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刺的蔷薇

         一个愚人所提的问题,一千个智者也回答不完,鸡为什么长骨头呢?桂圆无核岂不更好?这样吃起来该有多么方便!老鼠是专门为猫才生存的么?在哲学史上,这叫做“目的论”。引申开来,可以成为希特勒之流杀人和侵略的借口。唯日尔曼民族最优秀,其他所谓低劣民族天然是应当被征服,而甘心当牛马的。至于犹太人,那只能赶尽杀绝。
        蔷薇有花也有刺。有刺,采折时是要扎手的;如果没有刺,岂不更方便。有花也有刺才构成蔷薇的整体,只有花而无刺,可以是桃花、菊花、梅花或其他什么花;但那就不成其为蔷薇了。取消某一事物的特性,全都一个样,人世间一定呆板、单调、乏味。
        有一种人面团团,笑嘻嘻,见人作揖鞠躬,说话也是“今天天气,哈哈哈……”之类,没棱没角,四平八稳,不着边际,看得多了,能不使人扫兴!《水浒传》之所以热闹,正因为一百单八将各有个性,栩栩如生,绝不雷同。鲁智深、武松、李逵等都是粗人,然而他们个性突出,“粗”得很不一样。
        联系到文章,也有类似的情况。文似看山不喜平,已经是老掉牙的话了。现在常说为文“贵有新意”,所谓新意,就是要有自己的见解。且不管这种见解如何,只要不违反“四项基本原则”,便可各抒所见,不妨有刺。不能人云亦云,只重复那些说厌了的老话。如果这样,人家早已说过,何劳你去鹦鹉学舌!也就是说,不能炒冷饭,也不要温吞水。特别是杂文,应有所指,指向那些生活中的缺陷和阴暗,目的是为了使人惊醒,发人深思,引起疗治的希望。而绝不是逞一时之快,或者为暴露而暴露。
        讽刺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有刺,但也不能浑身是刺。有谁见过只长刺而不开花的蔷薇呢? 蔷薇不仅开花,而且秀丽、清香,人们常见的一种 “十姊妹”就是属于蔷薇科的。每当春夏之交,它微笑着迎风招展,在山坡上,在小溪边,在墙角屋后,光这名字所给予人的享受就够陶醉的了。
        杂文也应当表扬新人新事以及一切美好的事物,大公无私,舍己为人,心灵美,语言美……,难道不值得大加表扬么? 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有丰富灿烂的文化遗产,有恒河沙数的仁人志士,构成振兴中华、建设精神文明的重要因素,写下来是可供借鉴的。这些就是蔷薇的花,或者有花的蔷薇。
        蔷薇之所以构成独特的性格,正因为它有花,也有刺,两者缺一就不成其为蔷薇。写文章,大抵也该如此。花可供欣赏,人们大约是不会异议的; 至于刺,就难免议论纷纭了。文章是否有刺,往往可以推测 “双百方计” 贯彻的程度; 对作者来说,也可借以窥见他的思想状况: 是解放呢,还是停滞、僵化? 是勇往直前呢,还是心有余悸?
        作品必须有益于世道人心,增强读者分辨是非、识别善恶的能力。蔷薇的刺是由枝叶和花朵加以陪衬的,它们相辅相成,浑然一体。无刺的蔷薇是不存在的,光有刺而无花,那不是蔷薇。浑身是刺的不是蒺藜和野棘么? 即使几岁的孩子,也知道蒺藜和野棘,除扎人而外,别无好处。
        又有谁爱蒺藜和野棘呢?但人们却爱蔷薇,因为它不但有刺,而且有花。
        我希望有花又有刺的蔷薇,多在文艺的百花园中盛开,以它的秀丽、清香迷人。

        1982年3月,伊犁
        (1982年3月26日《厦门日报》)

         赏析 以喻明理是杂文写作中常用的方法。秦牧同志说: “精彩的譬喻,仿佛是童话里的魔棍似的,它碰到哪里,那里就忽然清晰明亮起来”。《无刺的蔷薇》就是由于恰当地选用了比喻,而使文章大为增色的。
        这篇文章虽然题为《无刺的蔷薇》,但实际上谈的却是有关杂文写作的问题,“蔷薇”只不过是一个比喻。一般情况下,用来作比的喻体和它所表达的本体之间,只有一点相似,而本文的作者却挖掘出“蔷薇”与“杂文”之间的多点相似,随着喻意的层层揭示,文章的论述也就渐趋深入了。
        作者先从蔷薇具有自己的特性谈起: “有花也有刺才构成蔷薇的整体,只有花而无刺,可以是桃花、菊花、梅花或其它什么花,但那就不成其为蔷薇了”。这话不错。世界上的万物都应该有自己的特性,否则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杂文自然也不例外。那么,它的特殊功能是什么呢?作者以蔷薇的“刺”和“花”为喻,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一方面,就象蔷薇长着锐利的刺一样,“讽刺”于杂文是“必不可少”的,它的锋芒应该“指向那些生活中的缺陷和阴暗”;另一方面,就象蔷薇又开着秀丽而清香的花朵一样,“杂文也应当表扬新人新事及一切美好的事物”。这实际上就是文艺理论中常说的歌颂与暴露的问题。对于杂文来说,二者的关系又当如何呢?作者还是从蔷薇身上取喻: “蔷薇的刺是由枝叶和花朵加以陪衬的,它们相辅相成,浑然一体。”这就是说,杂文的歌颂与暴露应该统一在一起,二者缺一不可,过分地强调其中的哪个侧面都是错误的。因为“无刺的蔷薇是不存在的;光有刺而无花,那不是蔷薇。浑身是刺的不是蒺藜和野棘么?”单纯的歌颂,那可以是赞歌或者颂诗,但不是杂文;而一味地讽刺和暴露,丝毫不考虑是否有益于世道人心,也就无异于敌人对我们的恶毒攻击了。
        就这样,一个在文艺理论上纠缠不清的问题,由于作者巧妙地运用了比喻,一下子变得浅显易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