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乐府民歌《饮马长城窟行》

诗歌·乐府民歌《饮马长城窟行》

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梦见在我傍，忽觉在他乡。他乡各异县，展转不相见。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入门各自媚，谁肯相为言!

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忆。

本篇另名《饮马行》。最早见于《文选》，题曰乐府“古辞”。李善注释：“言古诗不知作者姓名。”五臣注释也说：“名字磨灭，不知其作者，故称‘古辞’。”然《玉台新咏》收此诗，把它归为蔡邕的作品。这是历史上存在的关于本诗作者的两种不同说法。陈沆《诗比兴笺》通过对作品风格的比较，得出倾向于《文选》的意见的结论：“《文选》作‘古词’，不知作者姓名;则题‘蔡邕’者，未见其必然也。蔡邕所传《琴歌》、《樊惠渠歌》、《翠鸟诗》，词并质直，视此诗之高妙古宕，殊不相类。”这一说法较为可信。

它表现的是处在他乡异县的夫妇互相思念之情，尤其是从妇人心理角度反映这种别离的苦楚和想念的殷切。诗人摹写细致，读来哀婉感人。

全诗分为二段。“谁肯相为言”以前诉述妇人对丈夫的殷思或切望。丈夫为何离她而去、独栖远乡?诗中未有一语及此，故难予揣度。从“入门各自媚，谁肯相为言”二句对邻人不愿捎带和道及她丈夫音讯的怨责来看，她丈夫似与邻人一起离乡背井，同往外埠，说明他们的分离并非出于个人或家庭的原因，不过是受社会的支配和驱迫，听从命运的遣派安排而已。这种分离本身就是一种残酷，随着时间的流逝，它必然化为一股悠长而又焦灼的情思。她积思成梦，梦觉而更感痛苦，展转反侧，终于难遣哀凄的情怀。邻人的回家，她曾一度产生难以抑制的兴奋，幻想着他们会给自己带来丈夫的消息，使她灼痛的心灵得到片刻略微的满足。可是，他们都忙于享受各自的人伦之乐，谁也无暇与她谈谈聊聊。这本来也是人之常情的流露，无需予以怨咎，然而她当时却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感觉，人情原来竟是如此冷酷，缺少同情和温暖! 与邻人团聚的欢乐相比，她更感到自己凄清孤独。

第二段从“客从远方来”直至全诗结束，写她终于得到丈夫的书信。来信嘱咐她保重身体，并表示对她深深的想念。虽然信中未提到丈夫归家的日期，仍不免使她感到失望，但是丈夫的关心和爱情已经给了她的精神以莫大的宽慰，使她近乎枯竭的心田因爱的涓流的滋润重新充满绿的生机。诗人没有把她读信后的感觉明白地讲述出来，而读者却已得到一个确实的印象：与第一段女主人公焦虑、期待、哀怨的心绪不同，全诗结束的时候，气氛已经明显地趋于和缓、轻松。

此诗在写法上的特点是：

通过对思妇具体活动的叙述来抒写她内心的情思。它虽是一首表达思妇挚情的诗歌，诗人却不采用直抒其情的方法，而是尽量将它化为可被讲述的一则故事。全诗写了思夫、梦夫、见邻人丈夫回家和收读丈夫书信等主要的活动和事情，这些构成了妻子思念丈夫故事的连贯性和完整性。在具体叙述时，诗人很注意描写人物的动作，如“忽觉”(突然醒来)、“展转”、“呼儿烹鲤鱼”(拆信)、“长跪读素书”，这些动作是思妇感情的外化表现，分别反映了她的失望、痛苦和终于获得的一丝快慰。除了通过人物的动作见其内心情感活动的描写之外，对一些表现无意识和心理活动的诗句，诗人也往往努力使它们伴以具体可感的情境，如写丈夫出现在思妇的梦中(“梦见在我傍”)，又如通过思妇对邻人丈夫“入门各自媚，谁肯相为言”情状的喟叹来写她的人情寒冷之感。以上三点(讲究连贯和完整的情节、注重描写人物动作和结合具体可感的情境)构成了本诗艺术上以叙述方式写内在情思的特点，它与纯粹的抒情作品有着明显的区别，而与汉乐府一般的叙述风格相一致。

顶真与换韵同时并用。汉乐府用顶真格作修辞手段的例子已见前面《平陵东》一诗，其作用是可以密切作品结构上的粘连关系。本篇前面八句一方面使用顶真手法，以取得这一艺术效果，另一方面，又采取每两行换韵的形式，使叙述层层折换，舒展自由。顶真与换韵并用，使作品语句疏密散粘之间互相得到制约、调剂，在既缀联不绝又灵动善变的结构中，显出一种回荡、弹跳式的语感。

描述细致生动。送信、拆信、读信本来只是一些极其简单的动作，诗人却把它写得很有情趣。“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似乎思妇打开的不是一个普通的鱼形的信封，而是从一条真的鲤鱼的腹中偶然取到了丈夫的书信，这种不可思议的传递方式，使思妇肃然起敬，她“长跪”读之，恭敬之态如见。这些生动有趣的描写植根于民间天真纯朴的想像力，它使诗人赋予平凡的家事以超凡的神奇性，读后让人产生真幻莫辨的感觉。

此外，在作品情调方面，全篇以缠绵悱恻为主，然又不伤纤弱。“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两语，兴寄豪迈，境界开阔，具有振起诗篇风力的作用，颇受选家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