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融文《与曹操论盛孝章书》

孔融文《与曹操论盛孝章书》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为始满，融又过二。海内知识，零落殆尽，惟会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于孙氏，妻孥湮没，单孑独立，孤危愁苦。若使忧能伤人，此子不得永年矣!

《春秋传》曰： “诸侯有相灭亡者，桓公不能救，则桓公耻之。”今孝章实丈夫之雄也，天下谈士，依以扬声，而身不免于幽絷，命不期于旦夕，是吾祖不当复论损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绝交也。公诚能驰一介之使，加咫尺之书，则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

今之少年，喜谤前辈，或能讥评孝章。孝章要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称叹。燕君市骏马之骨，非欲以骋道里，乃当以招绝足也。惟公匡复汉室，宗社将绝， 又能正之。正之之术， 实须得贤。珠玉无胫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况贤者之有足乎!昭王筑台以尊郭隗，隗虽小才，而逢大遇，竟能发明主之至心，故乐毅自魏往，剧辛自赵往，邹衍自齐往。向使郭隗倒悬而王不解，临溺而王不拯，则士亦将高翔远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称引，自公所知，而复有云者，欲公崇笃斯义也。因表不悉。

(据明刻《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孔少府集》)

本文是作者向曹操推荐盛孝章的一篇著名书信。《文心雕龙·书记》篇，于魏代书记，举孔融、阮瑀及应璩三家为代表，并谓“文举(孔融)属章，半简必录”，可见时人重视。孔融平生乐善爱才，曾为沦落不偶的才士祢衡、谢该分别上疏推举(参见《后汉书》中《文苑传》及《儒林传》)。《与曹操论盛孝章书》作于汉献帝建安九年(204)，时曹操任司空兼车骑将军。此书标题，《文选》作《论盛孝章书一首》，刘盼遂《文选篇题考误》谓“按 ‘论’ 上当有 ‘与曹公’ 三字，不然则此书无著，似人物论矣。李善、李周翰皆曰： 与魏太祖也。融死时魏未受命，依《会稽典录》作 ‘与曹公’ 为是”。

盛孝章生平，据《三国志·吴书·孙韶传》裴注引虞预《会稽典录》： “盛宪，字孝章，器量雅伟，举孝廉，补尚书郎，迁吴郡太守，以疾去官。孙策平定吴会，诛其英豪。宪素有高名，策深忌之。初，宪与少府孔融善，融忧其不免祸，乃与曹公书，……由是征为都尉。诏命末至，果为权(孙权)所害。子匡，奔魏，位至征东司马。”孔融这封书信，对盛孝章的危困处境深切同情，恳请曹操加以援引，信的篇幅不长，对盛孝章其人的详情未作多少介绍，只是从交友之道与进贤之路两方面着笔，以说服对方解救盛氏的急难，开拓用人的道路。

书信第一段申说盛孝章极端艰危的现实境遇，喻示保护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先从时光流逝说到人生易老，从年岁不等人谈到知交零落故人风流云散，迅即引出了“惟有会稽盛孝章尚存”。这位幸存者正为命运折磨，家属丧亡，孤独无援，遭受着东吴统治者的迫害，承担着环境的沉重压力。(孙策平吴后，盛孝章即长期避难于余杭许昭处;此句“困于孙氏”，指受困于孙权。)若使无人帮他改变环境，让他继续窘迫，受摧残，那么忧能伤人，他肯定是不会活得长久的了。这一段旨在唤起对方同情，为下文的求援作铺垫。

第二段，直接向曹操提出营救盛孝章的要求。先以历史上齐桓公因不能救邢之亡为耻的事例借古论今，激励曹操。盛孝章是当今人中之杰，天下清议之士靠他扬名，却处于行动失去自由、生命朝不保夕的可悲境地; 倘若此人不能救，那先祖孔圣就不该论什么“损益之友”，朱穆也就怪不得要宣布与世俗绝交了。(孔融为孔子二十世孙，故以“吾祖”相称。《论语·季氏》载有孔子“益者三友，损者三友”的说法;朱穆，东汉后期人，“常感时世浇薄，慕尚敦笃，乃作《崇厚论》”，“又著《绝交论》，亦矫时之作。”)这几句措辞激愤，一方面感慨当世不讲道义，无益友可言，另一方面表示对曹操的殷切期望，祈他派出使者，带上书信，赶往东吴营救。这段行文在于说服曹操责无旁贷，义不容辞，必得出面相援; 又指出营救对他并不为难，存心调处即可得到解决。

第三段，进一步把为盛孝章解困扶危的重要意义提到用贤之道的决策高度。救盛迫在眉睫，必须尽快进行，而且此事关系重大，不仅是保护盛孝章个人。这一段先指出对盛孝章的评论可能还有分歧。因为少年人喜欢议论前辈，或许会对孝章有所讥谤;但这些无根不实之辞了无根据。孝章名副其实，已为天下所共认。接下去引用千金市骏骨说明尊士重贤的出发点乃是广开才路、扩大影响，正如重金收售骏马骸骨并不可以驱驰道路，却仅仅为了招来真的千里马那样。再说曹操一切行为的政治目的归根到底是恢复汉朝皇室，安定宗庙社稷。但能否实现既定目的关键在于招致贤才的多少。要招贤，首先就得好士尊贤。文章又以事物比况、典故援引来加以证明。珠玉乃无足之物，之所以能够聚集拢来，完全取决于主君的爱好;更何况贤才是具有主观意向的活人呢!当年燕昭王筑台尊士，以隆重礼遇接待了一位“小才”(指郭隗)，表示了自己招贤纳士的真诚心意，于是四面八方接踵而至的就是一批大才(乐毅、剧辛、邹衍等)。作者再从反面推断，假使郭隗面临倒悬、溺水之困，燕王不加援手，那就必然出现另一种局面： 人才纷纷高飞远走，决不会涌向北方投奔燕国了。正反两方面紧密结合，有力地论证了当权者的态度、方针和政策，直接决定着人才的流向。何去何从，希望对方善自抉择。最后几句(“凡所称引”至篇末)，简要归结此书意图，“欲公崇笃斯义”。

《论盛孝章书》的特点首先是写得激昂恳切，跌宕放言，气盛情至，读来相当感人。从弘扬友道这方面说，作者确实慨然有丈夫之风。《文心雕龙·才略》篇谓“孔融气盛于为笔”;《风骨》篇又引刘桢云： “孔氏卓卓，信含异气，笔墨之情殆不可胜。”也都是指体现在文章中的这种卓荦气骨。文中述及盛孝章为人及处境，寥寥数语，然其人身份之不凡令人刮目相看，境遇之困厄更使人担心不已。为了加倍激起曹操的责任心和正义感，作者又援古证今，以桓公不能救邢之耻、孔子损益三友之说及朱穆愤世绝交之论打动对方。特别是讲到后面两点，语气更为郁勃难平。友道历来为士流所重，而今连盛孝章这般的落难贤才也无人伸出援助之手，哪里还用得着再结交什么良朋，侈谈什么益友?这样的慷慨陈辞，为友请命，饱含着何等崇高的情谊。“遥知鲁国真男子，独忆平生盛孝章”(苏轼《桃榔杖寄张文潜一首，时初闻黄鲁直迁黔南、范淳父九疑也》诗)。尽管曹操征拜盛孝章为都尉的诏书没有来得及挽救盛的性命，而“鲁国男子”孔融的这封肝胆照人的求援信却使当时和后代不知多少读者血热心动。

高层建瓴，议论风发，是本文的又一个特点。历来评论者往往以为孔融不长于持论说理。曹丕《典论·论文》赞扬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的同时，又批评他“不能持论，理不胜词，至于杂以嘲戏”;后人多从此说。实则“理不胜词”远不能概括孔融散文的作风，杂以嘲戏、庄谐间用的作品，在孔融散文中只是一小部分。本篇乍看似乎以气运笔、理不胜词，其实并非如此。书中所荐举的对象，作者不去详尽周到介绍，以促使执政者施力营救，却只一味咏叹友道、高论尊贤，似此率性肆意而谈，是否下笔不能自休有“理不胜词”之弊呢?细加寻绎便会发现，这种就实论虚的写法正是针对曹操所处特殊地位而发。作者上书进言，固然要凭感情打动对方，责以交友之道; 尤其要突出的是凭义理说服对方，勉以纳贤之旨。作者一再点明曹操举足轻重的政治身份，先用春秋时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主加以隐喻，再就今日匡复汉室、扶正宗社的大任寄予厚望，以燕昭王礼贤下士、招致奇才的范例进行鼓动，又以人才高翔远引、莫肯北向的后果暗示警告。所有这些论述都从根本上指明，经国大业至关紧要的还不仅仅是盛孝章一个贤才的存亡得失，而是海内大群贤才的流向和归属。从决策的高度看，为了人才的大量罗致，必须积极设置条件、制造舆论，扩大影响，最有效的做法就是“先从盛孝章始”。这番飞辩骋辞持论有根，说理有力，对于怀有“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素志的曹操来说，实是一发破的、先得我心之论。应当说，《论盛孝章书》的意见之所以能为曹操采纳，除了感情因素，论说的雄辩性、理智的判断力起了更大的作用。

语言风格上，孔融文章受到汉末“词章拘密”、讲究骈偶的文风影响，《论盛孝章书》也比较注意字句的匀称，辞藻的整饰。书中的一些对偶句，如“倒悬而王不解，临溺而王不拯”，即是隐括《孟子·公孙丑上》“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及《孟子·梁惠王下》“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句意，作者加以反用，组成对称骈句。但总的看，这封书信还是以自由的散体为主，偶句复笔每每错落参差地组织在散句单行之中，造成整齐而有变化，从而冲淡了骈俪气息，无损于疏宕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