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志
《日本国志》是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系统的典志体日本通史,“清代研究日本的集大成代表作”。黄遵宪撰。有羊城富文斋初刻本,光绪十六年(1890)付梓,光绪二十一年(1895)刊行;羊城富文斋改刻本,光绪二十四年(1898)刊行,此本增补了日本明治维新后有关变法措施及日本自由民权运动内容。另有浙江官书局刻本;上海图书集成书局铅印本;汇文书局刻本;上海书局石印本。
黄遵宪(1848—1905),广东嘉应州(今梅县)人,举人出身。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家、诗人。光绪三年(1877)出任驻日本公使馆参赞。使日期间,被日本明治维新所吸引,遂产生撰《日本国志》之思想。后相继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驻英公使馆参赞、驻新加坡总领事等职。1895年参加上海强学会,次年与汪康年、梁启超创办《时务报》,宣传维新思想。1897年署湖南按察使,参与湖南新政。戊戌政变后被革职。诗作甚丰,作品反映了近代中国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被誉为“史诗”。著作除《日本国志》外,另有《日本杂事诗》、《人境庐诗草》等。
《日本国志》分为十二志:国统志、邻交志、天文志、地理志、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刑法志、学术志、礼俗志、物产志、工艺志,计四十卷,五十余万字。所记起于日本神武元年 (前660),迄于明治十四年(1881),共二千五百余年的历史,介绍了日本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等基本情况,尤为注重对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历史记录与分析。
《日本国志》是因社会与时代的感召而作,认识西方、学习日本、变法自强是此书的主旨。《日本国志》在编撰上,“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在史料的取舍上“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全书除 《国统志》、《邻交志》、《职官志》、《学术志》略述日本古代史事以外,其余八志全部记述明治维新的历史。全书各卷均载有作者议论,分析明治维新施行改革的原因、方法和意义,评论其利弊得失;联系明治新政,针砭中国时政,评析颇多精义。
《日本国志》作为历史著作,体现了作者进步的史学思想。《日本国志》认为当今世界 “眈眈虎视”、“弱肉强食”,进取知变者走向兴盛,守旧泥古者趋于灭亡。明确提出 “相竞而强”的观点。《日本国志》反映的这种社会进化论思想,比严复的《天演化》介绍这种观点要早十多年。《日本国志》还阐发了历史不断发展变化的思想。认为 “物穷则变,则通”,只有变革,才有进步。把日本明治维新的出现看作是“因天时人事相生相激、相摩相荡”而成的,注意到了历史的连续性和历史本身的联系,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把历史的发展看成是矛盾抗衡斗争的结果。《日本国志》还注重实验的思想。反对用天象灾异印证人事的变化,提出 “实验多,虚论自少”的观点。对 “分野属于九洲,灾异职之三公”的迷信说法表示怀疑,主张从社会生活出发,探索历史成败兴亡的原因。
《日本国志》也是一部具有重要民俗学价值和文学价值的著作。作者在《民俗志》中,从历史的角度详细记述和考察了日本的民风习俗,内容丰富广泛。《学术志》考察了日本文字和语言的演变特点,并且提出语言和文字合一的问题,主张创造一种“明白晓畅,务期达意”,“适用于今,通行于俗”,“使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通文字之用”的新文体,为近代白话文运动的先声。
《日本国志》 是 一部具有资产阶级思想倾向的著作,但又是一部不成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作品。该书政治思想观点新旧杂陈,参差不一,在某些问题上甚而自相矛盾。如在《职官志》中,赞赏地方议会“公国是而伸民权”; 而在 《学术志》中加以否定,认为君民同权“流弊不可胜言”。并认为中国不能兴民权,否则将会“启争召乱”。《学术志》还认为西方的自然科学以至政治制度均源于中国,西学“其源盖出于墨子”,“其法类乎申韩,其设官类乎周礼,其行政类乎管子者十盖七八,若夫一切格致之学,散见于周秦诸书者尤多。”这就使其学习西方、变法自强的思想内容受到一定的局限。
《日本国志》对当时的知识界,特别是对资产阶级维新派产生了重要影响。康有为认为,黄遵宪“以其自有中国之学,采欧美人之长,荟萃熔铸”而成《日本国志》,其书“所得于政治尤深浩”。并在他的《日本变政考》中吸收和借鉴了《日本国志》的某些内容。梁启超序 《日本国志》则指出,“中国寡知日本”,至《日本国志》出,“乃知日本之所以强”。并把《日本国志》作为必读书目列入他所订的《西学书目表》中。百日维新之前,光绪皇帝也 “命枢臣进 《日本国志》,续再进一部”。对照百日维新奏折、诏令与《日本国志》所记明治新政各条,可以看出百日维新有关经济、行政、文化教育和军事方面的改革措施,与《日本国志》一般无异。足证《日本国志》不仅为戊戌变法作了舆论准备,并且直接为戊戌变法提供了借鉴。
在日本,《日本国志》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日本学者认为,此书是近三百年来中国人所写的第一部篇幅最大、时间最早的全面研究日本的著作,“于明治维新作了无偏见和无先入感的考察和评述”,是“清末日本研究书中最好的一本”。
黄遵宪(1848—1905),广东嘉应州(今梅县)人,举人出身。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家、诗人。光绪三年(1877)出任驻日本公使馆参赞。使日期间,被日本明治维新所吸引,遂产生撰《日本国志》之思想。后相继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驻英公使馆参赞、驻新加坡总领事等职。1895年参加上海强学会,次年与汪康年、梁启超创办《时务报》,宣传维新思想。1897年署湖南按察使,参与湖南新政。戊戌政变后被革职。诗作甚丰,作品反映了近代中国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被誉为“史诗”。著作除《日本国志》外,另有《日本杂事诗》、《人境庐诗草》等。
《日本国志》分为十二志:国统志、邻交志、天文志、地理志、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刑法志、学术志、礼俗志、物产志、工艺志,计四十卷,五十余万字。所记起于日本神武元年 (前660),迄于明治十四年(1881),共二千五百余年的历史,介绍了日本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等基本情况,尤为注重对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历史记录与分析。
《日本国志》是因社会与时代的感召而作,认识西方、学习日本、变法自强是此书的主旨。《日本国志》在编撰上,“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在史料的取舍上“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全书除 《国统志》、《邻交志》、《职官志》、《学术志》略述日本古代史事以外,其余八志全部记述明治维新的历史。全书各卷均载有作者议论,分析明治维新施行改革的原因、方法和意义,评论其利弊得失;联系明治新政,针砭中国时政,评析颇多精义。
《日本国志》作为历史著作,体现了作者进步的史学思想。《日本国志》认为当今世界 “眈眈虎视”、“弱肉强食”,进取知变者走向兴盛,守旧泥古者趋于灭亡。明确提出 “相竞而强”的观点。《日本国志》反映的这种社会进化论思想,比严复的《天演化》介绍这种观点要早十多年。《日本国志》还阐发了历史不断发展变化的思想。认为 “物穷则变,则通”,只有变革,才有进步。把日本明治维新的出现看作是“因天时人事相生相激、相摩相荡”而成的,注意到了历史的连续性和历史本身的联系,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把历史的发展看成是矛盾抗衡斗争的结果。《日本国志》还注重实验的思想。反对用天象灾异印证人事的变化,提出 “实验多,虚论自少”的观点。对 “分野属于九洲,灾异职之三公”的迷信说法表示怀疑,主张从社会生活出发,探索历史成败兴亡的原因。
《日本国志》也是一部具有重要民俗学价值和文学价值的著作。作者在《民俗志》中,从历史的角度详细记述和考察了日本的民风习俗,内容丰富广泛。《学术志》考察了日本文字和语言的演变特点,并且提出语言和文字合一的问题,主张创造一种“明白晓畅,务期达意”,“适用于今,通行于俗”,“使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通文字之用”的新文体,为近代白话文运动的先声。
《日本国志》 是 一部具有资产阶级思想倾向的著作,但又是一部不成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作品。该书政治思想观点新旧杂陈,参差不一,在某些问题上甚而自相矛盾。如在《职官志》中,赞赏地方议会“公国是而伸民权”; 而在 《学术志》中加以否定,认为君民同权“流弊不可胜言”。并认为中国不能兴民权,否则将会“启争召乱”。《学术志》还认为西方的自然科学以至政治制度均源于中国,西学“其源盖出于墨子”,“其法类乎申韩,其设官类乎周礼,其行政类乎管子者十盖七八,若夫一切格致之学,散见于周秦诸书者尤多。”这就使其学习西方、变法自强的思想内容受到一定的局限。
《日本国志》对当时的知识界,特别是对资产阶级维新派产生了重要影响。康有为认为,黄遵宪“以其自有中国之学,采欧美人之长,荟萃熔铸”而成《日本国志》,其书“所得于政治尤深浩”。并在他的《日本变政考》中吸收和借鉴了《日本国志》的某些内容。梁启超序 《日本国志》则指出,“中国寡知日本”,至《日本国志》出,“乃知日本之所以强”。并把《日本国志》作为必读书目列入他所订的《西学书目表》中。百日维新之前,光绪皇帝也 “命枢臣进 《日本国志》,续再进一部”。对照百日维新奏折、诏令与《日本国志》所记明治新政各条,可以看出百日维新有关经济、行政、文化教育和军事方面的改革措施,与《日本国志》一般无异。足证《日本国志》不仅为戊戌变法作了舆论准备,并且直接为戊戌变法提供了借鉴。
在日本,《日本国志》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日本学者认为,此书是近三百年来中国人所写的第一部篇幅最大、时间最早的全面研究日本的著作,“于明治维新作了无偏见和无先入感的考察和评述”,是“清末日本研究书中最好的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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