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缭子

        《尉缭子》是我国古代兵家重要著作,题尉缭撰。又名《尉缭》。最早见于《汉书 ·艺文志》,著录于杂家和兵形势家。杂家 “《尉缭》二十九篇,”兵家 “《尉缭》三十一篇。”《隋书》及新旧 《唐书》的 《经籍志》或《艺文志》都将其列为杂家。北宋元丰年间列为《武经七书》之一,颁行于武学。此后,诸多版本均源于《武经七书》系统。今有 《续古逸丛书》和 《丛书集成初编》所收影宋本、宋本《武经七书》本(上海中华学艺社影印)、《四库全书》本、明李清 《武经七书集注》本和清湖北崇文书局本等。
        尉缭(生卒年不详),长期以来疑为二人,今有学者考证,为战国后期军事家。相传曾从师鬼谷子学习兵法,后应魏惠王之请,到大梁向惠王讲论用兵取胜的政策方略。秦王政十年(前237) 入秦,被任为国尉,因称尉缭,其姓反而失传。他帮助秦王策划,主张用金钱收买六国权臣,打乱其部署,以统一中国。《尉缭子》可能是尉缭论兵的记录,由其本人和学生在不同时期整理、编辑而成。其中也摘采了若干其他学派的观点,具有杂家色彩。故在尚未系统成为一部专著之前,有29篇被汉志列入杂家,另31篇更类似军令实录的作品则列入兵家。东汉以后,该书逐渐散佚,今本 《尉缭子》已非古本原貌。
        该书约九千字,分5卷24篇:《天官第一》、《兵谈第二》、《制谈第三》、《战威第四》、《攻权第五》、《守权第六》、《十二陵第七》、《武议第八》、《将理第九》、《原官第十》、《治本第十一》、《战权第十二》、《重刑令第十三》、《伍制令第十四》、《分塞令第十五》、《束伍令第十六》、《经卒令第十七》、《勒卒令第十八》、《将令第十九》、《踵军令第二十》、《兵教上第二十一》、《兵教下第二十二》、《兵令上第二十三》、《兵令下第二十四》。前12篇主要论述战争观及战争与政治、经济的关系,也对攻守权谋和战法等问题进行了重点阐述。后12篇主要论述治军原则以及各种军令军制。前后两部分联系紧密,互为补充,互为渗透,也有些内容重复,大致反映了战国时期战争、兵制的若干特点,也对先秦兵家思想进行了总结。
        关于战争与政治的关系,《尉缭子》强调,军事上的胜利取决于良好的政治制度和措施。只有国家富强,天下大治,才能 “战胜于外”、“威制天下”,提出了“兵胜于朝廷”的观点。说明作者已初步地认识到政治对军事战争的重要性。故而,该书提出在政治上,应健全国家制度,明确君臣职守,执法要公正严明。在经济上以农为本、奖励耕战,“使天下非农无所得食,非战无所得爵,使民扬臂争出农战,而天下无敌矣。”该书还区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战争,反对不义之战。认为“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夫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故兵者,所以诛暴禁不义也。” 提倡的是以 “正义” 的战争消灭“非正义”的战争,说明作者在战争观上具有积极的思想。《尉缭子》所指的“义战”,即 “并兼广大以一其制度”的封建统一战争,是顺乎历史潮流的,可见其战争观是进步的。
        《尉缭子》强调对于战争要有全面的认识。战前要全面地掌握我敌双方的情况,“先料敌而后动”,“权敌审将,而后举兵”。这与孙子“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军事思想是一致的。在战争过程中,要“能夺人而不夺于人”,即掌握战争的主动权而不被敌人夺去主动权。为此,除了善于把握战机以外,还充分注意到了作战要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后勤保障,应由国家掌握市场管理以保证军需供应的必要性。“无百货之官,无谓其能战也。”作者还具体地阐述了城防攻守的战术原理,反映了战国后期城镇经济的繁荣和城防战争日臻显要。
        《尉缭子》有关军队建设的论述尤为详尽,这也是该书的特色之一。首先,它对择将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强调选拔和任用清廉能干的统帅。将帅应“宽不可激而怒,清不可事以财”,不能“心狂,目盲,耳聋”,而应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具有自我牺牲精神,与士卒共劳苦,才能在士卒中树立起威严。“故善将者爱与威而已”。其次,它主张依法治军,“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后”,赏罚分明,做到 “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喜者赏之。”该书还具体阐述了有关治军的12条措施,涉及到教育、训练、行军、宿营、作战等各个方面,保留有惩处条令及权限、连保制度、营正划分、战斗编成、信号指挥、军队着装、徽识以及车阵等具体规定。为研究古代兵制史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料。
        总之,该书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它吸取了先秦兵家和诸子论兵的精萃,堪称先秦兵家集大成之作;二是它具有朴素唯物论,大致反映了战国时代军队和战争情况。清人朱墉在《武经七书汇解》中也赞誉道:“七子谈兵,人人挟有识见,而引古谈今,学问博洽,首推尉缭。”当然,《尉缭子》也有它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如它过分强调国君和将帅的作用,其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
        《尉缭子》过去极受日本、朝鲜等国学者的重视,专著甚多。我国古代就有配合《武经七书》而对该书所作的 《讲义》 (施子美)、《汇解》 (朱墉)、《直解》 (刘寅)、《考注》(黄榜)、《集注》(李清)和 《合笺》等。近年来,中华书局出版过华陆宗《尉缭子注释》、中州书画社出版了钟兆华《尉缭子校注》等文字训诂、诠释之作。该书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作者与成书年代、著录与版本、理论价值和历史地位等方面,先后发表过论文多篇,如何法周《 〈尉缭子〉初探》(《文物》1977年第2期)、钟兆华《关于 〈尉缭子〉 某些问题的商榷》 (《文物》1978年第5期)、刘路 《 〈尉缭子〉 及其思想初探》(《文史哲》1979年第2期)、张烈《关于〈尉缭子〉的著录和成书》(《文史》第8辑)、于勇波《浅谈〈尉缭子〉的军事思想》(《西南师范学报》1983年第3期)、龚留柱 《 〈尉缭子〉考辨》(《河南师大学报》 1983年第4期)、《 〈尉缭子〉 军事哲学思想初探》 (《争鸣》1985年第1期)、徐勇 《 〈尉缭子〉 的成书、著录及其相关问题》(《中国哲学史研究》1986年第1期)、刘先廷《 〈尉缭子〉对古代军事哲学的贡献》(军事科学出版社《漫话中国古代军事》)以及吴如嵩《〈尉缭子〉的兵形势特色》(《军事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 等。
        关于作者,南宋以后,学者疑该书为后人伪托尉缭之名所撰,近代此说尤盛。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出土的竹简中,发现有与今本《尉缭子》内容基本吻合的残简,《文物》1977年第2期发表《银雀山简本〈尉缭子〉释文》并附校注,从而使后人伪托之说不攻自破。但究竟成书于何时,仍有多种看法,如战国中期说、战国晚期说、汉初说等等。关于该书著录与版本也有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被 《汉书·艺文志》分作杂家和兵家两类的《尉缭》是书名同内容异的两部书;有的则认为杂家《尉缭》和兵家《尉缭》只是因著录在两类而被误解为两部书,实为一部书;还有学者认为今本《尉缭子》原为杂家,而兵家《尉缭》已佚。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徐勇《尉缭子浅说》一书,对上述问题作出了新的解释。经周密地考证,否定了尉缭是战国中晚期两个同名人的传统说法,并指出《史记·魏世家》对魏惠王纪年记载的失实;说明了该书的形成过程与汉志著录的关系,是解决这一长期悬而未决的疑案之力作。因此,虽名为《浅说》,实有较高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