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川先生文集

        《临川先生文集》,又称《临川集》,北宋王安石的著作集。宋徽宗时薛昂等人编纂成集的本子已佚。传世的《临川先生文集》有临川本和杭州本。临川本源于南宋绍兴十年(1140),詹大和桐庐刻本,是明嘉靖二十五年应云鸑刻、嘉靖三十九年抚州何中函重刻。这是通行本。有《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抚州刻本,《四部备要》据明刻本排印本。杭州本为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王安石曾孙王珏刻本(《临川王先生文集》)。两个版本基本相同。中华书局1959年以詹大和桐庐刻本校证重印,并以陆心源、朱孝臧、唐圭璋和日本汉学家岛田翰等人辑录的王安石佚文编为《临川集补遗》作附录,成为现有最完备的版本。
        王安石 (1021—1086),北宋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 (今江西临川)人。宋仁宗庆历二年 (1042) 进士,曾任扬州签判、鄞县(今浙江宁波)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府、提点江东刑狱、三司度支判官等职,神宗熙宁二年任参知政事,次年拜相,七年罢相,八年复相,九年再罢相,后退居江宁。封荆国公,世称荆公。卒谥文。王安石以改革家著称。他少怀壮志,要改变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执政期间,重新解释古代经典,发挥自己的观点,建立了新的学术思想——“荆公新学”。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精神积极进行改革,推行青苗、免役、均输、方田均税、农田水利、保甲、保马等新法,史称王安石变法或熙宁新政。在文学上,王安石主张 “文贵致用”,诗文很有名,被列为 “唐宋八大家”之一。著述甚多,主要有《淮南杂说》、《周官正义》、《易义》、《洪范传》、《老子注》、《字说》、《论语解》、《孟子解》、《钟山日录》等,但大多散佚。留存著作由后人编的文集,除上述《临川集》外,还有南宋龙舒刻本《王文公文集》。《王文公文集》是珍稀本,原仅留有两个残本,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配补全璧,于1962年影印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以龙舒本为底本,并参校明应氏刻本等,于1974年出版校点本。
        《临川集》100卷,约40万字。凡诗、赋、集句36卷,文62卷,目录2卷。编次以古诗、律诗、挽辞、集句、四言诗、赋、铭、赞、书跋、奏状、札子、内制、外制为序。中华书局1959年本还附有《临川集补遗》,全精装一册。本书保存了王安石的著作,大体上反映了王安石的一生经历、社会政治、哲学和文学思想及其成就。
        解决北宋王朝 “积贫积弱”危机,推行新政,以“富国强兵”,是王安石的政治理想和一生追求目标,也是本书的主要内容。分析当时的内忧和外患,指出宋王朝已危机四伏、岌岌可危,指出出路就是变法改革。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说:“视时势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变天下之弊法”。(卷39) 主张巩固皇权,同时又要注意国计民生,把生财和理财作为治国安邦的根本问题。在 《乞制置三司条例》一文中说: “聚天下之人,不可无财;理天下之财,不可无义”,“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卷70) 集中有许多著作论述了推行新法的必要性,对各种新政措施进行说明。特别是为取得朝野对新法的支持和拥护,消除各种阻力,对古代经典重新作出训释,从理论上说明新法都有古代经典根据,是符合经义的。有些著作以训释古代经义的形式,直接为新法提供理论根据。如《上王事札子》申述免役法的法意所本时说: “免役之法,出于 《周官》所谓府史胥徒,《王制》所谓庶人在官者也。然而九州之民,贫富不均,风俗不齐,版籍之高下不足据。今一旦变之,则使之家至户到,均平如一,举天下之役,人人用募,释天下之农,归于畎亩,苟不得其人而行,则王等必不平,而募役必不均矣。”(卷41)还有一些文章解答了对新学、新法的疑虑,反驳对新学、新法的攻击,为新学新法辩护。如《答司马谏议书》严肃地反驳了司马光说新法是 “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反过来讽刺司马光苟且偷生、不以国事为重的思想。指出: “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如曰今日一一切不事事、字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临川集》有不少篇幅论述哲学问题。其中62卷至70卷为议论和杂著,很有哲学意义。特别是 《洪范传》、《易象论》、《礼论》、《礼乐论》、《性情》、《原性》、《性说》、《太古》等篇,比较集中地表现了王安石的哲学思想。《洪范传》反对传统上以刘向、董仲舒为代表的天人相应说,说明自然界虽有变异,但并不足畏的天人相分观点。提出万物都是由“五行”(水、火、木、金、土) 构成的,天地万物都由五行的变化而生成,而“行”也是发展变化。“五行,天地所以命万物者也”、“五行也者,成变化而行鬼神,往来乎天地之间而不穷也,是故谓之 ‘行’”。天地万物之所以运动变化,皆因为 “有耦”,“有对”,就是说有“矛盾”。把运动的基本形式概括为两种:相生和相克,说: “其相生也,所以相继也;其相克也,所以相治也。语器也以相治,故序六府以相克;语时也以相继,故序盛稳所在以相生。”认为运动遵循一定的规律“道”。“道”是自然存在的,是万物变化的普遍原则:“道者,万物莫不由之者也。”认为“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反对消极无为的思想。“道有本有末。本者,万物之所以生也; ……末者,涉乎形器,故待人力而后万物以成也。夫其不假人之力而万物以生,则是圣人可以无言也,无为也;至乎有待于人力而万物以成,则是圣人之所以不能无言、无为也。”(卷68)这就既阐明了规律是人力不能改变的,同时也肯定了人的作用。
        《礼乐论》(卷66)、《致一论》、(卷66)等阐述了认识论的观点。认为人的认识能力是人的物质属性,不是靠什么神秘的力量所支配。没有人的形体,认识就不会存在。“形者,有生之本”(《礼乐论》),王安石还承认物质世界的可知性: “是故天至高也,日月星辰阴阳之气。可端策而数也;地至大也,山川丘陵万物之形,人之常产,可指籍而定也。”(《礼乐论》)《太古》、《非礼之礼》诸篇反映了王安石较进步的历史观。《太古》说: “太古之人不与禽兽朋友也几何,圣人恶之也,制作焉以别之。”认为 “太古”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美好,不值得去推崇,反对颂古非今的思想,反对“归之太古”的复古主义: “吾以为识治乱者当言所以化之之术,曰归之太古,非愚则诬。”( 《太古》) 《非礼之礼》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的,“礼法”也不能一成不变:“古之人以是为礼,而吾今必由之,是未必合于古之礼也;古之人以是为义,而吾今必由之,是未必合于古之义也……事同于古人之迹而异于其实,则其为天下之害莫大矣,此圣人所以贵乎权时之变者也。”因此,不能照搬古人的 “礼法”,而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制定新的礼法。
        《临川集》体现了王安石的 “所谓文者,务在有补于世”的文学主张,所收论著都可说是文学作品。其中散文有不少名篇佳作。《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答司马谏议书》等议论文,都是为当时的变法思想服务的,结构严谨,概括性强,语言朴素简洁。《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更是议论多而头绪整,全文提挈起伏,照应收缴,动娴法则,被梁启超称为“秦汉以后第一大文”。文集中有些小品,如《书刺客列传后》、《读孟尝传》等,笔力矫建,文风峭峻,感情洋溢,有“能尺幅中见万里波涛之势”。有些文章议叙结合,寓意深远。如《游褒禅山记》用笔曲折,寓意深刻,借叙述褒禅山的来历和景色,指出奇伟壮丽的景物,常在“险远”之地,蕴涵着必须有志气有毅力,不避艰险,才能达到追求的目标的哲理。诗、词在文集中占有重要地位,很富特色。有直接反映当时政治、经济危机、同情百姓苦难和有关变法改革的作品,如 《感事》、《收盐》、《兼并》、《省兵》、《河北民》等。咏史怀古的诗篇,如《商鞅》、《贾生》、《独山桃花》等抒发了作者的政治抱负,有不少新颖见解。有写景状物的诗篇,如《初夏即事》、《书湖阳先生璧》、《泊船瓜洲》、《江上》等,表现了大自然的美。在这些诗词中,有不少为时人称绝,为后世传诵。如《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再如《桂枝香·金陵怀古》: “登临送目,正故国清秋,天气初肃……”
        《临川集》收入了王安石的著作,是研究王安石和北宋历史的重要资料,向为人们所重视。近代改革图强人士对文集中的一些著作十分推崇,并从中得到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