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庵诗话

        诗论专著。十四卷(另有附录)。明杨慎撰。(撰者事迹参见“《升庵全集》”条)
        《升庵诗话》常于词章韵律的考订和诗篇诗句的品鉴中提出一些精辟的理论观点。例如,杨慎称赞王维诗“含不尽之意”、王粲诗“涵蓄蕴藉”、杜牧诗“殊有含蓄”、薛涛诗“有讽谕而不露,得诗人之妙”、杜甫《赠花卿》诗“意在言外,最得诗人之旨”等等,表明他倡导诗须有象外之象、韵外之致的意境创造。从对传统的“诗史”(杜诗)之说的异议中,表现出杨慎相当深入地把握住了诗的审美特性,他认为,诗以道性情,与记言、记事的历史著作判然有别。他还从诗的审美特性出发,对唐诗与宋诗进行了比较:“唐人诗主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诗主理,去《三百篇》却远矣。”杨慎论诗主性情、反摹拟,是对七子复古之风的矫正;同时他眼界比茶陵派开阔,突破了茶陵派过分讲求音调、法度的局限,这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针对茶陵派“宗唐法杜”和七子“诗必盛唐”的偏颇,杨慎倡导学习汉魏六朝及《文选》中一切优秀诗篇,主张从古往今来一切优秀作品中吸取养料。《升庵诗话》从“缘情绮靡”的标准出发,肯定了《选》诗、六朝诗的艺术成就,认为《选》诗、六朝诗为唐诗开了先河,并且特别强调,“李白始终学《选》诗,杜子美好者亦多是效《选》诗”,六朝诗“固盛唐、老杜之先鞭”。杨慎所以推重《选》诗、六朝诗,一是欣赏其“高妙奇丽”,二是欣赏其“浑然天成”,他称赞江淹“取诸目前,不雕琢而自工,可谓天然之句”。《升庵诗话》对后世产生了一定影响。
        此外,杨慎还著有《升庵词品》六卷(另有补遗)。关于《升庵词品》的内容,李调元在为该书作序中说:“凡曲名所由始,流品所自分,罔不瞭然大备。”杨慎的确能够辨源流、搜罗散佚,使《升庵词品》成为明代词论的一部重要著作。杨慎论词重“情致”,强调“词尤含蓄”;同时在品评不同风格的词人作品时,通达宽容。但该书对词学理论未能深入开掘。
        《升庵诗话》有《历代诗话续编》本,《升庵词品》有《函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