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部丛刊
《四部丛刊》是民国年间商务印书馆辑印的一部大型综合性丛书。主要校辑者为张元济。收书内容以常见古籍为主,版本全用稀见善本,用照相影印的方式出版。采用的底本以涵芬楼所藏为主,又博采众家所藏秘本。全书分《四部丛刊》、《四部丛刊续编》、《四部丛刊三编》3部分。初编于1919-1922年间陆续出版,1929年重印时,抽换了一些书的版本,给一些书加了校记。1936年又出版了初编的缩印平装本。《续编》和《三编》分别于1934年和1935年影印出版。此外尚有影印《四编》之议,因抗战爆发而中止。
张元济(1866-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近代著名的出版家、藏书家和目录学家。清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改刑部主事,充总理衙门章京。曾在京创办通艺学堂,传播西学,积极参予维新变法,后因此革职。1903年入商务印书馆,任编译所所长,主持编印了《汉译世界名著》、《林译小说丛刊》、《自然科学小丛书》等丛书。创办涵芬楼和东方图书馆,收集了大量罕见的珍善本古籍,在此基础上开展古籍善本的整理出版工作,他亲自校辑出版的除《四部丛刊》外,尚有《百衲本二十四史》、《续古逸丛书》,其他如《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景印元明善本丛书十种》等7种大型丛书也都是在他的主持下编印出版的。
《四部丛刊》初编的初次印本共收入善本古籍323种(《百衲本二十四史》计划列入,后改单行),8548卷(其中四种无卷数),线装2100册。其后又陆续发现了一些更早更好的版本,1926年重印时便加以抽换,计21种,并于《史通》、《山海经》等15种书增入《校勘记》,另外补足了初印本残缺的卷叶、序跋(如补入李贺《歌诗编》之《集外诗》1卷),种数仍为323种,卷数则增至8573卷(其中四种无卷数)线装2112册,后人谈到的《四部丛刊》,一般指的是这个重印本。
该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分。经部收书25种,包括十三经之古注,《方言》、《说文》、《玉篇》等小学著作以及《大戴礼记》、《诗外传》、《尚书大传》等。史部收书22种,包括前后《汉纪》、《资治通鉴》等编年体著作9种,《国语》、《战国策》、《汲冢周书》等别史类著作7种,传记类著作2种,以及《水经注》、《大唐西域记》、《史通》等。子部收书61种,绝大多数是宋以前人之著作,内容包括儒学、兵家、法家、道家及道教、佛教、农学、医学、算学、类书、笔记小说、杂家等众家学派的重要著作。集部收书达215种,份量最多。首列《楚辞》,次及历代别集,包括唐以前12种、唐59种、五代3种、宋48种、金3种、元21种、明11种、清31种,次为总集,共17种,诗话文论3种,词曲6种。
《续编》及《三编》的编刊大旨、编辑体例、类次结构、版式大小一如初编。其中《续编》收书77种,1438卷,线装500册。分经、史、子、集四部。其中经部17种,多为宋人之传疏;史部11种,子部18种,史、子二部多为宋、元人之著作;集部31种,包括唐至清别集29种,曲总集2种。《三编》收书71种,计1910卷,线装500册。包括经部10种、史部16种,子部15种,集部30种。三编合计,收书471种,11921卷,线装3112册。该书影印的方式,系将原书缩小到统一装订的尺寸,使该书版式整齐划一,并将原版本之尺寸记于扉页,以存其旧。
该丛书底本的搜选体现了编者“书贵初刻”的原则,书中网罗了大批宋元明旧椠及精校、影抄本,将许多世人罕睹的珍秘文献公之于世。以初编计,收入宋刊本45种,金刊本2种,元刊本19种,影写宋本13种,影写元本4种,元写本1种,明写本6种,明活字本8种,校本25种,日本、高丽旧刻7种,释、道藏本4种。这种重视善本的倾向在《续编》及《三编》中更加明显。《续编》中收宋刊本25种,元刊本4种,蒙古本1种,影写宋本8种,景抄元本1种,明刊本22种,明抄本4种,其他抄、刊本12种。《三编》中收宋刊本18种,宋抄本1种,蒙古刊本1种,元刊本6种,影写宋本6种,景写元本1种,明刊本21种(其中活字本1种)、明抄本4种,手稿本2种、其他抄本、刻本11种。如此多的善本被汇为一编,这在中外出版史上是罕见的。尤其是这些善本散藏各家,出借不易,张元济等人作了极大努力方搜罗齐备。其搜采的来源,除商务印书馆所属涵芬楼所藏外,尚搜采了江南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江安傅氏双鉴楼、乌程刘氏嘉业堂、江阴缪氏艺风堂、无锡孙氏小绿天、长沙叶氏观古堂、乌程蒋氏密韵楼、南陵徐氏积学轩、上元邓氏群碧楼、平湖葛氏传朴堂、闽县李氏观槿斋、海盐张氏涉园、嘉兴沈氏、德化李氏、杭州叶氏等名家秘笈。搜罗之广,由此可见。其中惟杨氏海源阁、陆氏皕宋楼采择绝少、尚感缺憾。日人武义内雄谓《丛刊》于近代大藏书家中,“瞿、丁(丁氏八千卷楼旧藏多入江南图书馆中)两家之尤者,大多网罗其中,惟杨氏之书则不一入选,陆氏旧本惟翻印一种,斯为憾事。是则得瞿丁两家之影本,亦不可谓非幸福,而况艺风堂、观古堂之书,傅增湘、刘承幹有名之秘本,均得籍此书以见之,尤为天上之眼福”。(武义内雄:《四部丛刊说》)
该丛书影印的第1流善本相当多。正编中如《孟子》赵岐注,用曾藏于清内府的宋刊大字本,《周易》王、韩注9卷附《略例》1卷,为宋刊10行本,阮元撰《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时未见;史部的《资治通鉴》、用涵芬楼藏宋刊本;子部的《列子》张湛注,用铁琴铜剑楼所藏南宋杭州刻宋元递修本,此书曾号称北宋本,虽不确,但极名贵;集部如群碧楼所藏宋书棚本《李群玉诗集》、《碧云集》、《披沙集》,是群碧楼的镇库之宝。《续编》中如《大清一统志》560卷,据进呈抄本影印,颇能反映该书原貌;《括异志》一书,仅在《说郛》中见其片断,其10卷足本一向只靠明影宋抄本传其一脉,《续编》予以影印,颇便读者。《三编》中,如《太宗实录》残存20卷,为宋代实录仅存于今者,此合几个宋抄本影印;庄廷钹的《明史抄略》残存7卷,为清代禁书魔掌中的漏网者,轰动一时的庄氏史狱即由此书兴起,此据石门吕氏抄本影印;《罪惟录》是清查继佐私修之明史,向无刻本流传,此据作者手稿本影印;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是一部有价值的经济地理著作、清代也仅有稿本及手抄本流传,此据作者手稿本影印;《太平御览》宋蜀刻本,其胶片远搜自日本,得之不易,编者毅然改变不印大部书的初衷,予以影印,该本为现存此书最好的本子,解放后中华书局曾多次据以影印。尤值一提的是,该丛书所收的许多涵芬楼秘本在1937年日本入侵中,可能已付之一炬,其所传者惟赖此一脉,值得世人珍视。
关于底本的选择,编者是颇费了一番功夫的,其例言中曾说:“宋元旧刻,固尽善尽美,但阅世既久,非印本模糊,即短卷残叶,在收藏家固不以为病,而以之影印则多遗憾,明嘉、隆以前去宋元未远,所刻古书尽多善本。”认为北宋失传之本而为元明人翻刻者,亦有转出南宋本之上者,故于所采诸本再三比较考证,择善而从。如明徐氏仿宋刻本《三礼》及明人繙宋岳珂本《九经》,编者经比较认为徐刻《周礼》不如岳本之精,岳刻《仪礼》不如徐本之善,若非逐一细校,是不能辨别优劣的。但因系鸿篇巨制,编者或囿于见闻,或限于经费不足、转借不易等条件,致部分书之底本择取不当,其中曾经日人神田喜一郎指出的有:《群书治要》不用日本元和二年本,而用有显然臆改形迹的天明七年尾张藩刻本;《弘明集》、《广弘明集》用明汪道昆本、《法苑珠林》用明径山寺本,虽亦尚可,然高丽刊本实出其上;《世说新语》用明嘉趣堂本而未用日本所藏南宋本;《杨诚斋集》用艺风堂影写宋本,就不如用日本藏影写所据之宋端平刊本;《古文苑》用21卷本,不如用孙巨源之9卷原本为佳,等等。另外如《花间集》两个宋本当时皆在私人秘藏中,此外最好的当推明陆元大本,因陆本传世较多,《丛刊》舍陆本而用明万历玄览斋本,此较陆本错讹多且改动卷数,是不足取的。以上所举虽切中其失,然皆白璧微瑕,不足以夺其功。
该丛书的另一特色是切中实用,且部类选配匀当。编者认为历来丛书所收类多小种,且非常人所必需,该丛书一改此种小家气,卷帙既多,而所收又四部中家弦户诵之书,“如布帛菽粟、四民不可一日缺者。”(《刊印四部丛刊启》)实则四部有用之书收不胜收,因此还有一个如何选择铨配的问题。编者采用区分轻重缓急的做法,认为经部汉、宋学派分途,宋有《通志堂经解》,清有《皇清经解》及其《续编》,久已家藏户遍,概不泛收;史则正史、编年、地理外,取别杂传载之最古者;子则九流十家,取其古雅而非出伪托者;诗文集则取其已成宗派者。具体言之,算学、兵书、医经,自古及今皆为专门之学,作者层出不穷,此书仅取其初祖数种著录,以明其源流;史部之《三通》、子部的《册府元龟》、集部之《全唐文》等大部头书以占篇幅太多,又系常见,故不轻易收入;史部目录、金石二类书拟待以后别为一编印行,故未收入;古书之注本,仅录宋元以前之古注,近人之注概不阑入。该丛书创议之初曾拟按《书目答问》所列诸书选目付印,叶德辉力言其非,认为《书目答问》风行海内,稍知读书者无不奉为指南,按目购置,当取世不经见之宋元旧本印行。这些想法和做法,应当说是极为切当的。有人以此书与《四部备要》相比,认为后者更有俾实用,实际上,《丛刊》在收书的系统性和普及可读性上可能比不上《四部备要》,但两书编纂的体例和侧重点不同,《备要》旨在普及,故不避习见之书,《丛刊》旨在存善本,其价值取向与《备要》迥异。应当说《丛刊》在“存善本”这一前提下已最大限度地提高了收书的实用性。
该丛书的编刊是我国近代出版史上的一件大事。该书一出,即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青睐和重视,编者在《印行四部丛刊启》中自称该书有“七善”,近人郑鹤声将其优点归结为四条:一、切实用,二、择善本,三、存真本,谓依原书影印,四、匀铨配,谓部类选配适当。(《中国文献学概要》)日人武义内雄《四部丛刊说》云:“《四部丛刊》实为中国空前之一大丛书,全部有2000册之多(指初编),非以前丛书可比。即其选择之标准,亦与向来丛书全然不同,所收之本悉为吾辈一日不可缺之物。尤可注意者,选择原本极为精细,于宋、元、明初之旧刻或名家手校本中,务取本文之尤正确者,并即其原状影印,丝毫不加移易,故原书之面目依然,而误字除原本外,决无增加之虑。”诚为确论。
张元济(1866-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近代著名的出版家、藏书家和目录学家。清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改刑部主事,充总理衙门章京。曾在京创办通艺学堂,传播西学,积极参予维新变法,后因此革职。1903年入商务印书馆,任编译所所长,主持编印了《汉译世界名著》、《林译小说丛刊》、《自然科学小丛书》等丛书。创办涵芬楼和东方图书馆,收集了大量罕见的珍善本古籍,在此基础上开展古籍善本的整理出版工作,他亲自校辑出版的除《四部丛刊》外,尚有《百衲本二十四史》、《续古逸丛书》,其他如《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景印元明善本丛书十种》等7种大型丛书也都是在他的主持下编印出版的。
《四部丛刊》初编的初次印本共收入善本古籍323种(《百衲本二十四史》计划列入,后改单行),8548卷(其中四种无卷数),线装2100册。其后又陆续发现了一些更早更好的版本,1926年重印时便加以抽换,计21种,并于《史通》、《山海经》等15种书增入《校勘记》,另外补足了初印本残缺的卷叶、序跋(如补入李贺《歌诗编》之《集外诗》1卷),种数仍为323种,卷数则增至8573卷(其中四种无卷数)线装2112册,后人谈到的《四部丛刊》,一般指的是这个重印本。
该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分。经部收书25种,包括十三经之古注,《方言》、《说文》、《玉篇》等小学著作以及《大戴礼记》、《诗外传》、《尚书大传》等。史部收书22种,包括前后《汉纪》、《资治通鉴》等编年体著作9种,《国语》、《战国策》、《汲冢周书》等别史类著作7种,传记类著作2种,以及《水经注》、《大唐西域记》、《史通》等。子部收书61种,绝大多数是宋以前人之著作,内容包括儒学、兵家、法家、道家及道教、佛教、农学、医学、算学、类书、笔记小说、杂家等众家学派的重要著作。集部收书达215种,份量最多。首列《楚辞》,次及历代别集,包括唐以前12种、唐59种、五代3种、宋48种、金3种、元21种、明11种、清31种,次为总集,共17种,诗话文论3种,词曲6种。
《续编》及《三编》的编刊大旨、编辑体例、类次结构、版式大小一如初编。其中《续编》收书77种,1438卷,线装500册。分经、史、子、集四部。其中经部17种,多为宋人之传疏;史部11种,子部18种,史、子二部多为宋、元人之著作;集部31种,包括唐至清别集29种,曲总集2种。《三编》收书71种,计1910卷,线装500册。包括经部10种、史部16种,子部15种,集部30种。三编合计,收书471种,11921卷,线装3112册。该书影印的方式,系将原书缩小到统一装订的尺寸,使该书版式整齐划一,并将原版本之尺寸记于扉页,以存其旧。
该丛书底本的搜选体现了编者“书贵初刻”的原则,书中网罗了大批宋元明旧椠及精校、影抄本,将许多世人罕睹的珍秘文献公之于世。以初编计,收入宋刊本45种,金刊本2种,元刊本19种,影写宋本13种,影写元本4种,元写本1种,明写本6种,明活字本8种,校本25种,日本、高丽旧刻7种,释、道藏本4种。这种重视善本的倾向在《续编》及《三编》中更加明显。《续编》中收宋刊本25种,元刊本4种,蒙古本1种,影写宋本8种,景抄元本1种,明刊本22种,明抄本4种,其他抄、刊本12种。《三编》中收宋刊本18种,宋抄本1种,蒙古刊本1种,元刊本6种,影写宋本6种,景写元本1种,明刊本21种(其中活字本1种)、明抄本4种,手稿本2种、其他抄本、刻本11种。如此多的善本被汇为一编,这在中外出版史上是罕见的。尤其是这些善本散藏各家,出借不易,张元济等人作了极大努力方搜罗齐备。其搜采的来源,除商务印书馆所属涵芬楼所藏外,尚搜采了江南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江安傅氏双鉴楼、乌程刘氏嘉业堂、江阴缪氏艺风堂、无锡孙氏小绿天、长沙叶氏观古堂、乌程蒋氏密韵楼、南陵徐氏积学轩、上元邓氏群碧楼、平湖葛氏传朴堂、闽县李氏观槿斋、海盐张氏涉园、嘉兴沈氏、德化李氏、杭州叶氏等名家秘笈。搜罗之广,由此可见。其中惟杨氏海源阁、陆氏皕宋楼采择绝少、尚感缺憾。日人武义内雄谓《丛刊》于近代大藏书家中,“瞿、丁(丁氏八千卷楼旧藏多入江南图书馆中)两家之尤者,大多网罗其中,惟杨氏之书则不一入选,陆氏旧本惟翻印一种,斯为憾事。是则得瞿丁两家之影本,亦不可谓非幸福,而况艺风堂、观古堂之书,傅增湘、刘承幹有名之秘本,均得籍此书以见之,尤为天上之眼福”。(武义内雄:《四部丛刊说》)
该丛书影印的第1流善本相当多。正编中如《孟子》赵岐注,用曾藏于清内府的宋刊大字本,《周易》王、韩注9卷附《略例》1卷,为宋刊10行本,阮元撰《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时未见;史部的《资治通鉴》、用涵芬楼藏宋刊本;子部的《列子》张湛注,用铁琴铜剑楼所藏南宋杭州刻宋元递修本,此书曾号称北宋本,虽不确,但极名贵;集部如群碧楼所藏宋书棚本《李群玉诗集》、《碧云集》、《披沙集》,是群碧楼的镇库之宝。《续编》中如《大清一统志》560卷,据进呈抄本影印,颇能反映该书原貌;《括异志》一书,仅在《说郛》中见其片断,其10卷足本一向只靠明影宋抄本传其一脉,《续编》予以影印,颇便读者。《三编》中,如《太宗实录》残存20卷,为宋代实录仅存于今者,此合几个宋抄本影印;庄廷钹的《明史抄略》残存7卷,为清代禁书魔掌中的漏网者,轰动一时的庄氏史狱即由此书兴起,此据石门吕氏抄本影印;《罪惟录》是清查继佐私修之明史,向无刻本流传,此据作者手稿本影印;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是一部有价值的经济地理著作、清代也仅有稿本及手抄本流传,此据作者手稿本影印;《太平御览》宋蜀刻本,其胶片远搜自日本,得之不易,编者毅然改变不印大部书的初衷,予以影印,该本为现存此书最好的本子,解放后中华书局曾多次据以影印。尤值一提的是,该丛书所收的许多涵芬楼秘本在1937年日本入侵中,可能已付之一炬,其所传者惟赖此一脉,值得世人珍视。
关于底本的选择,编者是颇费了一番功夫的,其例言中曾说:“宋元旧刻,固尽善尽美,但阅世既久,非印本模糊,即短卷残叶,在收藏家固不以为病,而以之影印则多遗憾,明嘉、隆以前去宋元未远,所刻古书尽多善本。”认为北宋失传之本而为元明人翻刻者,亦有转出南宋本之上者,故于所采诸本再三比较考证,择善而从。如明徐氏仿宋刻本《三礼》及明人繙宋岳珂本《九经》,编者经比较认为徐刻《周礼》不如岳本之精,岳刻《仪礼》不如徐本之善,若非逐一细校,是不能辨别优劣的。但因系鸿篇巨制,编者或囿于见闻,或限于经费不足、转借不易等条件,致部分书之底本择取不当,其中曾经日人神田喜一郎指出的有:《群书治要》不用日本元和二年本,而用有显然臆改形迹的天明七年尾张藩刻本;《弘明集》、《广弘明集》用明汪道昆本、《法苑珠林》用明径山寺本,虽亦尚可,然高丽刊本实出其上;《世说新语》用明嘉趣堂本而未用日本所藏南宋本;《杨诚斋集》用艺风堂影写宋本,就不如用日本藏影写所据之宋端平刊本;《古文苑》用21卷本,不如用孙巨源之9卷原本为佳,等等。另外如《花间集》两个宋本当时皆在私人秘藏中,此外最好的当推明陆元大本,因陆本传世较多,《丛刊》舍陆本而用明万历玄览斋本,此较陆本错讹多且改动卷数,是不足取的。以上所举虽切中其失,然皆白璧微瑕,不足以夺其功。
该丛书的另一特色是切中实用,且部类选配匀当。编者认为历来丛书所收类多小种,且非常人所必需,该丛书一改此种小家气,卷帙既多,而所收又四部中家弦户诵之书,“如布帛菽粟、四民不可一日缺者。”(《刊印四部丛刊启》)实则四部有用之书收不胜收,因此还有一个如何选择铨配的问题。编者采用区分轻重缓急的做法,认为经部汉、宋学派分途,宋有《通志堂经解》,清有《皇清经解》及其《续编》,久已家藏户遍,概不泛收;史则正史、编年、地理外,取别杂传载之最古者;子则九流十家,取其古雅而非出伪托者;诗文集则取其已成宗派者。具体言之,算学、兵书、医经,自古及今皆为专门之学,作者层出不穷,此书仅取其初祖数种著录,以明其源流;史部之《三通》、子部的《册府元龟》、集部之《全唐文》等大部头书以占篇幅太多,又系常见,故不轻易收入;史部目录、金石二类书拟待以后别为一编印行,故未收入;古书之注本,仅录宋元以前之古注,近人之注概不阑入。该丛书创议之初曾拟按《书目答问》所列诸书选目付印,叶德辉力言其非,认为《书目答问》风行海内,稍知读书者无不奉为指南,按目购置,当取世不经见之宋元旧本印行。这些想法和做法,应当说是极为切当的。有人以此书与《四部备要》相比,认为后者更有俾实用,实际上,《丛刊》在收书的系统性和普及可读性上可能比不上《四部备要》,但两书编纂的体例和侧重点不同,《备要》旨在普及,故不避习见之书,《丛刊》旨在存善本,其价值取向与《备要》迥异。应当说《丛刊》在“存善本”这一前提下已最大限度地提高了收书的实用性。
该丛书的编刊是我国近代出版史上的一件大事。该书一出,即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青睐和重视,编者在《印行四部丛刊启》中自称该书有“七善”,近人郑鹤声将其优点归结为四条:一、切实用,二、择善本,三、存真本,谓依原书影印,四、匀铨配,谓部类选配适当。(《中国文献学概要》)日人武义内雄《四部丛刊说》云:“《四部丛刊》实为中国空前之一大丛书,全部有2000册之多(指初编),非以前丛书可比。即其选择之标准,亦与向来丛书全然不同,所收之本悉为吾辈一日不可缺之物。尤可注意者,选择原本极为精细,于宋、元、明初之旧刻或名家手校本中,务取本文之尤正确者,并即其原状影印,丝毫不加移易,故原书之面目依然,而误字除原本外,决无增加之虑。”诚为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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