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彝陵之战》

《三国演义》描写了大大小小上百次战争，其中规模最宏大、影响最深远的是三大战役，这就是袁绍集团与曹操集团之间的“官渡之战”、曹操集团与孙、刘联盟之间的“赤壁之战”，刘备集团与孙权集团之间的“彝陵之战”(第81—84回)。

历史上的彝陵之战发生于蜀汉章武元年至二年(221—222)。在此之前，孙权袭取荆州，擒杀关羽，严重损害了刘备集团的利益。章武元年七月，刘备不顾群臣反对，亲率大军攻吴，企图夺回荆州，为关羽报仇。孙权以陆逊为大都督，率兵抵御。两军在彝陵一带相持近一年，至章武二年闰六月，陆逊利用蜀军兵疲意懈之机，发动火攻，大败蜀军。这一战役，巩固了东吴对整个长江以南地区的控制，而蜀汉的实力则大为削弱，再也没有可能实现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的从荆州和益州两路北伐的计划。

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时，把“彝陵之战”作为后半部书中的一个重要单元，苦心经营，把这场声势浩大的战役写得曲折起伏，惊心动魄，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彝陵之战”的情节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蜀军步步进逼，吴军节节败退。刘备即皇帝位之初，即下诏伐吴，欲为关羽报仇。赵云、诸葛亮、秦宓先后谏阻，刘备皆不听。张飞因鞭挞部将范疆(按：当作“范彊”)、张达而被刺，刘备报仇之心愈切。东吴君臣闻刘备御驾亲征，尽皆惊恐，遣诸葛瑾求和，愿送归孙夫人，缚还降将，交还荆州，刘备不允。孙权为免两面受敌，遣使向魏称臣。蜀军先败吴军左右都督孙桓、朱然，将孙桓困于彝陵城中; 继败东吴老将韩当、周泰等，关兴杀死仇人潘璋;糜芳、傅士仁杀死马忠向刘备请罪。蜀军声威大震，孙权再度求和，刘备仍不允，誓灭东吴。

第二阶段，蜀、吴两军相持于彝陵、猇亭一带。经阚泽力荐，孙权拜陆逊为大都督，全权指挥战事。陆逊胸有成竹，不顾诸将怀疑讥讽，命令坚守关隘，不许出战。刘备屡次挑战不得，心中焦躁，又见天气炎热，遂命全军移屯于林木茂密之处，连营数百里，欲待夏尽秋至，再乘凉进兵。

第三阶段，吴军发动火攻，蜀军遭到惨败。陆逊见蜀军兵疲意沮，防备懈怠，下令火烧蜀营。蜀军大乱，伤亡惨重，刘备仓惶逃入白帝城，傅肜、张南、冯习等战死，黄权率江北蜀军投降魏国。陆逊乘胜追击，在鱼腹浦误入八阵图，幸得诸葛亮岳父黄承彦引出。陆逊为防魏军乘虚来袭，下令班师。

从小说艺术的角度来看，“彝陵之战”写得相当成功。综观整个单元，主要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 艺术地反映了吴胜蜀败的必然性。在彝陵之战中，蜀军挟威而来，乘胜而进，志在必得，结果却惨遭败北;吴军初战不利，一退再退，最后却大获全胜。根本原因在哪里?在于蜀军因胜而骄，因骄而怠，调度无方;而吴军以逸待劳，养精蓄锐，攻其不备。蜀军的最高统帅刘备，虽然征战半生，经验丰富，但他并没有真正精通兵法，缺乏深思熟虑的战略计划，身边又没有一个精通韬略的得力谋士，只好凭着报仇雪恨的冲动去率意而为。当与孙桓、朱然、韩当、周泰等吴将强攻硬打时，他还有点办法;但与深谋远虑的陆逊相持，他却束手无策。更糟糕的是，他过高估计自己，过低估计对手，盲目自信。当陆逊刚到前线指挥时，马良提醒他：“陆逊之才，不亚周郎，未可轻敌。”他却根本不把陆逊放在眼里：“朕用兵老矣，岂反不如一黄口孺子耶!”当陆逊坚守不出时，马良再次提醒他：“陆逊深有谋略。今陛下远来攻战，自春历夏;彼之不出，欲待我军之变也。愿陛下察之。”他却不以为然：“彼有何谋?但怯敌耳。向者数败，今安敢再出!”当他移营于林木茂密处，马良又建议画成图本，询问诸葛亮是否妥当;他还是满不在乎：“朕亦颇知兵法，何必又问丞相?”如此轻敌麻痹，岂能不败?相反，吴军主将陆逊则知己知彼，沉着冷静，谋而后动，自然是稳操胜券了。

(二) 突出了吴军取胜的战术特点。在彝陵之战中，吴军取胜的决定性手段是火攻。“火烧连营”与“火烧乌巢”、“火烧赤壁”先后辉映，堪称《三国演义》中最撼人心魄的“三把大火”。确实，在装备落后的古代，发动火攻乃是大量杀伤敌人的最有效的手段。所以，当年曹操打袁绍用了火攻，周瑜打曹操也用了火攻;现在，陆逊打刘备，同样也用了火攻。然而，虽然同是火攻，“火烧连营”却与“火烧乌巢”、“火烧赤壁”并不雷同，而是各有特色。“火烧乌巢”时，曹操是轻骑奔袭袁军屯粮之处，烧之以乱其军心，再趁势猛攻，“火烧赤壁”时，周瑜是利用曹军船舰连锁之机，通过黄盖诈降来发动火攻，火势迅速蔓延，使曹军陷入极大的混乱;而“火烧连营”时，陆逊则是命令军士“每人手执茅草一把，内藏硫黄焰硝，各带火种”，“但到蜀营，顺风举火”，“每间一屯烧一屯”，可谓遍地开花，令蜀军无处逃避。富有特色的火攻描写，不仅突出了陆逊的智谋，而且表现了战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给人以有益的启示。

(三) 成功地塑造了刘备、陆逊等人物的艺术形象。这是这一单元最主要的特点。

在《三国演义》中，刘备给人的印象是宽厚、仁爱、弘毅、坚忍。他颠沛半生，屡遭挫折，却一直奋斗不息，始终不忘“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理想，他胸襟豁达，能屈能伸，善于适应各种环境;他爱民如子，礼贤下士，从善如流……这一切，构成了封建社会中“明君”的典型形象。然而，在“彝陵之战”中，我们却看到了刘备性格的其他侧面。上面谈到他的盲目自信，轻敌麻痹，这与他多年来谨言慎行的表现是多么不合拍! 更重要的是，当他出兵伐吴之前，蜀汉新建，基业未稳，强敌在北，正需君臣同心，兢兢业业，逐步增强国力，以求实现兴复汉室的战略目标。然而，他却不识大体，不顾大局，一心只想着为关羽报仇。心腹大将赵云谏阻他：“贼乃曹操，非孙权也。”他却不管这么多，非要捉住孙权，“啖其肉而灭其族”不可。赵云提醒他：“汉贼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愿以天下为重。”他却根本听不进去，“朕不为弟报仇，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学士秦宓奏道：“陛下舍万乘之躯，而徇小义，古人所不取也。”他却硬要说这是“大义”。秦宓担心：“陛下不从臣言，诚恐有失。”他竟勃然大怒，差一点杀了秦宓的头。甚至连他最为敬重、一向言听计从的诸葛亮再三苦谏，他也听不进去，说什么：“朕意已决，无得再谏!”这与他多年来虚心纳谏、闻过则改的表现，相去何止万里! 其实，刘备伐吴的根本原因是要夺回荆州，因为荆州对于他实在太重要了。但是，作者有意把这放在次要地位，而竭力渲染他把兄弟之情看得高于一切的态度。为了给结义兄弟报仇，江山可以不顾，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这实际上表现了古代小生产者对理想中的“君臣加兄弟”的人际关系的憧憬。在小生产者看来，刘备的所作所为可能很美，很动人;而今天的读者却会认为刘备丧失理智，并由此想到，在封建社会里，即使是“明君”也常常有不明之时。

在“彝陵之战”这个单元里，陆逊的艺术形象似乎更为突出。如果说，在袭夺荆州之前，他向吕蒙献计还只是初露锋芒的话，那么在这里，他的雄才大略便大放光彩了。当蜀军节节获胜，东吴人心震骇之时，孙权要他“总督军马，以破刘备”，这位资历不深，声望不高的“书生”毫无畏缩之态，只是一再提出：“江东文武，皆大王故旧之臣;臣年幼无才，安能制之?”“倘文武不服，何如?”待到孙权当众赐以白旄黄钺、印绶兵符，并且宣布：“阃以内，孤主之;阃以外，将军制之。”他便毫不推辞，欣然受命。寥寥数语，写出了他充满自信的神态。当他到达前线后，尽管众位老将不服，甚至暗暗讥讽，他却毫不在意，从容部署。当众将纷纷请战时，他一再阻止，命令全军养精蓄锐，以观敌之变。而当诸将以为蜀军阵脚已固，难以击破时，他却断定“取之正在今日”，使众将尽皆叹服。他巧妙布置，发动火攻，大败蜀军，使东吴危而复安，立下了赫赫功勋。在整个战役过程中，他始终高瞻远瞩，不急不怒，因势利导，指挥若定，表现出敏锐的政治眼光和非凡的军事才能。彝陵之战的胜利，使他赢得崇高的威望，理所当然地成为东吴政权的擎天柱，成为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最杰出的人才之一。作者在“忍辱负重”四字上大作文章，使陆逊形象独具个性特色。

除了刘备、陆逊之外，这一单元的几个次要人物的形象也颇为鲜明，如孙权的知人善任、用而不疑，阚泽的慧眼识人、为国荐贤，赵咨的能言善辩、不辱使命，马良的忠勤国事、谨慎细密等等，都使人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