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鉴

        《唐鉴》是一部编年体的评论唐朝兴衰史的著作。北宋范祖禹撰。成书于宋元祐元年(1086)。《唐鉴》的流传版本很多,现存的有南宋后期的建阳刊本,明吕镗刊本,明弘治十年白昂刊本,金华丛书本,以及解放前排印的《国学基本丛书本》,这些版本都是宋吕祖谦加注后重编的24卷本。现存最早的版本是宋刻小字本,为南宋孝宗朝浙江所刻。此版本较之其它版本完整可贵,今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
        范祖禹(1041-1098),字淳甫、淳父,一字梦得,成都华阳(今四川华阳)人,宋代史学家。自幼父母双亡,由叔祖范镇抚养长大。宋仁宗嘉祐八年进士,授试校书郎,知龙水县事。熙宁三年 (1070),由司马光推荐参加编修《资治通鉴》的工作,历时十五年。他主要负责唐纪部分的长编工作,又协助司马光定稿“五代”部分,对《资治通鉴》的成书有很大贡献。由于他专精唐史,故于元祐元年 (1086) 另成 《唐鉴》12卷,对史事进行评论。《通鉴》修成后,转秘书省正字,哲宗即位,除著作佐郎,参与《神宗实录》的修纂,历官右谏大夫、给事中、翰林侍讲学士、礼部侍郎、龙图阁学士等。他除了撰有《唐鉴》外,还著有《帝学》8卷,《仁宗政典》6卷,《范太史集》55卷以及《仁皇训典》、《三经要语》、《范氏论语说》等书。
        《唐鉴》原12卷,306篇,约5万多字。前为作者序,正文为卷1:高祖;卷2: 太宗上; 卷3:太宗下;卷4: 高宗、中宗、睿宗、玄宗上; 卷5: 玄宗下; 卷6:肃宗、代宗、德宗上;卷7:德宗中;卷8;德宗下;卷9: 顺宗、宪宗; 卷10: 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卷11: 宣宗、懿宗、僖宗; 卷12: 昭宗。吕祖谦加注后,乃分为24卷。
        在《唐鉴序》中,作者说明了著书的目的是为了采择唐代“得失之迹,善恶之效“,作为历史的借鉴,其用意与《通鉴》相同,此书围绕帝王借鉴这个中心,论述了唐代自高祖迄昭宣帝近三百年治理国家的时政得失,精心选择,突出重点,反复评论,所选史实中,把高祖、太宗、玄宗、德宗、宪宗作为重点,总结帝王的为君之道。该书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对帝王的正心修身,以上化下,勤政节俭,立德惩武,虚怀纳谏、严教太子,慎重择相,用贤摒佞,施行仁政,讲求礼法等等方面进行了评述。如:该书认为“先王必正其心,修其身,而天下自治”。反复强调君主一定要虚怀纳谏,并盛赞唐太宗善于纳谏的作用,认为“相者治乱之所系”,皇帝要慎重择相,而用贤去佞乃是治乱的关键。另外,对有唐一代的兴亡得失,进行了总结和评论,如论唐德宗弊政说: “德宗享国二十有六年,亦不为不久。以其时考之,秕政无多,而大弊有三:一曰姑息藩镇,二曰委任宦者,三曰聚敛货财”,“唐室之亡,卒以是三者,其所从来者渐矣”。再如论及黄巢起义时说“自古盗贼之起,国家之败,未有不由暴赋重敛,而民之失职者众也。”这些议论都为宋代统治者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历史经验教训。此书也有一些反对法治,鼓吹封建纲常思想的附论,说明作者的史观明显地受到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
        《唐鉴》 一书与《通鉴》 相比,有其特点: 一是《通鉴》以叙事为主,《唐鉴》以议论为主,且因史发论,而不是论中引史,避免了古今混淆、史论不分之弊。因此,《四库全书总目》把它列入史评类。一是在体例上,《通鉴》以武后纪年,而《唐鉴》乃取武后临朝二十一年之事系之中宗。其礼法观念尤甚于司马光。三是此书在写法上采用 “以古喻今”的手法,对现实进行议论。如针对王安石所主张的“祖宗不足法”,他在论唐事时写道: “自古国家之败,未有不由子孙更变祖宗之旧也……。” 其用心昭然若揭。
        《唐鉴》在当时颇负声誉,流传很广。《宋史》称范祖禹写此书 “深明唐三百年治乱,学者尊之,曰 (祖禹) 为唐鉴公。”元祐年间,程颐评说 《唐鉴》是 “自三代以后,无此议论”( 《三朝名臣言行录》卷十三之一)蔡絛曾写道: “范内翰祖禹作《唐鉴》,名重天下。”当时贵铛 “不辨有祖禹,独知有《唐鉴》而已,又称其子范温 “此唐鉴儿也”。( 《铁围山丛谈》卷四)宋张端义 《贯耳集》记载宋高宗与讲官说: “读 《资治通鉴》,知司马光有宰相度量; 读 《唐鉴》知范祖禹有台谏手段。”这些议论都说明《唐鉴》一书在当时有较大影响,且为许多人所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