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通鉴论
《读通鉴论》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系统评论历史的史论专著,明末清初王夫之撰。始撰于清康熙二十六年 (1687),至三十年 (1691)告竣。此书在王夫之生前及殁后约四十年皆未公开流行于世。主要是由于清初文网甚密,王夫之有许多著作皆列入禁毁书目之列。至道光二十年(1840)始由其族孙王世佺刊成湘潭王氏守遗经书屋本《船山遗书》,《读通鉴论》方得以正式问世流行。同治二年 (1863),曾国荃于金陵重刻《船山遗书》,《读通鉴论》,流传更广。1930年,上海太平洋书店铅印《船山遗书》,《读通鉴论》始有铅字本。目前通行的是中华书局1975年7月出版的分段、标点铅印本,分3册。
王夫之 (1619—1692),字而农,号薑斋,湖南衡阳人。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学者,因晚年定居衡阳石船山,故学者称其为船山先生。明崇祯十五年(1642)举人,本拟赴京会试,适值明末农民战争风暴已席卷中原,遂不果。明亡后参加南明抗清斗争,失败后便退隐山林以研读、著述终其生。王夫之学问广博,天文、地理、历法、数学等无所不通,尤精于经学、史学、文学,在学术界影响很大,与顾炎武、黄宗羲共享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誉。他 一生著作多达百余种,其主要著作除本书外,尚有《春秋家说》、《尚书引义》、《宋论》、《永历实录》、《莲峰志》等,后人汇编的《船山遗书》共收录其著作77种 (实刻66种),288卷。
《读通鉴论》全书30卷,60余万字。其中卷1评论秦史,卷2至卷9为两汉史,卷10为 三国史,卷11至卷14为两晋史,卷15至卷18为南北朝史,卷19为隋史,卷20至卷27为唐史,卷28至卷30为五代史。每卷根据《资治通鉴》所列帝王系统又分为若干篇目,共计85个篇目。每 一篇目皆选择这 一时期的若干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进行分析、评论,对一般的历史事实及具体过程则略而不论。卷末附《叙论》四篇,是此书写作目的及指导思想的集中说明。本书是一部以评价《资治通鉴》所载史事为形式来阐发作者自己的政治主张与历史哲学的史论专著。它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属于首创,因为昔日的史论,如 《史记》“太史公曰”,贾谊《过秦论》、王安石《读孟尝君传》等史论,皆属片断的、个别的、不系统的阐发。
《读通鉴论》之所以在中国学术史 (特别在史学史)上享有盛誉,主要是因为作者在其中发表了许多极有价值的、发人深省的学术观点。如关于研究历史、评价历史的最高标准或目的,在王夫之看来乃是要寻找“经世之大略”,他说: “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他在解释《资治通鉴》书名中 “资治”二字意义时,进一步对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作了阐发,认为“资治者,非知治乱而已也,所以为力行求治之资也”。这就是说研究历史,不仅在于“知治知乱”,而且更重要的在于以此作为力行求治的资鉴。他还进一步指出,在研究历史中应发挥主观能动性,“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如此,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皆可以供人借鉴,“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书中还多次反映了他的进化论的历史观。王夫之认为历史是进化的,今胜于昔,古不如今,据此批驳了各种复古论调。如他指出:“唐虞以前,无得而详考也,然衣裳未正,五品未清,婚姻未别,……人之异于禽兽无几也。……帝王经理之余,孔子垂训之后,民固不乏败类,而视唐虞三代帝王初兴,政教未孚之日,其愈世多矣。”明确认为春秋战国比上古进步。从这一认识出发,他进而认为各时代的典章制度亦在不断发展变化,一成不变的制度、法令是根本没有的,“以古之制,治古之天下,而未可概之今日者,君子不以立事;以今之宜,治今之天下,而非可必之后日者,君子不以垂法。”他认为 “事随势迁,而法必变”,历史条件的不同是形成这种变化的关键。关于评价历史人物,王夫之认为,只有做到知人论世,了解其时代背景,熟悉其当时处境,分析其动机,研究其效果,才能作出符合历史事实的客观评价,并强调要以大是大非为准绳,“有一人之正义,有一时之大义,有古今之通义;轻重之衡,公私之辨,三者不可不察,以一人之义,视一时之大义,而一人之义私矣。以一时之义,视古今之通义,而一时之义私矣;公者重,私者轻矣,权衡之所自定也。”他还认为评价历史人物不可盲目地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他认为历史罪人有三等,“祸在一时之天下,则一时之罪人; ……祸及一代,则一代之罪人;……祸及万世,则万世之罪人。”另外,他还提出评价历史人物应将暂时利益与长远利益结合起来考虑, “以一时之利害言之,则病天下:通古今而计之,则利大而圣道以弘。”他列举汉武帝北伐匈奴,南征百越之事作分析,认为值得肯定。关于对人材的看法,王夫之强调会延揽与使用人材是取得政治大业成功的重要因素。他认为一个政治家,要使自己能有所作为,“必下有人而上有君”。三国时蜀国的诸葛亮“上非再造之君,下无分猷之士,孤行其志”,故很难获得成功,而 “曹孟德推心以待智谋之士,而士之长于略者,相踵以兴”,且“又能用人而尽其才,人争归之”。通过这一对比,他进一步得出结论,“故能用人者,可以无敌于天下”。
《读通鉴论》付梓以后,其影响日趋广泛,引起了众多学者对它的研究兴趣。总的来说,一般学者研究此书主要着眼于透过本书分析王船山的政治主张及史学思想,主要有嵇文甫的 《 〈读通鉴论〉 〈宋论〉提要》,李季平的《王夫之与〈读通鉴论〉》,仓修良、魏得良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中的 “王夫之和他的 《读通鉴论》”专节,他们皆比较全面地分析了本书思想内容及其在中国学术史,特别是史学史上的价值和地位。
王夫之 (1619—1692),字而农,号薑斋,湖南衡阳人。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学者,因晚年定居衡阳石船山,故学者称其为船山先生。明崇祯十五年(1642)举人,本拟赴京会试,适值明末农民战争风暴已席卷中原,遂不果。明亡后参加南明抗清斗争,失败后便退隐山林以研读、著述终其生。王夫之学问广博,天文、地理、历法、数学等无所不通,尤精于经学、史学、文学,在学术界影响很大,与顾炎武、黄宗羲共享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誉。他 一生著作多达百余种,其主要著作除本书外,尚有《春秋家说》、《尚书引义》、《宋论》、《永历实录》、《莲峰志》等,后人汇编的《船山遗书》共收录其著作77种 (实刻66种),288卷。
《读通鉴论》全书30卷,60余万字。其中卷1评论秦史,卷2至卷9为两汉史,卷10为 三国史,卷11至卷14为两晋史,卷15至卷18为南北朝史,卷19为隋史,卷20至卷27为唐史,卷28至卷30为五代史。每卷根据《资治通鉴》所列帝王系统又分为若干篇目,共计85个篇目。每 一篇目皆选择这 一时期的若干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进行分析、评论,对一般的历史事实及具体过程则略而不论。卷末附《叙论》四篇,是此书写作目的及指导思想的集中说明。本书是一部以评价《资治通鉴》所载史事为形式来阐发作者自己的政治主张与历史哲学的史论专著。它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属于首创,因为昔日的史论,如 《史记》“太史公曰”,贾谊《过秦论》、王安石《读孟尝君传》等史论,皆属片断的、个别的、不系统的阐发。
《读通鉴论》之所以在中国学术史 (特别在史学史)上享有盛誉,主要是因为作者在其中发表了许多极有价值的、发人深省的学术观点。如关于研究历史、评价历史的最高标准或目的,在王夫之看来乃是要寻找“经世之大略”,他说: “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他在解释《资治通鉴》书名中 “资治”二字意义时,进一步对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作了阐发,认为“资治者,非知治乱而已也,所以为力行求治之资也”。这就是说研究历史,不仅在于“知治知乱”,而且更重要的在于以此作为力行求治的资鉴。他还进一步指出,在研究历史中应发挥主观能动性,“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如此,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皆可以供人借鉴,“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书中还多次反映了他的进化论的历史观。王夫之认为历史是进化的,今胜于昔,古不如今,据此批驳了各种复古论调。如他指出:“唐虞以前,无得而详考也,然衣裳未正,五品未清,婚姻未别,……人之异于禽兽无几也。……帝王经理之余,孔子垂训之后,民固不乏败类,而视唐虞三代帝王初兴,政教未孚之日,其愈世多矣。”明确认为春秋战国比上古进步。从这一认识出发,他进而认为各时代的典章制度亦在不断发展变化,一成不变的制度、法令是根本没有的,“以古之制,治古之天下,而未可概之今日者,君子不以立事;以今之宜,治今之天下,而非可必之后日者,君子不以垂法。”他认为 “事随势迁,而法必变”,历史条件的不同是形成这种变化的关键。关于评价历史人物,王夫之认为,只有做到知人论世,了解其时代背景,熟悉其当时处境,分析其动机,研究其效果,才能作出符合历史事实的客观评价,并强调要以大是大非为准绳,“有一人之正义,有一时之大义,有古今之通义;轻重之衡,公私之辨,三者不可不察,以一人之义,视一时之大义,而一人之义私矣。以一时之义,视古今之通义,而一时之义私矣;公者重,私者轻矣,权衡之所自定也。”他还认为评价历史人物不可盲目地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他认为历史罪人有三等,“祸在一时之天下,则一时之罪人; ……祸及一代,则一代之罪人;……祸及万世,则万世之罪人。”另外,他还提出评价历史人物应将暂时利益与长远利益结合起来考虑, “以一时之利害言之,则病天下:通古今而计之,则利大而圣道以弘。”他列举汉武帝北伐匈奴,南征百越之事作分析,认为值得肯定。关于对人材的看法,王夫之强调会延揽与使用人材是取得政治大业成功的重要因素。他认为一个政治家,要使自己能有所作为,“必下有人而上有君”。三国时蜀国的诸葛亮“上非再造之君,下无分猷之士,孤行其志”,故很难获得成功,而 “曹孟德推心以待智谋之士,而士之长于略者,相踵以兴”,且“又能用人而尽其才,人争归之”。通过这一对比,他进一步得出结论,“故能用人者,可以无敌于天下”。
《读通鉴论》付梓以后,其影响日趋广泛,引起了众多学者对它的研究兴趣。总的来说,一般学者研究此书主要着眼于透过本书分析王船山的政治主张及史学思想,主要有嵇文甫的 《 〈读通鉴论〉 〈宋论〉提要》,李季平的《王夫之与〈读通鉴论〉》,仓修良、魏得良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中的 “王夫之和他的 《读通鉴论》”专节,他们皆比较全面地分析了本书思想内容及其在中国学术史,特别是史学史上的价值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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