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文正公家训

        家训。二卷。清曾国藩撰,李瀚章辑,刊于光绪己卯年,初刊本为传忠书局刻本。(撰者事迹参见“《曾文正公全集》”条)
        是书内收曾国藩自咸丰六年九月至同治六年五月的一百十六封书信(含遗嘱)。其中上卷凡五十一封,除一封谕次子纪鸿,两封谕纪泽、纪鸿共启外,余皆谕长子纪泽。下卷凡六十五封,少数是给纪鸿或欧阳夫人的,大部分仍谕纪泽。故被视为家庭教育著作,而与《家书》分列成卷。
        是训内容涉及治家、修身,为学等方面,并灌输忠孝思想,他说:“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在治家上,他立了“书、蔬、鱼、猪、早、扫、考、宝”的八字家风,他极重家风教育,在对纪泽谈到自己的父亲时说:“吾父竹亭公之教人则专重孝字,其少则敬字,暮年爱亲,出于至诚。”他自己一直注意发扬祖上严绳子弟的家风、并且要纪泽“教导诸妹,敬听父训。”他还提倡勤俭,“历览有国有家之兴皆由克勤克俭所致。”要求二子居家当学陆梭山之法,每月用银若干两,限一成数,月底结算要有结余而不能亏欠,要求儿子“衙门奢侈之习,不能不彻底痛改。”这是有积极意义的。在修身上,他提出日课四条:第一,慎独则心安;第二,主敬则身强;第三,求仁则人悦;第四,习劳则神钦。要求二子各自勖勉,每夜以此四条相课,每月终以此四条相稽。认为必须克治“忮心”和“求心”,要求心地干净,在《家训》中附《忮求诗》二首,以去忮求之心,提倡仁恕之道,在同治九年六月初四《遗嘱》中说:“我身殁之后,尔辈事两叔如父,事叔母如母,视堂兄弟如手足,凡事皆以省啬,独待诸叔之家,则处处从厚。”在读书方面,他提出义理、考据、辞章之学均须涉猎。读书的目的不是为大官,而是学做圣贤。义理之学就是进德修身之学,其主要内容是学“礼”。而辞章是载道之具,考据是明礼之具,他劝勉二子于此二者下工夫,他对纪泽说:“尔看书若能通训诂,则于古人之故训大义,引伸假借,渐渐开悟,而后人承讹习误之习可改;若能通辞章,则于古人之硬腔滑调之习可改。”当然他主张不可滥读,读书要选择,“韩退之为千古大儒,自述所服膺之书不过数种;柳宗元自述所得亦不过十数余种。”他十分推崇朱熹的读书法,以“虚心涵泳,切己体察”勉励二子。
        曾国藩论及家庭教育的思想常与其政治思想相通,家道之兴衰亦可反映国家之兴衰。在家教上,崇尚礼治,崇尚人治,也在政治思想上得到体现;家教上提倡节俭,政治上也主张力戒骄奢。
        是书有上海扫叶山房刊本,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石印本;《玉溪苗馆丛书》本;《曾文公六种汇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