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林景熙文《蜃说》

散文·林景熙文《蜃说》

尝读《汉·天文志》，载“海旁蜃气象楼台”，初未之信。

庚寅季春，予避寇海滨。一日饭午，家僮走报怪事，曰：“海中忽涌数山，皆昔未尝有。父老观以为甚异。”予骇而出。会颍川主人走使邀予。既至，相携登聚远楼东望。第见沧溟浩渺中，矗如奇峰，联如叠巘，列如崪崪岫，隐见不常。移时，城郭台榭，骤变歘起，如众大之区，数十万家，鱼鳞相比，中有浮图老子之宫，三门嵯峨，钟鼓楼翼其左右，檐牙历历，极公输巧不能过。又移时，或立如人，或散如兽，或列若旌旗之饰，瓮盎之器，诡异万千。日近晡，冉冉漫灭。向之有者安在? 而海自若也。《笔谈》纪登州海市事，往往类此，予因是始信。

噫嘻! 秦之阿房，楚之章华，魏之铜雀，陈之临春、结绮，突兀凌云者何限，运去代迁，荡为焦土，化为浮埃，是亦一蜃也。何暇蜃之异哉!

(据鲍刻《知不足斋丛书》本《霁山集》)

林景熙(1242—1310)，字德旸，号霁山，平阳(今浙江省平阳县)人。曾任泉州教授、礼部架阁等职。宋亡不仕，隐居故里讲学，善文，文多托物言志，不事雕琢。著有《霁山先生集》。

“蜃”，即海市蜃楼。“蜃说”，就是由蜃引起的感想和议论。海市蜃楼是一种自然现象，具有包罗万象、无奇不有、瞬息万变、即现即灭的特点。一个偶然的机会，作者看到了这一可见而不可求的自然奇观。一般而言，这事可写成一篇“蜃记”，把所看到的奇异景象记录下来，以使读者增长见识，获得一种间接的体验，像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所作的那样。可是，林景熙偏不作“记”，而要立“说”。因为他目睹此景，心有所感，不免由景生情，由情入理。此情此理，既不能用“记”来表达，又难为“论”所包容，所以他的最佳选择就是“说”。只有“说”这种文体才能最恰当地表现他在此时此地的联想和妙悟。

文章开门见山直接写“蜃”，先以海市蜃楼这种传说我曾在书本上见过，但并不相信宕开一笔，接着转入正题，叙述他在“庚寅季春”“避寇海滨”时终于遇见，遂有“海中忽涌数山”，“余骇而出”等事，把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情况作了具体交代。“家僮走报”、“骇出”等语，使当时人众惊喜交加，奔走相告之情状跃然纸上，可谓字无虚下，一字传神。接着便描写登聚远楼所见之“蜃”景，以时间先后为序，分四层加以描绘。首先看到的是“沧溟浩渺中”如“奇峰”、似“叠巘”、类“崪岫”，忽隐忽现的重峦叠嶂。继而是“骤变歘起”之“城郭台榭”——“如众大之区”以下至“极公输之巧不能过”，对“城郭台榭”之状作具体描写和细致刻画。最后看到的是“诡异万千”如人，似兽，像“旌旗”、“瓮盎”等景象。这些描述，层次清楚，交接自然，作家用辞赋铺陈排比，曲尽形容的表现手法，将海市蜃楼呈现出来的虚幻世界描绘得栩栩如生，活灵活现。从这些描绘中读者经历了身临其境心旷神怡的感情体验，获得了奇妙的审美愉悦。末了，写海市蜃楼的消失，只用“冉冉漫灭”四字，极其简洁生动地表现了这一自然奇观从有至无由显至隐的全过程，并以《笔谈》所记作陪衬，以“予因是以信”回应上文。文完意足，笔墨酣畅，已是一篇优秀的“蜃记”了。

但是，作者并不就此住笔，而是异想天开，奇情突发，触类而长，引而申之，发为一段大议论。海市蜃楼的幻灭，移时而过，只在弹指之间;历代帝王穷奢极欲，苦心经营的雕梁画栋，宫殿楼台，“运去代迁，荡为焦土，化为浮埃”。同样如此，历代帝王之家的荣华富贵，亦如这海市蜃楼一样，都是过眼烟云，转瞬即逝。但比之海市蜃楼来，这样人世间的兴亡盛衰，沧桑迭代，才是更使人为之惊心动魄感叹唏嘘的呵! 这段议论，说不上深刻，因为它只是揭示出一种历史的、社会的现象，所谓“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阮籍《咏怀》其三);“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唯见松柏在”(卢照邻《长安古意》)。这仅仅是感知而非思辨，是现象而非本质，只是知其然，而非知其所以然。但是，这种现象，正可作为一幅触目惊心的历史画卷，让人有所思，有所悟，激励人去寻求答案。这段议论，言简意赅，一气呵成，辞语雄浑，气骨苍劲。由秦及陈，往事何限，既有纵深的历史感;“荡为焦土，化为浮埃”，南宋沦亡，亦复如是，又有强烈的时代感。而“噫嘻”、“何暇”，前后呼应，一唱三叹，感慨无穷，余韵不绝。

作者是由宋入元具有民族气节的爱国遗民，他曾目睹南宋王朝的骄奢淫逸以至瓦解分崩的悲剧，因此，他对政治时事社会人生产生了强烈的苍茫感和幻灭感。同时，他又是一位优秀的文学家，具有丰富的创作经验和极高的文学理论修养，故其文辞采情理并茂而寄意遥深。他曾说：“诗如其文，文如其人也。近世剽声窃响，窍蚓争喧，自谓能诗，而不本于吾文，以文其所不能，至裂诗文为二途，而不知归一也。岂有拙于文而工于诗者哉!”(《霁山集》卷五《顾近仁诗集序》)这个看法虽然有片面性，但并非毫无道理，他强调诗文“归一”，正说明他把作文也当作写诗，他追求的是言近旨远，抒写性灵，而不是钩玄提要，知几探微。因而，他的散文诗情浓郁，如他所云：“当喜而喜，当怒而怒，当哀而哀，当乐而乐。”他认为：“赋核(真实)而该(详尽全面)，比形而切，兴记而悠，三百篇之法度宛然在焉!”(《霁山集》卷五《王修竹诗集序》)把赋、比、兴三要素看作文学作品的艺术生命，这是很有道理的。他这篇《蜃说》，曲尽形容，有赋之“核而该”，连类引申，有比之“形而切”，因事遐想，有兴之“记而悠”，亦赋、亦比、亦兴，似寓言，类托讽，主文谲谏，寄意言外，确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优秀散文，可以和韩愈《杂说》、柳宗元《捕蛇者说》、苏轼《日喻说》相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