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子正蒙注

        《张子正蒙》义释著作。九卷。明清间王夫之撰。成书于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撰者事迹参见“《船山遗书》”条)
        《张子正蒙注》全书九卷,每卷两篇,分别为:卷一,太和篇、参两篇;卷二,天道篇、神化篇;卷三,动物篇、诚明篇;卷四,大心篇、中正篇;卷五,至当篇、作者篇;卷六,三十篇、有德篇;卷七,有司篇、大易篇;卷八,乐器篇、王禘篇;卷九,乾称篇上、乾称篇下,共十八篇。是王夫之对北宋张载《正蒙》的注解著作。卷首有附录《序论》和《宋史·张子本传》。它虽然叫“注”,其实并不注重文字训诂,而是多阐发义理,通过注释的形式,继承并发展了张载的哲学思想。他推崇张载思想,并对其作了精湛的分析。正如他在《序论》中所说:“张子之学,上承孔孟之志,下救来兹之失,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圣人复起,未有能易焉者也。”把张载之学称作绝对真理,认为若能使“张子之学,晓然大明”,则佛教异端就可以“不折而自摧”,陆王心学也就再不能替佛教“作率善食人之伥”,从而表明了他作此注的目的。
        本书在卷一《太和篇》中,发展了“太虚即气”的自然观。明确指出“气”是构成有形有象可见万物以及无虚无物“太虚”的唯一实体。对世界上一切事物的有无变化,它用显隐、聚散加以解释,只不过是气的“变化之客形”,因此气的存在是普遍的、永恒的,无所谓“有无”和“生灭”。在本篇中,王夫之举了象薪、水蒸气、汞三种物质为例说明气的形态变化,无论多么复杂,但作为本体的太虚之气,既不会增多,也不会减少。他说:一车柴火燃烧之后,化为焰、烟、灰烬,属木的归木,属水的归水,属土的归土,不过变成很细小的东西看不见了而已。做饭的水蒸气、汞燃烧便飞也是同样的道理,于是他得出“物质的气只不过是往来、屈张、聚散、隐显的变化而不生不灭”的结论,从而论证了物质不灭的思想。因此也批判了佛教“无尽无余”和“以心法起灭天地”的谬论。
        在卷一《太和篇》、卷二《神化篇》、卷七《大易篇》、卷九《乾称篇下》中对运动观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认为运动是元气的固有属性,指出“气则动者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理气关系,理表现为气的“屈申相因之条理”,是依凭于气的,决不能“去气外求理”。认为理是气运动变化的规律,是物质运动所固有的:“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显著于天下,循而得之。”他在《大易篇》中进一步明确了“动静者乃阴阳之动静也”,说明运动是物质自身的矛盾运动。指出“阴阳具于太虚絪缊之中”,物质性的太虚包涵着内在的阴阳矛盾运动。所谓“融、结、流、止、飞、潜、动、植,各自成其条理而不妄”,是物质矛盾运动规律性的表现。
        本书在卷三《动物篇》、卷四《大心篇》、卷五《至当篇》中,在认识论方面提出了些有价值的见解。他认为认识的发生,需要“形”(感觉器官)、“神”(思维活动)、“物”(客观对象)三者的结合,即“形也,神也,物也,三相遇而知觉乃发。”认为客观存在的物体是知觉的客观条件,耳目感官和大脑的思维活动是知觉的主观条件,缺少任何一个都不能产生知觉认识,主张“多闻而择,多见而识”,“知之尽,则实践之而已”,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只有“心所素知,行焉皆顺”才能证明认识的真理性。
        但是,王夫之受张载的影响,在获得知识的途径上仍沿袭张载的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的区别之说,并夸大了后者,强调凭见闻所获得的知识是有限的,至于德性之知,是不必依靠见闻而发生的,它是循“理”而得到的最高级的认识,其方法就是“大其心”,“尽性”,这是因为“万事万物之理,无非吾心之所固有”。“天下之物皆用之,吾心之理其体也。”这就与理学家观点一致了。此外,本书在行文中还使用了不少理学家的概念,如“道心”、“人心”、“良能”、“人能”、“闻见之知和德性之知,圣人之知和人小之知”等等,甚至还把“天人合一”看成是“圣学”的标志,因此可证明《张子正蒙注》在认识论和道德观上深受着程朱理学的影响。
        本书作为王夫之的主要著作之一,其思想是十分丰富的。他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的气一元论思想,尤其继承了北宋张载“一物两体”的观点。他把运动看成是物质的属性,是永恒的,这种“运动永恒”的观点成为维新变法的理论依据,在中国近代史上有深刻的影响。
        本书在王夫之逝世后十余年由其子王敔始初刊于世。后于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俞焜补刻刊行该书,其中仅收二卷。清同治三年(1864年)——同治五年(1866年),曾国藩兄弟二人出资补刻《船山遗书》收入九卷《张子正蒙注》。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又收在上海太平洋书店排印本《船山遗书》中。一九五六年北京古籍出版社排印了章锡琛点校本《张子正蒙注》。一九五九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了排印单行本,一九七五年北京中华书局重校排印单行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