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下旧闻考

        原名《钦定日下旧闻考》,简称《旧闻考》。该书是清乾隆时奉敕在朱彝尊著《日下旧闻》的基础上重新整理、增补而成,故原书名前冠有“钦定”二字。地理史料学著作。一百六十卷。于敏中等奉敕编纂。成书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撰者事迹参见“《国朝宫史》”条)
        同于敏中充任该书总裁的还有英廉、和珅、梁国治、德保、刘墉、钱汝诚,除德保外其余都曾任《四库全书》的正副总裁。《日下旧闻考》总纂人窦光鼐,字元调,号东皋。生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卒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山东诸城人。乾隆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曾三次督浙江学政。又晋升为左都御史。著有《省吾斋诗文集》等。修《四库全书》时窦光鼐充任总阅官。与窦光鼐总纂《日下旧闻考》的还有朱筠、张焘、许宝善、蔡廷衡。其中朱筠,字竹君,一字美叔,号笥河,顺天大兴人。乾隆十九年进士。《清史稿》记朱筠曾“充《四库全书》纂修官,兼修《日下旧闻考》。”《清代七百名人传》中记有朱筠“总办《日下旧闻考》纂修事。”可见该书的主要编纂者应是其人。著有《笥河集》等。除此还有该书的督办、纂修、校录、謄录等与事者共四十余人,皆选一时之俊。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开始奉敕编撰,历十一年成书。
        朱彝尊编纂的《日下旧闻》初刻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该书是从一千六百余种史籍中辑录历代有关北京地方的记载和资料,加以考核、整理而成。全书分星土、世纪、形胜、宫室、城市、郊坰、京畿、侨治、边障、户版、风俗、物产、杂缀共十三门,凡四十二卷。是一部颇被文人史家称赞的北京方志史书。然入清以后,经康、雍、乾三朝盛世,北京经过百年之营建修葺,凡京师坛庙、宫殿、城郭、河渠、苑囿、衙署、莫不修整,其皇家园苑变化更大。所以乾隆弘历认为朱彝尊的《日下旧闻》成于康熙二十七年,今又及百年,太平熙皞,民物繁昌。京都已有很大改观,故命复编增补《日下旧闻》。同时由于《四库全书》开馆,广搜天下藏书,特别是内府的大量秘籍和《永乐大典》等书的详录,这就使朱彝尊编纂《日下旧闻》时未能见到的记述北京的重要典籍涌出,为编纂《日下旧闻考》提供了大量的文献资料。
        《日下旧闻考》在编纂体例上承袭了《日下旧闻》的体例。由于其文字上的增补和编纂者有意突出大清皇帝的业绩,故在门目次序,和个别门目内容的时间顺序上进行了调整。并又别立“官署”、“苑囿”二门,使之更加臻于完备。在内容上《日下旧闻考》比朱氏原书大大增加,是《日下旧闻》卷数的三倍。卷一星土,卷二至卷四世纪,卷五至卷八形胜,卷九至卷三十六国朝宫室、宫室(辽金、元、明),卷三十七至卷六十一京城总纪、皇城、城市,卷六十二至卷七十三官署,卷七十四至卷八十七国朝苑囿,卷八十八至卷一百七郊坰,卷一百八至卷一百四十四京畿,卷一百四十五户版,卷一百四十六至卷一百四十八风俗,卷一百四十九至卷一百五十一物产,卷一百五十二至卷一百五十四边障,卷一百五十五至卷一百五十六存疑,卷一百五十七至卷一百六十杂缀。卷末列译语总目,用资考证。《日下旧闻考》保留了朱氏原书所辑文字,增补的内容编在原文之后。凡朱彝尊原引文字前均加一“原”字,朱彝尊儿子朱昆田补遗的文字前均加一“补”字,新增文字前均加一“增”字,逐条标识,以其一目了然。朱彝尊原有按语以“朱彝尊原按”五字标首,窦光鼐、朱筠等人所加按语,用“臣等谨按”四字别之。《日下旧闻考》新增国朝宫室二十卷,国朝苑囿十四卷。这部分内容是根据《大清会典》、《国朝宫史》及官府各部所藏文书档册等文献资料辑录而成。其详载入清以来自康熙时起对北京皇宫大内,西苑及坛庙等进行大规模营修和添建的各项建筑的时间、名称、及建筑形制,使用功能等。清初对北京城的营修到乾隆时达到了高峰,特别是对京西三山五园的开发营建,更是康、雍、乾三朝盛世时之杰作。这些规模宏伟的皇家园林中的每座殿宇廊屋,亭台楼阁的名称和匾额楹联的题词都一一俱载新增各卷之内。《日下旧闻考》还将原载城市门内的官署,独立为一门十二卷,在原有内容的基础上补充了清八旗内务府各衙门的情况。在原城市门前又增添京城总纪二卷、皇城四卷,将清朝的都城之制补充进来。原城市门内所列坊巷街衢,俱张爵《五城坊巷胡同集》叙次。现改以乾隆时《京师五城界册》为准而新编。京畿一门原系按顺天府所属州县次第编排。现改以乾隆时顺天府所属地方为准。划出的遵化、玉田、丰润三县做为京畿附编留存卷后。
        朱氏原书经过于敏中、窦光鼐、朱筠等人奉敕复编成《日下旧闻考》后,全书文字已达一百六十余万,使之成为自元、明以来汇辑北京地方历史、地理、城坊、宫殿、衙署、名胜等资料最为丰富的巨著,是一部比较系统地叙述北京城市发展史的大型史志专书。
        《日下旧闻考》成书之后,得到好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此书:“因朱彝尊《日下旧闻》删繁补阙,援古证今……详为考核。……履勘遗迹,订妄以存真,千古舆图,当以此本为准绳矣。”清末著名文人李慈铭认为此书“去取既精,摭实而谈,因视原书远胜。”
        《日下旧闻考》优点。其一:在于它猎取史料范围广泛,远胜朱氏一人之所见。其包容之广,辑录之富是朱氏及前人所著的各类专记北京史地的书籍所无法相比。在此以前纪述北京的专书多是当时人记当时事,或专记景物、山川、风俗、古迹等事。从《日下旧闻考》开始,北京史籍的写作及研究,由分散的个人游记式的纪述北京名物、古迹、掌故、传闻的专著,走上用历史学的观点和方法去研究纪述北京历史和北京城市发展史的道路。其二,由于它是奉敕官修的一部北京史地专书,并且云集高手对朱氏原书文字逐条详加考核,并实地察证。对难以酌定者,列入存疑卷中,不妄加评论。所以该书史料价值也比以往的北京史地专书更高一筹。书中臣等谨按大多中肯可信,并有一定思想深度。例如在边障门卷首臣等谨按中言道:“山河之固,在德不在险。……明初徐达筑边墙,自山海关西抵慕田峪一千七百余里。阸塞又安足恃乎?”这一问颇有道理寓意深远。其三,此书编纂借四库馆开之便,掌握大量史书得以参阅摘引。又汇辑各部内府秘藏档案文册和抄录当时寺院宫观尚存的残碑断碣的石刻文字。故在今天许多古籍史迹早已湮没的情况下,客观上保存了一些珍贵史料。该书不足之处,在于它纪述内容偏重于皇宫苑囿,其文字繁冗不嫌其多。然对众多的民间文化遗存却略而不书。例如会馆、名人故居乃至内城的王侯甲第也都未载,使人甚感不足。尤其书中收录玄烨、胤禛、弘历三帝的大量御制诗文,虽其中有些记事、咏物之作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也有一些乏味之作占据了不少篇幅。所以《日下旧闻考》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雕板刊行之后,次年就有吴长元据《日下旧闻》和《日下旧闻考》两书再行爬梳删节去无存菁,并对两书记载疏略未尽之处加以补充,错误不实之处加以纠正,写出《宸垣识略》一书,凡十六卷问世。
        《日下旧闻考》成书后收入《四库全书》。该书的版本情况,除《四库全书》本以外,还有在《四库全书》本的基础上又经增补的乾隆年间的内府刻本,这个内府刻本的初刻时间应不早于乾隆五十二年三月。此后又有内府刻本的后印本问世。一九八一年北京古籍出版社根据后印本标点出版了铅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