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氏家训
家训。七卷二十篇。南朝颜之推撰。书中避隋文帝讳而不避隋炀帝讳,可见其成书时间大致在隋开皇九年(589年)文帝灭陈之后,在隋仁寿四年(604年)炀帝即位之前。
颜之推,字介。生于南朝梁中大通三年(531年),卒年不详,当在隋开皇十年(590年)以后。原籍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县北)人。初仕梁朝,为梁元帝散骑侍郎。后至北齐,官至黄门侍郎、平原太守等职。又入北周,为御史上士。隋开皇中,太子召为学士。自称“三为亡国之人”。著作颇丰,曾与陆法言撰《切韵》,又著有佛书《冤魂志》、《诫杀训》等。
《颜氏家训》的旨意是要述立身齐家之法,辩明时俗之误,以训导世人。《叙致》篇开宗明义地指出:“夫圣贤之书,教人诚孝、慎言、检迹、立身、扬名,亦已备矣。”这实际上指出了道德教育的目的是要用儒家道德来培养人。所谓“诚孝”、“慎言”、“检迹”、“立身”、“扬名”都是以儒家伦理为归宿的。颜之推又强调教育内容要用“仁孝礼义导习之”(《教子》),读书方法又必须以“礼为教本,敬者身基”(《勉学》)。他还特别强调持家要守中庸之道,主张在经济上、仕途上和为人世处事上都要严守中道。这些观点都与儒家道德学说相契合。因此,《唐志》、《宋志》都将《颜氏家训》列于“儒家”类。
颜之推所以要强调道德教育和修养,在一定程度上是源于对当时盛行的社会思潮的不满。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是占统治地位的学说思想。颜氏认为,玄学虽然“剖元(玄)析微,妙得入神”,但于“济世成俗,终非急务”,无助于齐家治国。相反,其流风所及,实际造成了“贵游子弟,多无学术”的景况,使统治者们的公子儿孙整天只和“熏衣剃面,傅粉施朱”,“明经求弟,则雇人答策;三九公宴,则假手赋诗”,“求诸身而无所得,施之世而无所用”。因此,颜氏不赞成玄学,并把玄学家们百般推崇的老子、庄子斥之为“任纵之徒”,(以上均见《勉学》),要求抛弃玄学而向儒学道德传统复归。但是,《颜氏家训》没有反对佛道两教。它认为道教“神仙之事,未可全诬”(《养生》)。它又在《归心》一篇专门论说佛教,试图把佛教与儒学统一起来。认为“内(佛教)外(儒学)两教,本为一体,渐极为异,深浅不同”。宣传佛教“五禁”与儒家“五常”是相符合的,所谓“仁”就是“不杀”,“义”就是“不盗”,“礼”就是“不邪”,“智”就是“不淫”,“信”就是“不妄”。所以,颜之推主张重儒不必排佛,“归周礼而背释宗,何其迷也”(以上引文均见《归心》)。
《颜氏家训》在道德教育问题上特别强调家庭教育的重要性。颜之推认为对少年儿童来说,“同言而信,信其所亲;同命而行,行其所服。禁童子之暴谑,则师、友之诫,不如傅婢之指挥;止凡人之斗阋,则尧、舜之道,不如寡妻之诲谕。”(《序致》)人总是对自己亲近和佩服的人更加信任,并愿意按照其指示而行动。因此,家庭教育具有特殊的作用,学校、师友和任何圣哲名言都不能代替它。
《颜氏家训》在家庭道德教育的方法上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首先,家庭教育必须及早进行,越早越好。颜氏认为,“人生小幼,精神专利,……固须早教,勿失机也。”故在婴孩时期就应当加以教诲。他甚至主张胎教,说是古代圣王就有胎教之法,要求母亲怀子三月时,就当做到目不邪视、耳不妄听等等。他还指出不及时教子的危害:“骄慢已习,方复制之,捶挞至死而无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于成长,终成败德。”(以上引文均见《教子》)第二,爱与教应当结合起来。颜氏认为父母对孩子应当严格要求,勤于督导,不能一味溺爱和放任。父母在子女面前要庄重严肃,要既有慈爱又有威严,如此可使“子女畏慎而生孝”(同上);如果对子女仅仅有爱而无教,任其胡作非为,那就误其子女。第三,进行家庭道德教育,必须注意环境对子女的影响。颜氏认为,周围的人和事会对子女的言行思想产生重要影响,因为人在幼少之时,神情未定,对周围人物的言行虽不去刻意学习、模仿,也会在无意中会受到熏染。所以,与善良有德之人相处,就会自己变得善良,而与恶人久处一块,自己也会变得邪恶。做父母的应当十分留意这一点,不要让子女接触坏人坏事,而要鼓励他们与善人相处,要给他们创造一个好环境。第四,除督促子女认真读书外,还要让子女接触社会,学习各种技艺。颜氏认为,自古明王圣帝都是很勤学的,平常人物更当努力学习。认真学好儒家经典就可以“开心明目”、增长德行。父母必须敦促子女学好儒经,根据子女的不同特点指导他们去求知养性。读书而外,还当博学杂技,“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勉学》),棋、琴、书、画、数、医、射、卜都当知晓一二。
《颜氏家训》还提出了道德修养的原则和要求。首先,进行道德修养必须有虚心、勤勉的学习态度。颜之推非常反对骄傲自大,他说:“见人读数十卷书,便自高大,凌忽长者,轻慢同列。……如此以学自损,不如无学也。”(《勉学》)他提倡师生间相互切磋,反对“闭门读书,师心自是。”只要人家有比自己好的地方,就要向他学习。他提倡学习要勤奋努力,也要孜孜不倦。只要努力学习,即使是愚钝之人或早年失教之人,都可以成就学业,培养起道德。第二,进行道德修养不要追求虚名,而要务求实际。颜之推认为玄学批判“名教”是错误的,但是“名教”也有弊病。这种弊病主要表现在为贪求名声,人们的所作所为变得十分虚伪。为了求“孝”名,居丧期间就“以巴豆涂脸,遂使成疮,表哭泣之过”,为求文士之名,就“多以酒犊珍玩,交诸名士,甘其饵者,递共吹嘘。”一旦清名令誉加于身,就不讲信誉、拼命捞钱了。颜氏认为,要消灭这种“以一伪丧百诚”的现象,就必须摆正“名”与“实”的关系。他认为“名”与“实”之间就如影子和形体一样,求“名”就要求符合实际的“名”。如果不修养自身,又欲求得好名声,那就象貌丑之人想在镜中有一个美丽的身影一样。他依照对待“名” “实”的态度将“士”分三等:“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窃名。”(以上均见《名实》)第三,修养道德要推崇俭朴。颜之推反对借行礼制而铺张浪费,主张行孝要抛弃那些繁文缛节。他对自己后事的安排也要求简礼薄葬。他说:“俭者,省约为礼之谓也;吝者,穷急不恤之谓也,”(《治家),他提倡“俭而不吝”,要节俭而不吝啬。
《颜氏家训》强调以儒家伦理来治家,希图以此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标,这对唐代形成与魏晋南北朝时期迥然不同的道德风貌产生过一定影响。它强调家庭道德教育,并提出一套家庭教育方法,这对我国中后期封建社会的道德教育有较大影响,“古今家训,以此为祖”,从此后“家训”类书籍不断出现,十分盛行。它所强调的某些教育方法,现来说来仍有启发意义。另外,书中兼论文字音训、典章考证、文艺品评,还记述了一些史实,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状况,都具有一定史料价值,可为我们研究南北朝史,研究《汉书》、《文心雕龙》和音韵学等提供参考。
《颜氏家训》版本极多,主要有:明万历二年(1574年)颜懋乾刻本。明万历间程荣《汉魏丛书》本,民国十四年(192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本。清越曦明《抱经堂丛书》注本。清乾隆时王氏《增订汉魏丛书》刻本,民国年间石印本。清朱轼《朱文端公藏书十三种》评点本。清赵曦明注、卢文弨校补本。文津阁《四库全书》本。清乾隆道光间鲍氏《知不足斋丛书》刊本。清郝懿行撰《颜氏家训斠记》。清嘉庆中《广汉魏丛书》刻本。清光绪元年(1875年)湖北崇文书局刻本。民国十八年(192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明辽阳傅氏刊本。一九八○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今人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排印本。
颜之推,字介。生于南朝梁中大通三年(531年),卒年不详,当在隋开皇十年(590年)以后。原籍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县北)人。初仕梁朝,为梁元帝散骑侍郎。后至北齐,官至黄门侍郎、平原太守等职。又入北周,为御史上士。隋开皇中,太子召为学士。自称“三为亡国之人”。著作颇丰,曾与陆法言撰《切韵》,又著有佛书《冤魂志》、《诫杀训》等。
《颜氏家训》的旨意是要述立身齐家之法,辩明时俗之误,以训导世人。《叙致》篇开宗明义地指出:“夫圣贤之书,教人诚孝、慎言、检迹、立身、扬名,亦已备矣。”这实际上指出了道德教育的目的是要用儒家道德来培养人。所谓“诚孝”、“慎言”、“检迹”、“立身”、“扬名”都是以儒家伦理为归宿的。颜之推又强调教育内容要用“仁孝礼义导习之”(《教子》),读书方法又必须以“礼为教本,敬者身基”(《勉学》)。他还特别强调持家要守中庸之道,主张在经济上、仕途上和为人世处事上都要严守中道。这些观点都与儒家道德学说相契合。因此,《唐志》、《宋志》都将《颜氏家训》列于“儒家”类。
颜之推所以要强调道德教育和修养,在一定程度上是源于对当时盛行的社会思潮的不满。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是占统治地位的学说思想。颜氏认为,玄学虽然“剖元(玄)析微,妙得入神”,但于“济世成俗,终非急务”,无助于齐家治国。相反,其流风所及,实际造成了“贵游子弟,多无学术”的景况,使统治者们的公子儿孙整天只和“熏衣剃面,傅粉施朱”,“明经求弟,则雇人答策;三九公宴,则假手赋诗”,“求诸身而无所得,施之世而无所用”。因此,颜氏不赞成玄学,并把玄学家们百般推崇的老子、庄子斥之为“任纵之徒”,(以上均见《勉学》),要求抛弃玄学而向儒学道德传统复归。但是,《颜氏家训》没有反对佛道两教。它认为道教“神仙之事,未可全诬”(《养生》)。它又在《归心》一篇专门论说佛教,试图把佛教与儒学统一起来。认为“内(佛教)外(儒学)两教,本为一体,渐极为异,深浅不同”。宣传佛教“五禁”与儒家“五常”是相符合的,所谓“仁”就是“不杀”,“义”就是“不盗”,“礼”就是“不邪”,“智”就是“不淫”,“信”就是“不妄”。所以,颜之推主张重儒不必排佛,“归周礼而背释宗,何其迷也”(以上引文均见《归心》)。
《颜氏家训》在道德教育问题上特别强调家庭教育的重要性。颜之推认为对少年儿童来说,“同言而信,信其所亲;同命而行,行其所服。禁童子之暴谑,则师、友之诫,不如傅婢之指挥;止凡人之斗阋,则尧、舜之道,不如寡妻之诲谕。”(《序致》)人总是对自己亲近和佩服的人更加信任,并愿意按照其指示而行动。因此,家庭教育具有特殊的作用,学校、师友和任何圣哲名言都不能代替它。
《颜氏家训》在家庭道德教育的方法上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首先,家庭教育必须及早进行,越早越好。颜氏认为,“人生小幼,精神专利,……固须早教,勿失机也。”故在婴孩时期就应当加以教诲。他甚至主张胎教,说是古代圣王就有胎教之法,要求母亲怀子三月时,就当做到目不邪视、耳不妄听等等。他还指出不及时教子的危害:“骄慢已习,方复制之,捶挞至死而无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于成长,终成败德。”(以上引文均见《教子》)第二,爱与教应当结合起来。颜氏认为父母对孩子应当严格要求,勤于督导,不能一味溺爱和放任。父母在子女面前要庄重严肃,要既有慈爱又有威严,如此可使“子女畏慎而生孝”(同上);如果对子女仅仅有爱而无教,任其胡作非为,那就误其子女。第三,进行家庭道德教育,必须注意环境对子女的影响。颜氏认为,周围的人和事会对子女的言行思想产生重要影响,因为人在幼少之时,神情未定,对周围人物的言行虽不去刻意学习、模仿,也会在无意中会受到熏染。所以,与善良有德之人相处,就会自己变得善良,而与恶人久处一块,自己也会变得邪恶。做父母的应当十分留意这一点,不要让子女接触坏人坏事,而要鼓励他们与善人相处,要给他们创造一个好环境。第四,除督促子女认真读书外,还要让子女接触社会,学习各种技艺。颜氏认为,自古明王圣帝都是很勤学的,平常人物更当努力学习。认真学好儒家经典就可以“开心明目”、增长德行。父母必须敦促子女学好儒经,根据子女的不同特点指导他们去求知养性。读书而外,还当博学杂技,“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勉学》),棋、琴、书、画、数、医、射、卜都当知晓一二。
《颜氏家训》还提出了道德修养的原则和要求。首先,进行道德修养必须有虚心、勤勉的学习态度。颜之推非常反对骄傲自大,他说:“见人读数十卷书,便自高大,凌忽长者,轻慢同列。……如此以学自损,不如无学也。”(《勉学》)他提倡师生间相互切磋,反对“闭门读书,师心自是。”只要人家有比自己好的地方,就要向他学习。他提倡学习要勤奋努力,也要孜孜不倦。只要努力学习,即使是愚钝之人或早年失教之人,都可以成就学业,培养起道德。第二,进行道德修养不要追求虚名,而要务求实际。颜之推认为玄学批判“名教”是错误的,但是“名教”也有弊病。这种弊病主要表现在为贪求名声,人们的所作所为变得十分虚伪。为了求“孝”名,居丧期间就“以巴豆涂脸,遂使成疮,表哭泣之过”,为求文士之名,就“多以酒犊珍玩,交诸名士,甘其饵者,递共吹嘘。”一旦清名令誉加于身,就不讲信誉、拼命捞钱了。颜氏认为,要消灭这种“以一伪丧百诚”的现象,就必须摆正“名”与“实”的关系。他认为“名”与“实”之间就如影子和形体一样,求“名”就要求符合实际的“名”。如果不修养自身,又欲求得好名声,那就象貌丑之人想在镜中有一个美丽的身影一样。他依照对待“名” “实”的态度将“士”分三等:“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窃名。”(以上均见《名实》)第三,修养道德要推崇俭朴。颜之推反对借行礼制而铺张浪费,主张行孝要抛弃那些繁文缛节。他对自己后事的安排也要求简礼薄葬。他说:“俭者,省约为礼之谓也;吝者,穷急不恤之谓也,”(《治家),他提倡“俭而不吝”,要节俭而不吝啬。
《颜氏家训》强调以儒家伦理来治家,希图以此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标,这对唐代形成与魏晋南北朝时期迥然不同的道德风貌产生过一定影响。它强调家庭道德教育,并提出一套家庭教育方法,这对我国中后期封建社会的道德教育有较大影响,“古今家训,以此为祖”,从此后“家训”类书籍不断出现,十分盛行。它所强调的某些教育方法,现来说来仍有启发意义。另外,书中兼论文字音训、典章考证、文艺品评,还记述了一些史实,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状况,都具有一定史料价值,可为我们研究南北朝史,研究《汉书》、《文心雕龙》和音韵学等提供参考。
《颜氏家训》版本极多,主要有:明万历二年(1574年)颜懋乾刻本。明万历间程荣《汉魏丛书》本,民国十四年(192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本。清越曦明《抱经堂丛书》注本。清乾隆时王氏《增订汉魏丛书》刻本,民国年间石印本。清朱轼《朱文端公藏书十三种》评点本。清赵曦明注、卢文弨校补本。文津阁《四库全书》本。清乾隆道光间鲍氏《知不足斋丛书》刊本。清郝懿行撰《颜氏家训斠记》。清嘉庆中《广汉魏丛书》刻本。清光绪元年(1875年)湖北崇文书局刻本。民国十八年(192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明辽阳傅氏刊本。一九八○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今人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排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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