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船》

二十年来，西湖船的形式变了四次。我小时在杭州读书，曾经傍着西湖住过五年。毕业后供职上海，春秋佳日也常来游。现在蛰居家乡，离杭很近，更常到杭州小住。因此我亲眼看见西湖船的逐渐变形。每次坐到船里，必有一番感想。但每次上了岸就忘记，不再提起。今天又坐了西湖船回来，心绪殊恶，就拿起笔来，把感想记录一下。西湖船的形式，二十年来变了四次，但是愈变愈坏。

西湖船的基本形式，是有白篷的两头尖的一叶扁舟。这至今还是不变。常变的是船舱里的客人的坐位。二十年前，西湖船的坐位是一条藤穿的长方形木框。背后有同样藤穿的长方形木框，当作靠背。这些木框涂着赭黄的油漆，与船身为同色或同类色，分明地表出它是这船的装置的一部分。木框上的藤，穿成冰梅花纹样。每一小孔都通风，一望而知为软软的坐垫与靠背，因此坐下去心地是很好的。靠背对坐垫的角度，比九十度稍大——大约一百度。既不像旧式厅堂上的太师椅子那么竖得笔直，使人坐了腰痛;也不像醉翁椅那么放得平坦，使人坐了起身不来。靠背的木框，像括弧般微微向内弯曲，恰好切合坐者的背部的曲线。因此坐下去身体是很舒服的。原来游玩这件事体，说它近于旅行，又不愿像旅行那么肯吃苦;说它类似休养，又不愿像休养那么贪懒惰。故西湖船的原始的(姑且以我所见为主，假定二十年前的为原始的)形式，我认为是最合格的游船形式。倘然坐位再简陋，换了木板条，游人坐下去就嫌太吃力;倘然坐位再舒服，索性换了醉翁椅，游人躺下去又嫌太萎靡，不适于观赏山水了。只有那种藤穿的木框，使游人坐下去软软的，靠上去又软软的，而身体姿势又像坐在普通凳子上一般，可以自由转侧，可以左顾右盼。何况它们的形状，质料与颜色，又与船的全部十分调和，先给游人以恰好的心情呢!二十年前，当我正在求学的时候，西湖里的船统是这种形式的。早春晚秋，船价很便宜，学生的经济力也颇能胜任。每逢星期日，出三四毛钱雇一只船，载着二三同学，数册书，一壶茶，几包花生米，与几个馒头，便可优游湖中，尽一日之长。尤其是那时候的摇船人，生活很充裕，样子很愜意，一面打桨，一面还有心情对我们闲谈自己的家庭，西湖的掌故，以及种种笑话。此情此景，现在回想了不但可以神往，还可以凭着追忆而写几幅画，吟几首诗呢。因为那种船的坐位好，坐船人的姿势也好;摇船人写意，坐船人更加写意;随时随地可以吟诗入画。“野航恰受两三人”。“恰受”两字的状态，在这种船上最充分地表出着。

我离杭后，某年春，到杭游西湖，忽然发见有许多船的坐位变了形式。藤穿木框被撤去，改用了长的藤椅子，后面也有靠背，两旁又有靠手，不过全体是藤编的。这种藤椅子，坐的地方比以前的加阔，靠背也比以前的加高，坐上去固然比前舒服。但在形式上，殊不及以前的好看。为了船身全是木的，椅子全是藤的，二者配合不甚调和。在人家屋里，木的几桌旁边也常配着藤椅子，并不觉得很不调和。这是屋与船情形不同之故。屋的场面大，其所要求的统一不甚严格。船的局面小，一望在目，全体浑成一个单位。其形式与质料，当然要求严格的统一。故在广大的房间里，木的几桌旁边放了藤椅子，不觉得十分异样;但在小小的一叶扁舟中放了藤椅，望去似觉这是临时暂置性质的东西，对于船身毫无有机的关系。此外还有一种更大的不快：摇船人为了这两张藤椅子的设备费浩大，常向游客诉苦，希望多给船钱。有的自己告白：为了同业竞争得厉害，不得已，当了衣物置备这两只藤椅的。我们回头一看，见他果然穿一件破旧的夹衣，当着料峭的东风，坐在船头上很狭窄的尖角里，为了我们的悦目赏心而劳动着。我们的衣服与他的衣服，我们的坐位与他的坐位，我们的生活与他的生活，同在一叶扁舟之中，相距咫尺之间，两两对比之下，怎不令人心情不快?即使我们力能多给他船钱，这种不快已在游湖时生受了。当时我想：这种藤椅虽然表面光洁平广，使游客的身体感到舒服;但其质料形式缺乏统一性，使游客的眼睛感到不舒服;其来源由于营业竞争的压迫，使游客的心情感到更大的不快。得不偿失，西湖船从此变坏了!

其后某年春，我又到杭州游西湖。忽然看见许多西湖船的坐位，又变了形式。前此的长藤椅已被撤去，改用了躺藤椅，其表面就同普通人家最常见的躺藤椅一样。这变化比前又进一步，即不但全变了椅的质料，又全变了椅的角度。坐船的人若想靠背，须得仰躺下来，把眼睛看着船篷。船篷看厌了，或是想同对面的人谈谈，须得两臂使个劲道，支撑起来，四周悬空地危坐着，让藤靠背像尾巴一般拖在后面。这料想是船家营业竞争愈趋厉害，于是苦心窥察游客贪舒服的心理而创制的。他们看见游湖来的富绅，贵客，公子，小姐，大都脚不着地，手不染水，一味贪图安逸。他们为营生起见，就委曲迎合这种游客的心理，索性在船里放两把躺藤椅，让他们在湖面上躺来躺去，像浮尸一般。我在这里看见了世纪末的痼病的影迹：十九世纪末的颓废主义的精神，得了近代科学与物质文明的助力，在所谓文明人之间长养了一种贪闲好逸的风习。起居饮食器用什物，处处力求便利;名曰增加工作能率，暗中难免汨没了耐劳习苦的美德，而助长了贪闲好逸的恶习。西湖上自从那种用躺藤椅的游船出现之后，不拘它们在游湖的实用上何等不适宜，在游船的形式上何等不美观，世间自有许多人欢迎它们，使它们风行一时。这不是颓废精神的遗毒所使然么?正当的游玩，是辛苦的慰安，是工作的预备。这决不是放逸，更不是养病。但那种西湖船载了仰天躺着的游客而来，我初见时认真当作载来的是一船病人呢。

最近某年春，我又到杭州游西湖，忽然看见许多西湖船的坐位又变了形式。前此的躺藤椅已被撤去，改用了沙发。厚得木老老的两块弹簧垫，有的装着雪白的或淡黄的布套;有的装着紫酱色的皮，皮面上划着斜方形的格子，好像头等火车中的坐位。沙发这种东西，不必真坐，看看已够舒服之至了。但在健康人，也许真坐不及看看的舒服。它那脸皮半软半硬，对人迎合得十分周到，体贴得无微不至，有时使人肉麻。它那些弹簧能屈能伸，似抵抗又不抵抗，有时使人难过。这又好似一个陷阱，翻了进去一时爬不起来。故我只有十分疲劳或者生病的时候，懂得沙发的好处;若在健康时，我常觉得看别人坐比自己坐更舒服。但西湖船里装沙发，情形就与室内不同。在实用上说，当然是舒服的：坐上去感觉很温软，与西湖春景给人的感觉相一致。靠背的角度又不像躺藤椅那么大，坐着闲看闲谈也很自然。然而倘把西湖船当作一件工艺品而审察它的形式，这配合就不免唐突。因为这些船身还是旧式的，还是二十年前装藤穿木框的船身，只有坐位的部分奇迹地换了新式的弹簧坐垫，使人看了发生“时代错误”之感。若以弹簧坐垫为标准，则船身的形式应该还要造得精密，材料应该还要选得细致，油漆应该还要配得美观，船篷应该还要张得整齐，摇船人的脸孔应该还要有血气，不应该如此憔悴;摇船人的衣服应该还要楚楚，不应该教他穿得像叫化子一般褴褛。我今天就坐了这样的一只西湖船回来，在船中起了上述的种种感想，上岸后不能忘却。现在就把它们记录在这里。总之西湖船的形式，二十年来，变了四次，但是愈变愈坏。变坏的主要原因，是游客的坐位愈变愈舒服，愈变愈奢华;而船身愈变愈旧，摇船人的脸孔愈变愈憔悴，摇船人的衣服愈变愈褴褛。因此形成了许多不调和的可悲的现象，点缀在西湖的骀荡春光之下，明山秀水之中。

二十五年二月廿七日

(1936年《宇宙风》半月刊第13期)

赏析丰子恺随笔的最大特点是平实和率真。日本谷崎润一郎在《读<缘缘堂随笔>》中引用了吉川幸次郎的话，表示同意吉川的下面一段评述丰子恺的话：“我觉得，著者丰子恺，是现代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这并不是因为他多才多艺，会弹钢琴，作漫画，写随笔的缘故，我所喜欢的，乃是他的像艺术家的真率，对于万物的丰富的爱，和他的气品，气骨。”谷崎和吉川对丰子恺有偏爱是看得出来的，但他们说丰子恺“真率”却也言中。这里所谓“对于万物的丰富的爱”应给予正确解说。表面看，他是指丰子恺善于写“没有什么实用的、不深奥的、琐屑的、轻微的事物”。对此丰子恺不仅认可，而且视为“海外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之幸事。但是，《西湖船》比起水光潋滟、山色空濛的西湖山水又算什么呢?这恐怕是游西湖的人最不关心的物事了。但作者偏写西湖的船，写船上的坐位20年来的四次变化，越变越坏的事实，借此抒情、议论，层层推进，最后自然流出看似对物事变迁的慨叹，实则是对社会风气奢华、矛盾加剧的可悲现象的感愤。可见他的“丰富的爱”是表达一种人生理想、人生追求，如果认为丰子恺真是一个年齡大的儿童，就错了。

咏物言志是传统诗歌的常见形式，从这角度看，《西湖船》也是一首诗。作者先写初见的藤穿木框椅的色调协调，又方便于使用的好处;再写全藤长椅的形式与质料缺乏统一;三写藤躺椅一味追求舒懒的病态;四写又见藤椅改作沙发，奢华之风使人生厌。西湖船坐位的四次变化写得十分具体真切，充分显示了丰子恺使用语言白描写真的高超技术。然而构成全篇诗味的还不仅是“写得像”，还在于感情的贯穿。作者对坐位改装的厌恶是充满人道主义的表现。他猛力抨击上流社会控制下的旅游业“世纪末的痼病”：(下层人谈不上旅游，他们只能为阔人们摇船。)“十九世纪末的颓废主义的精神，得了近代科学与物质文明的助力，在所谓文明人之间长养了一种贪闲好逸的风习。”这是一种“颓废精神”。与之相对的是摇船人越来越穷苦，脸孔无血气，憔悴如叫化子。这是两极的分化，“游客的坐位愈变愈舒服，愈变愈奢华;而船身愈变愈旧，摇船人的脸孔愈变愈憔悴，摇船人的衣服愈变愈褴褛”。此情此景，恶性循环，愈演愈烈。这存在于西湖山光水色中的坐位的细微变化连接着穷者益穷、富者益富的“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不平等。从这抒情调子可以看到，丰子恺从感情上亲近下层受压迫人民，他写西湖、游西湖不同于某些酒肉餍足的闲客奢侈混沌地享乐，这便是丰子恺的雅中之俗。

丰子恺的随笔篇篇有自己的独到发现，这是文学作品能产生影响、具有较为永久生命的奥秘所在。读者谁也不愿看老调子、旧套式。《西湖船》满篇新意，前文已说过角度新，情绪新，我们再看作者风度也别具一格。比如他对游玩的情味述说得恰到好处：“原来游玩这件事体，说它近于旅行，又不愿像旅行那么肯吃苦;说它类似休养，又不愿像休养那么贪懒惰。”这道出了游玩的高雅境界，如果追求越舒服越懒惰越满意，那就不是真正的游赏者，而是附属风雅的奢华人。《西湖船》上坐位的一变再变就是这些“游湖来的富绅，贵客，公子，小姐，大都脚不着地，手不染水，一味贪图安逸”造成的。《西湖船》载着的是一个社会，一个历史，丰子恺这篇随笔的沉重分量我们不可小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