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义而富且贵”说到民族自信心

         最近,“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这句孔夫子的道德箴言,经常萦徊脑际,怎么也排遣不去。在中西文化出现了新碰撞、评价儒家思想成为热门话题的今天,莫非儒道真的深入我的潜意识了吗? 仔细想,仿佛不是。
        我开始读书,已经是中华民国办起新式学校的时候了。上小学,读的是国文、算术、修身、历史、地理和农业之类的课程,不过校长是 “拔贡” 出身,他还教《论语》和《孟子》,而且要学生背诵,所以我至今还能记起孔孟的一些话。可是,上中学和大学却接受了 “五四” 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服膺 “打倒孔家店” 的反封建主张,教授们讲的是西方经济、政治、法律等人文科学的新老学说,我有机会接触马克思主义,从而走上了艰难的革命道路。近几年,由于职务上的迫切需要,我努力阅读代表西方新思想的学术著作,并没有钻进中国的古书堆中,虽然为了消遣,有时也翻翻古诗词。那么,我何以突然想起了儒家老祖宗的话呢?
        国家建设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经济高速增长,人民物质生活普遍有了改善,政治民主化进程加快,人们的精神生活空前活跃起来了,但是相伴而来的党内腐败现象和社会不良风气也使关心国运的人深感忧虑,而我则在这种忧虑之中又加上对一些人丧失民族自信心的忧虑。
        鲁迅于国家危亡之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的文章中说: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几十年,我国的内忧外患可谓多矣。然而依靠“中国的脊梁”,我们做到了以古国新生的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中国的脊梁” “总是被摧残,被捕杀,消灭于黑暗中”的时代已经过去,由“不慕荣利”的真正共产党人、爱国的仁人志士和具有现代意识的人民群众中优秀分子组成的民族中坚终于能够掌握中国之命运了。对他们来说,破除当前改革的障碍,挽救人民痛心疾首的世风,算不了多大的困难; “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不论前途有多少险阻,遭遇什么挫折,新中国总会继承和发扬过去中国那种对外来文化兼容并包、推陈出新的精神,向世界散发灿烂的文化光辉。缅怀今古,放眼世界,人们怀抱忧国之心是可贵的,但是丧失民族自信心则是不对的。
        好心的朋友会觉得我以上的话不合时宜。他们担心有人讥笑这是中国式的道德说教,甚至骂这是“教师爷”的腔调。我看倒不一定。孔夫子鄙薄“不义而富且贵”,志在行他的“道”,以他的“道”,“济天下之溺”。他的主张即使背时,其救世的精神总是可取的吧? 那些具有西方人文科学知识而通情达理的人都知道,不管希腊哲人的遗训、基督教的箴言,还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人权理论,都重视建立社会的道德规范,即都注意中国所谓的 “义利之辨” ,不过时代要求各有不同罢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我引用不是西方的而是我国现成的道德箴言来针砭时弊,为什么就该受到贬斥呢! 现在骂别人为 “教师爷” 的,乃是少数浮薄青年。他们的精力正倾注于 “淘金” 和享乐,无暇顾及“讨厌的说教”,所以我的短文大概与他们无缘。为避免多 事者的误解,特在这里申明几句: 教育之于人的作用,也象金钱一样,从来就不是万能的。国家希望经过教育,造就出亿万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但是人各有志,不能相强,那些 “唯利是图”,“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 的人,有权利 “自行其是” 。“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如果他们严守法纪,真能做到 “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大家” ,那也好嘛!
        

(1988年第8期《求是》杂志)

         赏析 讲清一个道理,切忌片面性,这就需要辩证的分析,对问题来个两面观。
        这篇杂文在层层分析,抽丝剥茧的议论中坚持了两面观,给读者以富有教益的启示。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句话出自《论语》。从孔夫子的这句话引发出提高民族自信心的道理,似乎是有困难的。特别是在当前学术界出现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的热潮,重评儒家思想的时候,专门论述孔夫子老话的合理性,更难免使人纳闷。
        作者没有回避被人误解的嫌疑,明白指出今天讲“不义而富且贵”,并非宣扬儒道。他自有新的见解。作者回顾自己小时接受孔孟之道教育,青年时又受新文化的洗礼,以及近年阅读西方新思想的学术著作的思想历程,认为时代改变、观念更新,并不意味着一概否定传统,而是要赋予传统文化以新的阐释。今天反对“不义而富且贵”,提高民族自信心,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出发点。
        经济增长、生活提高,因而思想活跃,是时代进步使然,是大好事;但党内腐败现象和社会不良风气相伴而来,这又是坏事。这是作者对社会风气的两面观。有了这个认识,作者对后一种现象产生了忧虑,因此才提出对“不义而富且贵”的异议。
        接着作者引用鲁迅的文章,指出在旧中国共产党人、爱国的仁人志士,不慕荣利,不怕被摧残、被捕杀,保持高尚的气节,排除内忧外患,赢得民族独立和解放,他们不失为“中国的脊梁”。证明民族自信心何等可贵。这是对历史上“不慕荣利”思想的作用的两面观。有了这个认识,作者才能肯定孔夫子反对“不义而富且贵”虽有其时代局限性,但在进步的人们之中却仍能激发民族自信心的积极作用。
        在文末的分析中,作者针对有些人一概否定传统的片面认识,指出“义利之辨”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内容含义,援引儒家和西方人文学者都有自己的义利观,从而提出今天有必要建立我们的义利观,为反对“不义而富且贵”注入新的时代精神,以激励民族自信心。这又是作者对“义利之辨”在历史发展中思想内涵变化的两面观。有了这个认识,作者才能理直气壮地坚持反对“不义而富且贵”的主张,驳斥那种否定传统文化合理成分的偏激言论。
        最后,作者对教育的作用,也做了两面观。肯定思想教育对增强民族自信心的巨大作用,又指出教育并非万能。因此,主张反对“不义而富且贵”,却也并不强求一律。只要严守法纪,有人真能做到“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大家”,那也好。体现了作者严以律己、宽于待人,善于等待人们觉悟的宽容态度。这种两面观,说明了作者在提出论点中的原则立场和把握政策界限的求实精神,从而使读者乐于接受,产生强烈的说服作用。
        “文章合为时而著”,作者成功地运用了两面观的辩证方法,解决了现实的思想问题,弘扬了民族精神,不能不令人感到言之有理,实获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