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说

        书院讲义。七卷,南宋张栻撰。成书于宋乾道九年(1173年)癸巳,故又称《癸巳孟子说》,又栻号南轩,故又称《南轩孟子说》。(撰者事迹参见“《南轩集》”条)
        是书前有自存,说明其撰书经过,乾道四年(1168年),张栻与二三学者,讲道于长沙岳麓书院,集其所讲为《孟子说》,次年冬季因任严州知县而离开长沙,乾道七年回书院,因对旧说多不满意,故又删削改正,乾道九年才刻写成书,正式作为书院讲义。
        是书提出教育的唯一目的是“求善”,求得“纯粹至善”的人性,使每一个人能够完全恢复“本然之性”,这基于他对孟子“性善论”的继承和发展。他推崇孟子之说,但孟子认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为“四端”,由它们扩充而得“仁、义、礼、智”四德,“四端”为本,四德为表,而张栻认为四德是性,四端是心,是四德之体现,是性之根本,并且把它们提到了天命的高度,神化了封建伦常。他又以“循其性之本然”来论证善,认为“善”即“顺”,而“顺”即“循其性之本然”,故善与不善,应视其是否“循其性之本然”,所以要保持性之本然而不施加任何外来的影响,然而人又有“气禀之性”,造成人的恶性,要变化消灭这种“气禀之性”,恢复其初始的状态,这就是教育的必要性和目的性所在。
        在教育内容上,他认为必须学习儒家经典书籍,但他对汉唐以来学校教学严重不满,认为他们虽以儒经为内容,但限于传注训诂,缀辑文辞,空洞无用。他主张学习“载道之文”,其中包含着的“义理”可以启发人们认识自己的先天即善的本性。对于儒家经典,不必注重其辞语训释,而重在发明知行本意,分章串解,以阐释义理为主。而且,他认为比经书更重要的教育内容是“明万事”,以万事万物为教育内容,从而奠定了宋代湘湖学派“务实”的基础。
        是书也体现了张栻的政治及哲学思想。在政治上,他继承并发挥了孟子的“仁政”思想,认为“王霸之分,德与力也”。“以力服人者,特以力不赡之故,不得已而服之,而其中心固莫之服也。至于以德服人,虽无意于人人之服,而人将中心悦而诚服。”因此,人主不可有血气之怒以逞霸称能;但不可没有义理之怒。其辞愤慨,显为南宋偏安而发。在哲学上,认为天命是理的本然状态,提出“同体异取”命题,认为理在事先,有是理则有是事,有是物。”又主张“明义利之辨”,既有针对封建统治者的一面,又有安贫乐道,维护剥削制度的一面。
        是书一直为单行本,陈氏《直斋书录解题》载:“《孟子说》十七卷,侍讲广汉张栻敬夫撰。”《宋史·艺文志》子部儒家类著录“张栻《孟子详说》十七卷,又《孟子解》七卷。”《天禄琳琅书目》卷一宋版经部有南轩先生张侍讲《孟子详说》一函六册,宋张栻撰,七卷,前癸巳《孟子说序》、《讲义发题》一则,而《文献通考》只载十七卷。以上“十七卷”不知何指,存疑。又《故宫善本书目·天禄琳琅录外书目》载:“张栻《孟子说》七卷八册,皆墨格旧抄本”,今不知何往。又天一阁藏明抄本《孟子张宣公解》十卷,今尚存一卷(卷一),康熙间,徐乾学据天一阁抄本刻入《通志堂经解》中,乾隆年间,四库馆作通志堂本缮写,又据宋刊本校对。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与《论语解》十卷及宋朱熹辑之《南轩文集》(四十四卷)汇刻,合为《南轩全集》。还有《丛书集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