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起居注册
编年体史书。编写者为历朝起居注官。目前所发现的清代起居注册始于康熙十年(1671年)九月,迄于宣统二年(1910年)十二月,中间有缺佚,已不完整,共一万二千册。
起居注这种史书体裁,在我国出现的时间很早。据《清实录》等书记载,早在清廷入关以前,清太宗皇太极就曾命令库尔缠等记注政事。在清廷入关初年,摄政王多尔衮也有委派史官为其作记注之举。这些都是有清一代立馆设官修起居注制度建立的嚆矢。康熙九年,清廷正式在太和门西廊建立起居注馆。康熙五十七年,康熙帝指责起居注官记载不实、泄漏秘密、甚至将其谕旨颇多遗漏而不行备录,因此下令将起居注馆撤销。但是,雍正于康熙六十一年即位后,认为自己兢兢业业理政,“簪笔侍臣”不可或缺,遂下令恢复了起居注馆旧制。自此之后,起居注馆一直相沿不替,直到清朝覆亡。清代负责记载并撰写起居注册的官员多为翰林院学士、詹事以及他们属下的学士、侍读、侍讲、编修、检讨等清要官员,既有满人也有汉人,人数多少不太固定,多时达二十二人。
清制,凡皇帝三大节受贺,举行大典,处理朝政,如临雍、大阅、耕藉、谒陵、经筵、巡幸、御门听政等活动,起居注官均须轮流在场侍值,并将耳闻目睹的情况记载下来。这样,起居注的内容无疑是十分丰富而广泛的。除皇帝内廷私生活以外的言行,在起居注册均有所反映。清廷对起居注的记注体例,有严格的规定。何事该记、何事不该记,以及记注的顺序和繁简,均载在《会典》。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千零五十五这样写道:“凡记注,先载起居,次谕旨,次题奏,次官员引见。”据此可见,起居注记载的内容首先是皇帝的上谕,其次是处理在京各衙门的题本,再次是处理由通政司上达的地方大吏的题本(即通本)和八旗的奏折,然后是引见官员的情况。对于皇帝所有谕旨及官员引见除授,起居注都全部记载;而对奉旨依议及该部议奏报闻者俱不加以记载。在上谕部分,所记注的事务,以大小轻重为序,若事情关乎坛库陵寝,则最为重要,一般置于首位。起居注官,将逐日所记,交总办记注官,逐条查核增改,送翰林院掌院学士阅定,按月装订。康熙朝每月一册,雍正以后每月两册,封面题《起居注册》,是为草本。第一年的《起居注册》在次年再加以整理编定,由编纂官作跋于后,并且每隔一页于骑缝处加盖翰林院印信,具疏奏报皇帝后,送交内阁储藏,是为正式本。
《清代起居注册》与一般官修书不同,它带有档案史料的性质。其价值在于:(一)它记载的都是一些重要的朝政。康熙朝大学士明珠等说过:“起居注皆记载机密事宜,垂诸史册,所关重大。”在清代,皇帝是全国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其言论即是法令,其行为举措,对国计民生至为攸关,因此以记载皇帝言行为旨归的起居注,容纳了有清一代的重大政事。(二)它的记载比较可信。由于起居注的每年记载最晚成于第二年的年初,有的甚至就是当天的质朴记录,所以其文字较少修饰,可信度较大。如果我们拿《起居注》与其它史书两相对照,便可以发现一些历史真相。举例为证,雍正二年七月十六日,雍正帝发布《御制朋党论》,《起居注》中记载其原话为:欧阳修朋党论为邪说,……朋党之风至于流极而不可挽,实〔欧阳〕修价之厉也。设修在今日而为此论,朕必诛之以正其惑世之罪。”《清实录》的撰著者,在收录雍正帝这段论事责人的文字时,感到雍正帝说话有失分寸,为了掩饰当时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内幕,便对此做了适当的修改,将“邪说”一词易为“异说”,将“朕必诛之以正其惑世之罪”改作“朕必饬之以正其惑”。这种例子并非绝无仅有。《起居注》的史料价值于此可见一斑。(三)它容纳了一些其它史书没有记载或记载不详的资料。不可否认,《实录》的卷帙,比《起居注》大得多,在许多方面也确实比《起居注》更为详尽充实。但也应该看到,《起居注》中有记载,而《实录》中付诸缺如的资料也所在多有。如有关皇帝御门听政、处理折本或召见大臣讨论政务时的具体情节;高级外任官员或钦差大臣陛辞请训或觐见销差时的奏对垂询、经筵日讲时君臣间的讲说治道;皇帝与近侍诸臣的研讨问答;少数民族王公、台吉等上层人物的进京、召对、赐宴以及皇帝在宫禁或出巡时的起居行止等等,在《起居注》中均有比较详尽的记载,而很少见诸《实录》或《东华录》等书。在这里,我们只是想说《起居注》和《实录》可以互相印证、互相补充,并无褒此抑彼之意。有人说,《清代起居注册》任何一册、任何一月的内容,若与《实录》作比较的话,所载的史事既多而且重要。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有失偏颇。实际上《起居注》由于本身体例等方面的限制,有许多方面的内容还是不如《实录》详尽的。
《清代起居注册》有满、汉两种文本,又有正本与稿本之别。其满、汉文本的内容完全一致,稿本与正本的内容也基本相同,只是稿本往往注明史料来源,而正本则无。《清代起居注册》目前主要分藏两处:一是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共计存有三千八百六十三册(包括稿本、清底和正式本),时间最早起于康熙十年,最晚迄于宣统二年十二月;二是台北故宫博物院。一九八四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校点的《康熙起居注》。一九八三年,《联合报》文化基金会与台北故宫博物院合作影印出版了《清代起居注册》(同治朝),分四十三册;又于一九八五年影印出版了《清代起居注册》(道光朝),分一百册。
起居注这种史书体裁,在我国出现的时间很早。据《清实录》等书记载,早在清廷入关以前,清太宗皇太极就曾命令库尔缠等记注政事。在清廷入关初年,摄政王多尔衮也有委派史官为其作记注之举。这些都是有清一代立馆设官修起居注制度建立的嚆矢。康熙九年,清廷正式在太和门西廊建立起居注馆。康熙五十七年,康熙帝指责起居注官记载不实、泄漏秘密、甚至将其谕旨颇多遗漏而不行备录,因此下令将起居注馆撤销。但是,雍正于康熙六十一年即位后,认为自己兢兢业业理政,“簪笔侍臣”不可或缺,遂下令恢复了起居注馆旧制。自此之后,起居注馆一直相沿不替,直到清朝覆亡。清代负责记载并撰写起居注册的官员多为翰林院学士、詹事以及他们属下的学士、侍读、侍讲、编修、检讨等清要官员,既有满人也有汉人,人数多少不太固定,多时达二十二人。
清制,凡皇帝三大节受贺,举行大典,处理朝政,如临雍、大阅、耕藉、谒陵、经筵、巡幸、御门听政等活动,起居注官均须轮流在场侍值,并将耳闻目睹的情况记载下来。这样,起居注的内容无疑是十分丰富而广泛的。除皇帝内廷私生活以外的言行,在起居注册均有所反映。清廷对起居注的记注体例,有严格的规定。何事该记、何事不该记,以及记注的顺序和繁简,均载在《会典》。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千零五十五这样写道:“凡记注,先载起居,次谕旨,次题奏,次官员引见。”据此可见,起居注记载的内容首先是皇帝的上谕,其次是处理在京各衙门的题本,再次是处理由通政司上达的地方大吏的题本(即通本)和八旗的奏折,然后是引见官员的情况。对于皇帝所有谕旨及官员引见除授,起居注都全部记载;而对奉旨依议及该部议奏报闻者俱不加以记载。在上谕部分,所记注的事务,以大小轻重为序,若事情关乎坛库陵寝,则最为重要,一般置于首位。起居注官,将逐日所记,交总办记注官,逐条查核增改,送翰林院掌院学士阅定,按月装订。康熙朝每月一册,雍正以后每月两册,封面题《起居注册》,是为草本。第一年的《起居注册》在次年再加以整理编定,由编纂官作跋于后,并且每隔一页于骑缝处加盖翰林院印信,具疏奏报皇帝后,送交内阁储藏,是为正式本。
《清代起居注册》与一般官修书不同,它带有档案史料的性质。其价值在于:(一)它记载的都是一些重要的朝政。康熙朝大学士明珠等说过:“起居注皆记载机密事宜,垂诸史册,所关重大。”在清代,皇帝是全国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其言论即是法令,其行为举措,对国计民生至为攸关,因此以记载皇帝言行为旨归的起居注,容纳了有清一代的重大政事。(二)它的记载比较可信。由于起居注的每年记载最晚成于第二年的年初,有的甚至就是当天的质朴记录,所以其文字较少修饰,可信度较大。如果我们拿《起居注》与其它史书两相对照,便可以发现一些历史真相。举例为证,雍正二年七月十六日,雍正帝发布《御制朋党论》,《起居注》中记载其原话为:欧阳修朋党论为邪说,……朋党之风至于流极而不可挽,实〔欧阳〕修价之厉也。设修在今日而为此论,朕必诛之以正其惑世之罪。”《清实录》的撰著者,在收录雍正帝这段论事责人的文字时,感到雍正帝说话有失分寸,为了掩饰当时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内幕,便对此做了适当的修改,将“邪说”一词易为“异说”,将“朕必诛之以正其惑世之罪”改作“朕必饬之以正其惑”。这种例子并非绝无仅有。《起居注》的史料价值于此可见一斑。(三)它容纳了一些其它史书没有记载或记载不详的资料。不可否认,《实录》的卷帙,比《起居注》大得多,在许多方面也确实比《起居注》更为详尽充实。但也应该看到,《起居注》中有记载,而《实录》中付诸缺如的资料也所在多有。如有关皇帝御门听政、处理折本或召见大臣讨论政务时的具体情节;高级外任官员或钦差大臣陛辞请训或觐见销差时的奏对垂询、经筵日讲时君臣间的讲说治道;皇帝与近侍诸臣的研讨问答;少数民族王公、台吉等上层人物的进京、召对、赐宴以及皇帝在宫禁或出巡时的起居行止等等,在《起居注》中均有比较详尽的记载,而很少见诸《实录》或《东华录》等书。在这里,我们只是想说《起居注》和《实录》可以互相印证、互相补充,并无褒此抑彼之意。有人说,《清代起居注册》任何一册、任何一月的内容,若与《实录》作比较的话,所载的史事既多而且重要。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有失偏颇。实际上《起居注》由于本身体例等方面的限制,有许多方面的内容还是不如《实录》详尽的。
《清代起居注册》有满、汉两种文本,又有正本与稿本之别。其满、汉文本的内容完全一致,稿本与正本的内容也基本相同,只是稿本往往注明史料来源,而正本则无。《清代起居注册》目前主要分藏两处:一是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共计存有三千八百六十三册(包括稿本、清底和正式本),时间最早起于康熙十年,最晚迄于宣统二年十二月;二是台北故宫博物院。一九八四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校点的《康熙起居注》。一九八三年,《联合报》文化基金会与台北故宫博物院合作影印出版了《清代起居注册》(同治朝),分四十三册;又于一九八五年影印出版了《清代起居注册》(道光朝),分一百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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