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清代末年的一部长篇小说。吴沃尧著。最初在《新小说》上连载,从光绪二十九年(1903)至三十一年(1905),共发表45回,署我佛山人撰。光绪三十二年起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单行本,至宣统二年(1910)出齐,共8册,103回。有1916年上海新小说社石印本,1926年世界书局本等。今有人民文学出版社校注本。
吴沃尧 (1866—1910),又名宝震,字小允,又字(一说号)茧人,后改为趼人。广东南海人,因居佛山镇,故别号我佛山人。他出身于中落的仕宦之家,曾祖吴荣光(1773—1843)做过湖南巡抚。吴沃尧17岁丧父,后去上海谋生,常为报纸撰文。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创办《新小说》月刊,次年吴沃尧开始创作长篇小说,投寄该刊发表。1905年春赴汉口任英文《楚报》中文版主笔,时反对美国“华工禁约”运动兴起,吴沃尧以该报系美国人所办,即辞职返沪。1906年主编 《月月小说》。1907年主持广志小学校,因致力于学务,此后创作不多。他一生所作长、短篇小说,约达30余种,以《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最为著名,其他较重要的有《痛史》、《九命奇冤》、《恨海》、《近十年之怪现状》(又名《最近社会龌龊史》、《新石头记》、《上海游骖录》等。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以自号 “九死一生”者的经历为线索,历记其20年间的所遇所见所闻,反映了从1884年中法战争前后到1905年左右的清末社会的黑暗现实。它所涉及的社会面比《官场现形记》更为广泛,不仅写官场,还写商场和 洋场,而且旁及医卜星相、三教九流。但小说的重点还是在暴露当时官场的腐朽。“行止龌龊,无耻之尤”的苟才是书中描写较多的一个官僚典型。苟才不学无术而善于钻营,他寡廉鲜耻到了极点。他的儿子刚死,他竟然将儿媳送给总督做姨太太,以换取官职。他几次丢官,都用巨额贿赂上司而得以复出,有一次他花了60万两银子尚且“不在乎”,因为这个数目仅仅是他3个月的搜刮所得。整个官场,正如卜士仁 “教导”他的侄孙卜通如何做官时概括的那样: “至于官,是拿钱捐来的,钱多官就大点,钱少官就小点;你要做大官小官,只要问你的钱有多少。至于说是做官的规矩,那不过是叩头、请安、站班……至于骨子里头,第一个秘诀是要巴结: 只要人家巴结不到的,你巴结得到;人家做不出的,你做得出。……你千万记着 ‘不怕难为情’五个字的秘诀,做官是一定得法的。如果心中存了 ‘难为情’三个字,那是非但不能做官,连官场的气味也闻不得一闻的了。”(第99回)这些官僚对外则一味奴颜婢膝,妥协投降。一个外国人花40元洋银就要买庐山牯牛岭,总理衙门的一个大臣写信给江西巡抚,说: “台湾一省地方,朝廷尚且拿他送给日本,何况区区一座牯牛岭,值得什么!将就送了他罢! 况且争回来,又不是你的产业,何苦呢!”作者借九死一生的口这样评论当时的外交:“我们和外国人办交涉,总是有败无胜的,自从中日一役之后,越发被外人看穿了!” (第84、85回)
商场与官场一样,也充满着怪现状,而且官商往往勾结在一起,如南洋水师的管带与供应兵船物料的铺家串通,侵吞公款,大发其财。(第14回)但作者认为经商比做官还是要好一些,所以吴继之、九死一生都是作为正面人物来描写的。吴继之出身于“本省数一数二的富户”,他一面做官,一面经商,后来弃官从商,最后以破产告终。九死一生是吴继之的忠实助手。他们比较正直,对社会的腐败现象深表不满,但是他们对封建制度的本质并无认识,更无彻底变革制度的理想和主张,充其量只要求作些改良罢了。吴继之对九死一生说: “你说谁是见了钱不要的?而且大众都是这样,你一个人却要独标高洁起来,那些人的弊端,岂不都叫你打破了? 只怕一天都不能容你呢! 就如我现在办的大关,内中我不愿意要的钱,也不知多少,然而历来相沿如此,我何犯着把它叫穿了,叫后来接手的人埋怨我?只要不另外再想出新法子来舞弊,就算是个好人了。”(第14回)这种“好人”哲学实际只能起到维持现状的作用。
书中对于当时的洋场才子胸无点墨而偏要附庸风雅的丑态,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例如:
那姓梅的道:“诗人岂可以没有别号?倘使不弄个别号,那诗名就湮没不彰了!所以古来的士人,如李白叫青莲居士,杜甫叫玉溪生。”……又听那人道:“玉溪生是杜牧的别号,只因他两个都姓杜,你就记错了。”姓梅的道:“那么杜甫的别号呢?”那人道:“樊川居士不是么?”……忽然一个问道:“前两个礼拜,我就托你查查杜少陵是甚么人,查着了没有?”姓梅的道:“甚么书都查过,却只查不着。我看不必查他,一定是杜甫的老子无疑的了。” (第35回)
无论官场、商场还是洋场,当时人与人之间只有赤裸裸的金钱利害关系,即使是家族父子兄弟之间,也是尔虞我诈、拐蒙坑骗。小说中有关这方面的描写,既反映了封建道德的虚伪和社会风尚的败坏,也反映出封建宗法制度和伦常关系在当时已经趋于崩溃。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用第一人称写的。全书所记怪现状约近200件(有人统计为189件),基本上还是许多短小故事的连缀,但作者用“我”即九死一生作线索,又有几个大致贯穿全书的主要人物,所以结构上较同类小说如《官场现形记》等为优。阿英曾对作者安排九死一生这个人物的意图及其作用,作过如下分析:“全书以九死一生为线索,历记其在二十年中所见所闻事,所记极为广泛。故先写九死一生在官家做事情,后来写其为官家经营商业,以店铺遍全国也,又时时至各处察看。二十年中,始终在船唇马背衙门店铺中生活,因而各种事件,均易于联系。至全书将尽,又布置一商业大失败局面,使九死一生不得不走,而故事遂于此戛然而止。干线布绪精当,结构上似优胜于李伯元。”(《晚清小说史》)但《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仍存在谴责小说所具有的通病,即不注重人物性格的塑造,过分地使用夸张和漫画化的手法,“描写失之张皇,时或伤于溢恶,言违真实,则感人之力顿微,终不过连篇 ‘话柄’,仅足供闲散者谈笑之资而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吴沃尧 (1866—1910),又名宝震,字小允,又字(一说号)茧人,后改为趼人。广东南海人,因居佛山镇,故别号我佛山人。他出身于中落的仕宦之家,曾祖吴荣光(1773—1843)做过湖南巡抚。吴沃尧17岁丧父,后去上海谋生,常为报纸撰文。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创办《新小说》月刊,次年吴沃尧开始创作长篇小说,投寄该刊发表。1905年春赴汉口任英文《楚报》中文版主笔,时反对美国“华工禁约”运动兴起,吴沃尧以该报系美国人所办,即辞职返沪。1906年主编 《月月小说》。1907年主持广志小学校,因致力于学务,此后创作不多。他一生所作长、短篇小说,约达30余种,以《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最为著名,其他较重要的有《痛史》、《九命奇冤》、《恨海》、《近十年之怪现状》(又名《最近社会龌龊史》、《新石头记》、《上海游骖录》等。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以自号 “九死一生”者的经历为线索,历记其20年间的所遇所见所闻,反映了从1884年中法战争前后到1905年左右的清末社会的黑暗现实。它所涉及的社会面比《官场现形记》更为广泛,不仅写官场,还写商场和 洋场,而且旁及医卜星相、三教九流。但小说的重点还是在暴露当时官场的腐朽。“行止龌龊,无耻之尤”的苟才是书中描写较多的一个官僚典型。苟才不学无术而善于钻营,他寡廉鲜耻到了极点。他的儿子刚死,他竟然将儿媳送给总督做姨太太,以换取官职。他几次丢官,都用巨额贿赂上司而得以复出,有一次他花了60万两银子尚且“不在乎”,因为这个数目仅仅是他3个月的搜刮所得。整个官场,正如卜士仁 “教导”他的侄孙卜通如何做官时概括的那样: “至于官,是拿钱捐来的,钱多官就大点,钱少官就小点;你要做大官小官,只要问你的钱有多少。至于说是做官的规矩,那不过是叩头、请安、站班……至于骨子里头,第一个秘诀是要巴结: 只要人家巴结不到的,你巴结得到;人家做不出的,你做得出。……你千万记着 ‘不怕难为情’五个字的秘诀,做官是一定得法的。如果心中存了 ‘难为情’三个字,那是非但不能做官,连官场的气味也闻不得一闻的了。”(第99回)这些官僚对外则一味奴颜婢膝,妥协投降。一个外国人花40元洋银就要买庐山牯牛岭,总理衙门的一个大臣写信给江西巡抚,说: “台湾一省地方,朝廷尚且拿他送给日本,何况区区一座牯牛岭,值得什么!将就送了他罢! 况且争回来,又不是你的产业,何苦呢!”作者借九死一生的口这样评论当时的外交:“我们和外国人办交涉,总是有败无胜的,自从中日一役之后,越发被外人看穿了!” (第84、85回)
商场与官场一样,也充满着怪现状,而且官商往往勾结在一起,如南洋水师的管带与供应兵船物料的铺家串通,侵吞公款,大发其财。(第14回)但作者认为经商比做官还是要好一些,所以吴继之、九死一生都是作为正面人物来描写的。吴继之出身于“本省数一数二的富户”,他一面做官,一面经商,后来弃官从商,最后以破产告终。九死一生是吴继之的忠实助手。他们比较正直,对社会的腐败现象深表不满,但是他们对封建制度的本质并无认识,更无彻底变革制度的理想和主张,充其量只要求作些改良罢了。吴继之对九死一生说: “你说谁是见了钱不要的?而且大众都是这样,你一个人却要独标高洁起来,那些人的弊端,岂不都叫你打破了? 只怕一天都不能容你呢! 就如我现在办的大关,内中我不愿意要的钱,也不知多少,然而历来相沿如此,我何犯着把它叫穿了,叫后来接手的人埋怨我?只要不另外再想出新法子来舞弊,就算是个好人了。”(第14回)这种“好人”哲学实际只能起到维持现状的作用。
书中对于当时的洋场才子胸无点墨而偏要附庸风雅的丑态,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例如:
那姓梅的道:“诗人岂可以没有别号?倘使不弄个别号,那诗名就湮没不彰了!所以古来的士人,如李白叫青莲居士,杜甫叫玉溪生。”……又听那人道:“玉溪生是杜牧的别号,只因他两个都姓杜,你就记错了。”姓梅的道:“那么杜甫的别号呢?”那人道:“樊川居士不是么?”……忽然一个问道:“前两个礼拜,我就托你查查杜少陵是甚么人,查着了没有?”姓梅的道:“甚么书都查过,却只查不着。我看不必查他,一定是杜甫的老子无疑的了。” (第35回)
无论官场、商场还是洋场,当时人与人之间只有赤裸裸的金钱利害关系,即使是家族父子兄弟之间,也是尔虞我诈、拐蒙坑骗。小说中有关这方面的描写,既反映了封建道德的虚伪和社会风尚的败坏,也反映出封建宗法制度和伦常关系在当时已经趋于崩溃。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用第一人称写的。全书所记怪现状约近200件(有人统计为189件),基本上还是许多短小故事的连缀,但作者用“我”即九死一生作线索,又有几个大致贯穿全书的主要人物,所以结构上较同类小说如《官场现形记》等为优。阿英曾对作者安排九死一生这个人物的意图及其作用,作过如下分析:“全书以九死一生为线索,历记其在二十年中所见所闻事,所记极为广泛。故先写九死一生在官家做事情,后来写其为官家经营商业,以店铺遍全国也,又时时至各处察看。二十年中,始终在船唇马背衙门店铺中生活,因而各种事件,均易于联系。至全书将尽,又布置一商业大失败局面,使九死一生不得不走,而故事遂于此戛然而止。干线布绪精当,结构上似优胜于李伯元。”(《晚清小说史》)但《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仍存在谴责小说所具有的通病,即不注重人物性格的塑造,过分地使用夸张和漫画化的手法,“描写失之张皇,时或伤于溢恶,言违真实,则感人之力顿微,终不过连篇 ‘话柄’,仅足供闲散者谈笑之资而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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