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惟录

        原名《明书》,后改今名。纪传体史书。一百零二卷(一说一百二十卷)。明末清初查继佐撰。成书于康熙十一年(1672年)。
        查继佐,字伊璜,一字敬修,号兴斋,又号左尹,别号东山钓史,明亡后,更名省,号非人。生于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卒于康熙十五年(1676年)。浙江海宁人。崇祯六年举人,明亡后曾参加抗清;庄廷鑨明史案发,受到牵连入狱,经提督吴六奇上疏奏辨,得免。他著作甚丰,除《罪惟录》外,还有《鲁春秋》、《东山国语》、《国寿录》等。
        本书是有明一代的断代史,记述内容主要分纪、志、传三大类。其中帝纪二十二:有太祖纪、惠宗纪、太宗纪、仁宗纪、宣宗纪、英宗纪、代宗纪、英宗后纪、宪宗纪、孝宗纪、武宗记、世宗纪、穆宗纪、神宗纪、光宗纪、熹宗纪、毅宗纪、安宗纪、鲁王、唐王、桂王、韩王;志三十二:天文志、历志、五行志、冠服志、艺文志、地理志、礼志、乐志、土田志、贡赋志、屯田志、九边志、河渠志、漕志、班爵志、陵志、经筵志、科举志、直阁志、兵志、刑法志、典牧志、茶法志、锦衣志、宗藩志、学校志、职官志、将作志、盐法志、钱法志、数志、外志;列传三十六:皇祖祢列传、皇后列传、皇太子列传、诸王列传、翼运王国列传、翼运诸国列传、逸运外臣列传、启运诸臣列传上、中、下;抗运诸臣上、下;理学诸臣列传;经济诸臣列传上、中、下;致命诸臣列传上、中、下;谏议诸臣列传上、中、下;讽谕诸臣列传;清介诸臣列传上、下;乘时诸臣列传、循谨诸臣列传,文史诸臣列传,武略诸臣列传,荒节诸臣列传,播匿诸臣列传,隐逸列传,侠烈列传,独行列传,庸误诸臣列传,方外列传,艺术列传,闰懿列传,宦寺列传,奸壬列传,叛逆列传,列朝诸臣逸传,外藩列传,蛮苗列传,胜国列传,外国列传;另有列朝帝纪逸、妃嫔逸、诸王传逸、大事逸、列朝属彝封爵、诸臣传逸、列朝诸臣诗歌逸、议论逸、谣讽逸、萝兆、因果、妖厉。
        书中念念不忘故明,所以在帝纪中,在崇祯之后,又为福王、鲁王、唐王、桂王、韩王立纪,而且在鲁、唐、桂、韩诸王本纪之后的“论曰”中,都用“天”或“亦天”来表示他对明亡的悲痛心情。与此相反,对清入关前称“东师”,入关后称“北师”,而不以“朝廷”或“国”名。书中纪、传之后,一般都有“论曰”,以表明作者的评论与看法。其中有很多看法是比较中肯和比较深入的。如对朱元璋的评论,他认为朱元璋以“布衣不学”而当了皇帝,“诸善政史不胜书”:但对其“法外加刑”,则提出了非议对明成祖朱棣一方面称赞“其功不可没”,称赞其“文武全才,宽严并济”,“睿算宏模,长驾远驭,徙都北平,雄视九有,五巡漠北,三犁王庭”,另一方面,对他搞掉惠帝、坚信宦官、放弃三卫等,则提出了批评。对孝宗时“群贤辐辏,任用得宜”;“斥妖淫、辟冗异,停采献,罢传升、革仓差、正抽分”和旌表于谦等,都给予充分肯定,但对他待外戚过厚,赐予颇滥、冗员尚多、中贵太盛等,则提出了批评。他把方孝孺之死和那些“全身远祸”的大臣作了比较,认为他的死,给后世树立光辉的榜样,“诸臣致其身,正学(按即方孝孺)昭其义,大小之分,未可同日语矣”。对于谦,书中充分肯定了他保卫京师、抗击瓦剌的巨大功绩,认为这不仅杜绝了瓦剌的要挟,使他们不得不放回上皇;更重要的是使岌岌可危的明王朝,由此又转危为安。最后于谦虽在夺门之变后被冤杀但他的功绩将与日月同辉。所以他说: “社稷安,谦生死可勿论矣”。对张居正则认为他是明建国以来实拜三公的第一人,因为他“功在社稷也”。而且当张居正死去二十年以后,“海内思其功”;至于人们怀疑他想利用王大臣案来倾陷首辅高拱一事,查继佐也认为这纯系诬陷之词。对明史中一些重大问题,查继佐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如对胡蓝之狱,他持否定态度。所以在启运诸臣列传中,他反覆发表了自己的这一见解。如对李善长之被杀,他认为根本原因是朱元璋怕这些开国的文臣武将互相勾结,造成“外重之势”,于是大开杀戒,“即至戚故人不恤”。对冯胜傅友德等的被杀,“究以太孙仁柔,不无鸟尽弓藏之虑,偶借人言输其前罪”。另外,对景帝之死,一直众说纷纭,书中则说天顺元年二月,景帝病已愈,而太监蒋安等“希旨以帛扼杀王,报郕王薨,上不问”。对建文皇帝的下落,也是有种种传说,或说烧死宫中,或说僭逃四方。后一说法之所以特别流行,他认为,一方面是由于惠帝仁柔,天下百姓很怀念他,遂有所谓“逊荒”之说;另一方面,对永乐皇帝来说,也认为“逊荒”之说,可以缓和人们对他的不满情绪。这些见解都是很新颖、很有说服力的。本书直阁志、锦衣志、九边志、宦寺列传等,都反映了明代的社会实际与特点,都表明作者善于独立地进行观察思考,决不人云亦云,依样葫芦。本书在叛逆列传中,列举了有明一代的农民起义与兵变的各代表人物,人数甚多,多于后来的明史,为研究农民起义和兵变必不可少者。宦寺列传所列人数也超过了后来的明史,也是研究明代宦官的必要资料。本书的不足之处,是不少地方谈天命、气数、乩梦、徵应,为河西佣、补锅匠、乞儿、麻衣姑、苟仙姑等人列传皆不妥。尽管如此,本书仍是研究明史者必不可少之书,史料价值较高,某些看法新颖,有比较重要的参考价值。尤其是本书靠个人力量修成,其勤奋精神,更为可贵。
        本书流传下来的有吴兴嘉业堂藏的钞本,浙江图书馆藏海宁张氏钞本,近人张宗祥据嘉业堂藏钞本,厘定次序,重为校订,由商务印书馆影印后收入《四部丛刊》三编。一九八五年,浙江古籍出版社经重新校补标点,于一九八六年铅印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