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川易传
也称《程氏易传》。注释《周易》并阐发理学思想的著作。四卷。宋程颐撰。成书于宋元符二年(1099年)。(撰者事迹参见“《二程全书》”条)
《伊川易传》仿王弼《周易注》体例,只注《易经》和《彖》、《象》、《文言》三传,其余各传都未作注。对传文的注解也与王弼一样,把它们分别列入各卦各爻之下来解说。
程颐推崇王弼、胡瑷、王安石三家注《易》著作,继承了他们的解《易》风格,在易学观上重义理轻象数。他认为,各卦的体例不一,总的说来可分为两类,即取义说和取象说。他在注解《周易》时,兼采二说,但对一卦卦义的解释,都以取义为主,而在讲取象说时总不离取义说。程氏对王弼注《易》方法也有所发展。他提出了卦变说,认为六十四卦全是由乾坤两卦变化而来,用乾坤卦变解释刚柔往来。关于爻位说,程颐又主张“以中为贵”、“天下之理莫善于中”,强调以中位之德作为判断吉凶的主要标准。他又认为《易传》所说的初上无位或不当位,是指无爵位或权位,而阴阳之位还是有的。初爻为奇,其位为阳;上爻为偶,其位为阴。
程颐还提出“随时变易以从道”的思想。认为《周易》对吉凶之辞的解释也是变易无常的,以此解释《周易》经传中存在的不一致的说法。他又认为虽然事物的变易没有一定的格式,因时而异,但也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其原则。每卦每爻都表示着某种道,卦爻象的变化都遵循其变化之道,比如乾卦就代表天道,表示天所遵循的法则是刚健不息之德;坤卦卦义则代表地所遵循的法则,表示地具有从天道而养万物的德性。程颐在解释《周易》时,把这种变易之道作为最重要的东西,用来统率象、数、时位的变化。程颐还强调指出,《周易》一书是天下万理的总括,适于一切事物之理而不流失,与天地之道相合一。因此,程颐把《周易》视为明理之书,而不是视作以象数来占算阴阳灾变的迷信之书。
程颐在书中通过注解《周易》阐发了理学思想。他强调一个“理”字,“理”的含义有多方面,它指事物之所以然,或指事物之必然,又指事物之当然,还指事物之已然。他阐述了理与象的关系,认为理象关系是体用关系。理是象之体,是隐藏在象之后又决定了象的本体。但这种本体又通过象得到表现,象数就是表现理的,可以因象而明理。因此,理象关系就像他在《易传序》中所说,“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两者是合而为一的。程颐这种理体象用的观点不仅仅限于对《周易》的理解,而且扩充到对整个宇宙的理解,认为世界万物都以理为本,都是理之用。理是万物存在和变化的根据,是事物的规律、本质和规范,是第一位的。事物是理的显现,是理本体的表现形式。程颐的理事关系说把对世界本原问题的探讨从宇宙生成论引转到宇宙本体论,在逻辑上把世界分为两个,一是现象世界,一是本体世界。
《伊川易学》还阐述了道器理气关系。程颐认为,道是阴阳卦象和物象变化的法则,道是无形的,是形而上,其表现则有形迹可察,阴阳二气和阴阳之物则是形而下的,“形而上曰天地之道,形而下曰阴阳之功”。阴阳二气有生化万物之功,但要发挥这种功用,必须顺从其理。阴阳之道或阴阳之理是阴阳二气存在和运动的根据。
程氏在其《易传》中阐述了欲与理关系问题,提出他的伦理学说。他把人欲与天理对立起来。在对损卦卦辞进行解释时说:“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后人流于末者人欲也。损之义,损人欲以复天理而已。”理为本,欲为末,两者不可并存,应去末存本。他还用无妄和妄、吉利和灾祸来解释天理与人欲的对立。就天理说,“凡理之所以然者,非妄也。”(《伊川易传·无妄》),“因事理之当然,则是顺理而应物,非妄也。”(同上)就人欲说,“人所欲者乃妄也”,“人之妄动,由有欲也,妄动而得,亦必有失,虽使得其所利,其动而妄,失已大矣。”(同上)总结起来就是说,“动以天为无妄,动以人欲则妄矣。”程颐认为从伦理规范来说,理的内容就是儒家道德。他推崇天理、贬低人欲,就是要宣扬儒家道德观念。
《伊川易传》中也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它强调对立和矛盾的普遍性,认为“理必有对待,生生之本也,有上则有下,有此则有彼,有质则有文” (《伊川易传·贲卦》),对立双方相互依存。程颐还认为矛盾双方有主次之分。但是他在把一切矛盾对立总括为阴阳对立之后,又认为阳始终居于主导和统帅地位,阴居于柔顺、依附的地位,而且阳尊阴卑是不能转化的。程颐还认为,阴阳二气的运行,有屈伸而无生灭。阳动与阴静是相互依存的,盈虚消长是相因的,不存在静而无动和动而无静的情况,“动静相因,动则有静,静则有动。” (《伊川易传·艮卦》),动与静是相对的。他抛弃了王弼易学中的主虚静思想。
《伊川易传》是程颐所著唯一的哲学著作。它以儒家义理来解释《周易》经传,阐述了理本体论哲学,提出理事、理气、天理与人欲等关系问题,为宋明理学的哲学思想和易学思想奠定了基础。
《伊川易传》的主要版本有: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四库全书》抄本。清康熙间石门吕氏宝诰堂《二程全书》刻本。清同治五年(1866年)金陵书局《十三经读本》刻本。民国间上海中华书局据江宁聚珍仿宋版印《二程全书》本。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上海中华书局排印、缩印《四部备要》中的《二程全书》本。民国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1935—193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丛书集成初编》本。明成化十二年(1476年)张瓒刻《河南程氏全书》本。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嘉兴徐氏刻《河南程氏全书》本。
《伊川易传》仿王弼《周易注》体例,只注《易经》和《彖》、《象》、《文言》三传,其余各传都未作注。对传文的注解也与王弼一样,把它们分别列入各卦各爻之下来解说。
程颐推崇王弼、胡瑷、王安石三家注《易》著作,继承了他们的解《易》风格,在易学观上重义理轻象数。他认为,各卦的体例不一,总的说来可分为两类,即取义说和取象说。他在注解《周易》时,兼采二说,但对一卦卦义的解释,都以取义为主,而在讲取象说时总不离取义说。程氏对王弼注《易》方法也有所发展。他提出了卦变说,认为六十四卦全是由乾坤两卦变化而来,用乾坤卦变解释刚柔往来。关于爻位说,程颐又主张“以中为贵”、“天下之理莫善于中”,强调以中位之德作为判断吉凶的主要标准。他又认为《易传》所说的初上无位或不当位,是指无爵位或权位,而阴阳之位还是有的。初爻为奇,其位为阳;上爻为偶,其位为阴。
程颐还提出“随时变易以从道”的思想。认为《周易》对吉凶之辞的解释也是变易无常的,以此解释《周易》经传中存在的不一致的说法。他又认为虽然事物的变易没有一定的格式,因时而异,但也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其原则。每卦每爻都表示着某种道,卦爻象的变化都遵循其变化之道,比如乾卦就代表天道,表示天所遵循的法则是刚健不息之德;坤卦卦义则代表地所遵循的法则,表示地具有从天道而养万物的德性。程颐在解释《周易》时,把这种变易之道作为最重要的东西,用来统率象、数、时位的变化。程颐还强调指出,《周易》一书是天下万理的总括,适于一切事物之理而不流失,与天地之道相合一。因此,程颐把《周易》视为明理之书,而不是视作以象数来占算阴阳灾变的迷信之书。
程颐在书中通过注解《周易》阐发了理学思想。他强调一个“理”字,“理”的含义有多方面,它指事物之所以然,或指事物之必然,又指事物之当然,还指事物之已然。他阐述了理与象的关系,认为理象关系是体用关系。理是象之体,是隐藏在象之后又决定了象的本体。但这种本体又通过象得到表现,象数就是表现理的,可以因象而明理。因此,理象关系就像他在《易传序》中所说,“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两者是合而为一的。程颐这种理体象用的观点不仅仅限于对《周易》的理解,而且扩充到对整个宇宙的理解,认为世界万物都以理为本,都是理之用。理是万物存在和变化的根据,是事物的规律、本质和规范,是第一位的。事物是理的显现,是理本体的表现形式。程颐的理事关系说把对世界本原问题的探讨从宇宙生成论引转到宇宙本体论,在逻辑上把世界分为两个,一是现象世界,一是本体世界。
《伊川易学》还阐述了道器理气关系。程颐认为,道是阴阳卦象和物象变化的法则,道是无形的,是形而上,其表现则有形迹可察,阴阳二气和阴阳之物则是形而下的,“形而上曰天地之道,形而下曰阴阳之功”。阴阳二气有生化万物之功,但要发挥这种功用,必须顺从其理。阴阳之道或阴阳之理是阴阳二气存在和运动的根据。
程氏在其《易传》中阐述了欲与理关系问题,提出他的伦理学说。他把人欲与天理对立起来。在对损卦卦辞进行解释时说:“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后人流于末者人欲也。损之义,损人欲以复天理而已。”理为本,欲为末,两者不可并存,应去末存本。他还用无妄和妄、吉利和灾祸来解释天理与人欲的对立。就天理说,“凡理之所以然者,非妄也。”(《伊川易传·无妄》),“因事理之当然,则是顺理而应物,非妄也。”(同上)就人欲说,“人所欲者乃妄也”,“人之妄动,由有欲也,妄动而得,亦必有失,虽使得其所利,其动而妄,失已大矣。”(同上)总结起来就是说,“动以天为无妄,动以人欲则妄矣。”程颐认为从伦理规范来说,理的内容就是儒家道德。他推崇天理、贬低人欲,就是要宣扬儒家道德观念。
《伊川易传》中也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它强调对立和矛盾的普遍性,认为“理必有对待,生生之本也,有上则有下,有此则有彼,有质则有文” (《伊川易传·贲卦》),对立双方相互依存。程颐还认为矛盾双方有主次之分。但是他在把一切矛盾对立总括为阴阳对立之后,又认为阳始终居于主导和统帅地位,阴居于柔顺、依附的地位,而且阳尊阴卑是不能转化的。程颐还认为,阴阳二气的运行,有屈伸而无生灭。阳动与阴静是相互依存的,盈虚消长是相因的,不存在静而无动和动而无静的情况,“动静相因,动则有静,静则有动。” (《伊川易传·艮卦》),动与静是相对的。他抛弃了王弼易学中的主虚静思想。
《伊川易传》是程颐所著唯一的哲学著作。它以儒家义理来解释《周易》经传,阐述了理本体论哲学,提出理事、理气、天理与人欲等关系问题,为宋明理学的哲学思想和易学思想奠定了基础。
《伊川易传》的主要版本有: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四库全书》抄本。清康熙间石门吕氏宝诰堂《二程全书》刻本。清同治五年(1866年)金陵书局《十三经读本》刻本。民国间上海中华书局据江宁聚珍仿宋版印《二程全书》本。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上海中华书局排印、缩印《四部备要》中的《二程全书》本。民国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1935—193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丛书集成初编》本。明成化十二年(1476年)张瓒刻《河南程氏全书》本。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嘉兴徐氏刻《河南程氏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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