》(指《旧唐书》)亦绝不一参对,为太省事耳”。
        吴缜的《新唐书纠谬》在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北宋考史著作具有声望者,有司马光的《通鉴考异》,刘攽、刘敞、刘奉世之《汉书刊误》,再就是吴缜的《新唐书纠谬》,以及后来撰成的《五代史纂误》。《通鉴考异》对于史事的本末异同辨之甚详,而三刘的《汉书刊误》则以考论文字者居多。独有吴缜此书,在考证对象上,不仅涉及文字,史实订正,更重于编纂体例与材料取舍的品评。而且,此书中存有大量的议论,以及书前《自序》一篇,其中也反映了吴缜在史学理论上的一些见识。尤其是此书之作,开稽评当代人著作的先河。直至南宋,同类著作层出不穷。汪应辰撰《唐书列传辨证》,专攻《新唐书》列传不及纪志;李心传撰《旧闻证误》,并纠时人司马光、李焘等大家之误;李大性撰《典故辨疑》,考证梅尧臣《碧云騢》、孔平仲《杂录》、王禹《建隆遗事》皆他人托名之作;而杂考古今之失者,如严有翼《艺苑雌黄》、王述致《两汉决疑》、程大昌《考古编》等书,也都蜂涌而出。因此,周密在《齐东野语》卷十九中说:“著书之难尚矣!近世诸公多作考异、证误、纠谬等书,以雌黄前辈,该赡可喜而互有得失,亦安知无议其后者!”正因为如此,才使史学日进,史事日明,而史家著史不敢掉以轻心;对其人、其书具有态度上的监督和史实史法的保证作用。由此而论,吴缜的《新唐书纠谬》一书,对于当时,以及后世史学的影响非常深远,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新唐书纠缪》的版本有明万历年间赵开美刻本,《四部丛刊》三编中影印了此本。还有武英殿聚珍版和《知不足丛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