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富国策

        经济学著作。四卷。近人陈炽撰。刊行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896年)。
        陈炽,原名家瑶,字次亮,后号瑶林馆主。生年不详,卒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江西瑞金人。光绪举人,历任户部郎中、刑部郎中、军机处章京和户部员外郎等职。曾游历于沿海各地及港澳。甲午战争后,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组织强学会,参加变法维新。《续富国策》就是陈炽为配合当时的变法维新运动,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一部专门论述经济问题的著作。
        《续富国策》也是我国最早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一本专著。分《自叙》、《农书》、《矿书》、《工书》、《商书》四卷,共六十篇。《农书》提出兴修水利、植树造林、发展水果、桑蚕、葡萄酒、纸张、樟脑、木材、橡胶、茶叶、棉花、蔗糖、烟草、咖啡、粮食、畜牧、渔业等生产。《矿书》提出大兴矿务、采炼矿石、发展煤、石油、矿盐、各种金属、水泥、砖、瓷等生产。《工书》提出奖励工业,学习数学、天文学、化学、力学、光学、电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及发展攻金、攻木、纺织、饮食、器用、军械、机器制造等方面的生产和筑路事业。《商书》内容比较复杂,它包括各项保护民族式商业的政策,发展铁路、轮船、邮电、保险、银行、照明、防火、铸金币、办报、办学等等。该书发展经济的内容之多之广之全,在中国是空前的。虽然作者以《续富国策》命名,意在续西方经济学家所著的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富国策》,但它仍是一部以具体现实经济问题为主体的专著,而不是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
        作者在《自叙》中,首先论述了有关生财之道的问题,认为只有生产才是创造财富的源泉,而贪污中饱和国家赋税都只是财富的转移,不是财富的生产,指出“生财之道”是“地上本无是物,人间本无是财,而今忽有之”,用“移之”、“夺之”、“生之”的概念,把财富的分配、再分配和财富的生产区别开来了。正是由于它认为只有物质资料的生产才是财富的源泉,所以在论述生产和流通的关系时,他又指出,商业尽管对生产起着重要作用,但它的发展必须以农业、矿业和工业的发展为前提,因为“商之本在农”、“商之源在矿”、“商之体用在工”,为了证明这一点,它说:“人徒艳西国工商之利,而不知德、法、奥、意诸国,其国之大利皆在农”,充分强调了农业生产是财富的源泉的观点。
        卷一《农书》,是专门论述农业生产问题的。作者从发展资本主义的农业生产的观点出发,强调了重视生产出口商品及工业原料所需的农、牧、副业的重要性,认为“农政之所关,又在各务中为至重”。它提倡讲求农学,并主张在农业中仿效英国的方式,采用机械化大规模经营。同时还要动员“拥田数千亩、数万亩”的地主用新法种田,“购买机器,俾用力少而见功多”,以增加产量,希望地主自愿地向农业资本家转化。它还主张在中等或较小的地产上仿照法国的方式,“教民广种桑、棉、葡萄、咖啡、烟叶等”,以发展副业,增加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能力。
        《矿书》卷,主要论述了矿务的开采和发展,并就铸造金币的问题阐述了作者的货币思想和主张。认为解决当时镑亏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铸造和行用金币。他说:中国之所以“上下困穷”,“寻源探本,则圜法之弊一言蔽之矣;对症用药,则整顿圜法之弊一方括之矣”,夸大了币制的作用。他还认为,铸造金币可以防止黄金外流,认为金叶、金砖只有巨富收藏,而铸成金币以后,则“贫苦食力之民”,每人都会收藏一、二枚,“以防意外,则国宝不流”。还主张金、银、铜币要有法定的比价,金币一枚合银币十枚,合铜钱一万枚,并且这种比价是固定不变的,“不遂洋盘为涨落,不随市价为转移,三品兼权,我行我法”。除此之外,还主张发行纸币,并把发行纸币作为银行的一项重要业务。
        卷三《工书》,很大篇幅是用来论述使用机器生产的意义的。认为要抵制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抵制洋货进口和减少漏卮,除了要提高工业的社会地位,使“百工与士大夫相提并论”外,还必须用机器来进行工矿业的生产,并把机器制造业定为“中国开辟利源的关键,振兴工艺之权舆”,指出“中国不能制机,中国之工商即永不能力争先着也”。把发展机器制造业视为振兴中国经济的关键。为提倡发展近代机器工业,在《工艺养民说》篇中,作者驳斥了所谓“机器夺贫民生业”的说法,提出了机器养民说。认为开设工厂不仅不会夺民生业,相反却正是为了养民,可给穷民增加就业的机会。指出:“天下穷民谋食之路,惟机器工作厂为最丰,亦惟机器工作厂为最易”,认为“机器之兴,专以为贫民计”。还将机器生产同手工劳作对比,对机器提高生产力的意义作了论述,认为“一手一足之劳,岂足以济四万万众生民之日用?”,如果用机器操作取代手工劳动,那么就可以使“人之手所不能举者,以机器举之;人之足所不能及者,以机器及之;人之心思智慧千力万气所不能成者,以机器成之”,强调了发展机器生产的作用。
        卷四《商书》,主要论述了振兴商务的重要性。它虽把农、矿、工作为商业发展的前提,但它并不否认商业的作用,认为商业可以反作用于工业,能为工业品的流通提供服务。并认为英能“纵横四海”,是全靠“商之力”,商业“能灭人国”,以此来强调商业的作用。它还对清政府“袒媚洋商而摧折华商”的行为进行了批评,并把它归结为中国商务不振兴的原因之一,呼吁清政府改变态度,成立商部,制订商律,废除厘金,保护关税,用专利的办法鼓励发明创造等。除此之外,作者还把近代中国贫穷的原因归结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他说:“古之时,财不在上则在下,否则饱中,今则不在于内,而溢于外”,要使“流溢于外”的财回流,就必须通过振兴商务,收回“外泄之利源”。可见,《续富国策》是把振兴商务作为发展经济的中心来论述的。
        《续富国策》有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刻本,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中江刘氏鵁鶄室刻本,清光绪二十四年上海飞鸿图书庄石印和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豫宁余氏校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