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文《原道》

韩愈文《原道》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义，非毁之也，其见者小也。坐井而观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为仁，孑孑为义，其小之也则宜。其所谓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也;其所谓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谓德也。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

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入于墨，不入于老，则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 后之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孰从而听之? 老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为孔子者，习闻其说，乐其诞而自小也，亦曰：“吾师亦尝师之云尔。”不惟举之于其口，而又笔之于其书。噫! 后之人虽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其孰从而求之? 甚矣，人之好怪也! 不求其端，不讯其末，惟怪之欲闻。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

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驱其虫蛇禽兽而处之中土。寒然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木处而颠，土处而病也，然后为之宫室。为之工，以赡其器用;为之贾，以通其有无;为之医药，以济其夭死;为之葬埋祭祀，以长其恩爱;为之礼，以次其先后;为之乐，以宣其壹郁;为之政，以率其怠倦;为之刑，以锄其强梗。相欺也，为之符玺、斗斛、权衡以信之;相夺也，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为之备，患生而为之防。今其言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掊斗折衡，而民不争。”呜呼! 其亦不思而已矣! 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何也? 无羽毛鳞介以居寒热也，无爪牙以争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今其法曰：“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呜呼! 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后，不见黜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不见正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

帝之与王，其号名殊，其所以为圣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饮而饥食，其事殊，其所以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为太古之无事?”是亦责冬之裘者曰：“曷不为葛之之易也?”责饥之食者曰：“曷不为饮之之易也?”传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者，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经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诗》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

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丝麻，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为己，则顺而祥;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是故生则得其情，死则尽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庙焉而人鬼飨。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

然则如之何而可也? 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据东雅堂本《昌黎先生集》，下同)

韩愈是个在当时和后世都毁誉参半、评价不一的人物。褒之者，称他是进步的政治家，杰出的思想家，“百代文宗”;贬之者，说他是保守派，唯心主义思想家，甚至说：“吾国文苑，自有退之跨入以来，圂圊(厕所)久失其臭”。(章士钊《柳文旨要》上卷四)看法大相径庭。实事求是地说，韩愈的思想行为固然有矛盾、有缺陷，但他毕竟功远大于过，是甚多于非，特别在我国文化史、文学史上不愧为一位杰出人物。现代学者陈寅恪说得好：“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韩愈论》)散文方面成就更为突出。他倡导唐代古文运动，确立了新型散体文——古文在文坛的主导地位，创作出大量的优秀作品，成为继司马迁之后我国散文史上的一座丰碑。

韩愈以前，占据文坛统治地位的是六朝以来所盛行的骈文。骈文的诞生和风靡，体现了散文摆脱经子附庸地位，争取具有更为鲜明的审美特征和文学色彩的历史要求。事实上，一些优秀的骈文除思想内容可取外，艺术上描绘精工，辞采赡富，音节和谐，也具有较强的美感和文学性。但是骈文存在着过分注重形式而忽视思想内容的先天性弊病。发展到后来，原本为增强艺术效果所规定的一些格律限制，反而成了文章的束缚累赘。这种风格绮靡浮艳，既不易写又不易懂的贵族化文体，逐渐变为反映现实交流思想的桎梏，严重地阻碍着散文的健康发展。因而，许多古文运动先驱者不断地起来反对骈文，提倡古文，但都没有成功。直到韩愈和柳宗元出来倡导古文运动，进行文体、文风和散文语言的革新，由于要适应当时政治改革与儒学复古运动的需要，又有着系统理论主张的阐发与卓越创作实践的示范，并有同辈友人、韩门子弟从柳宗元学习的青年作者的呼应和支持，才终于取得胜利，从而使古文取代骈文成为散文的正宗。韩愈散文就是这种古文的光辉的典范。

韩愈散文不仅融会先秦、两汉散体文的长处，而且“吸六朝之髓”(蒋湘南《七经楼文钞》卷四《与田叔子论古文第二书》)，借鉴六朝骈文和散体文的有益因素，学古变古，推陈出新，除了在文体上变骈为散，奇句单行长短参差，使散文更加活泼自如、平顺通畅、接近口语外，还形成了散文思想和艺术的独特风貌。

韩愈有些散文固然是宣扬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或者流露庸俗卑下的思想情趣的，但其主流体现了他“不平则鸣”、“务去陈言”的主张，或者愤怒地抨击政治弊端，表现济世之心;或者尖锐地揭露社会病态，抒发牢骚不平;或者勇敢地反抗流俗，显示突破传统的精神，都闪烁一定的民主性和现实性的光辉。

韩愈散文艺术上的一个特点是感情充沛，气势旺盛。他的许多优秀散文，不是无病呻吟、矫揉造作的产物，也不是无聊应酬、随意点缀之作，而是在不能自已的创作欲望支配下有所发而写的，甚至为了振衰除弊冒死而作，所以往往爱憎分明表现出一种真性情。表达感情的方式又常常是直露的，爆发式的，放言无忌的，充满着一种沛然莫之能御的气势，这成为韩文的重要审美特征之一。韩愈散文的另一个特点是尚奇务新，求活善变，想人之所未想，发人之所未发，出人意表，独辟蹊径。元人刘壎说：“韩、柳之别，则犹作室： 子厚先量自家四至所到，不敢侵略他人田地;退之则惟意所指，横斜曲直，只要自家屋子饱满，初不问田地四至，或在我与别人也。”(《隐居通议》卷十七)刘大櫆则说：“一集一篇之中段段变，一段之中句句变，神变、气变、境变、音节变、字句变，惟昌黎能之。”(《论文偶记》)他们都道出了韩文逆来顺往、无所不可、触处皆活、在在俱巧、变化莫测、不受羁勒的特点。在结构上，既严谨有序又灵动多变，既一气贯通又曲折跌宕，具有一种结构美。韩文的语言精炼生动，新鲜活泼，明白流畅，富于创造性的表现力，并兼取骈体文和散体文的长处，体现出骈散相间长短错落的句式美，堪称我国古代的语言大师。

韩愈的学生皇甫湜评韩文说：“如长江秋清，千里一道，冲飙激浪，瀚流不滞。”(《皇甫持正文集》卷一《谕业》)宋代苏洵说：“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嘉祐集》卷十二《上欧阳内翰第一书》)确实，韩愈的散文新颖生动，流转自如，雄奇奔放，具有一种阳刚之美。与原本盛行的浮艳纤弱的骈文末流相比，无疑是散文史上的重大革新和解放。韩愈和柳宗元的散文，共同形成了古代继司马迁之后又一个散文创作高潮，并且开创了我国散文发展的新时期，对后世散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韩愈的议论文结构谨严，逻辑周密，论证透辟，富有说服力。清人恽敬说：“韩退之自儒家、法家、名家入，故其言峻而能达。”(《大云山房文稿》二集自序)明代贝琼说：“韩子之文祖于孟子。”(《清江贝先生文集》卷二十八《潜溪先生宋公文集序》)儒家孟子的散文富于论辩性，名家法家的文章讲究逻辑辨析，韩愈受他们以及贾谊、晁错等人的影响，议论文也以说理缜密透彻见长。他的议论文还富有形象性，往往通过比喻以及描绘手法，把抽象的道理表达得非常生动、具体、显豁，且饶有情趣。此外，感情饱满，笔力雄健，充溢着磅礴的气势，也是韩愈议论文的一大特点。宋代李涂说“韩如海”(《文章精义》)，这种“如海”的特点在他的议论文中表现得最为充分。

《原道》为“五原”(《原道》、《原性》、《原毁》、《原鬼》、《原人》)系列文章之首，是一篇推求儒道本原、阐发儒家政治哲学思想，被韩愈自己称为“扶树教道，有所明白”(《上兵部李侍郎书》)的文章。它以儒家之道为武器，从政治和经济上揭露佛老的危害，尖锐地指出佛老引导人们或者返回“太古”的原始状态，或者超尘出世绝灭“天常”都是脱离现实的怪论谬说;并愤怒斥责佛老信徒是四民之外的“不从君令，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专靠别人养活的寄生虫。这具有排斥佛老和强调中央集权的进步倾向。

唐代佛、老二道盛行，僧、道享有免税免役的特权。为了逃避赋役，充当僧、道和投靠寺院者日益增多，寺院经济恶性发展，占有了大量土地和劳力，“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新唐书·辛替否传》)。宗教徒不仅和广大人民群众严重对立，而且因为使政府财政收入减少，和封建朝廷也有尖锐矛盾。韩愈在文中揭露佛、老对社会生产和国计民生的危害，有着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当时藩镇割据严重，分裂势力猖獗，是社会另一个大的毒瘤。文章强调君出令、臣行令、民从令的主张，也包含有提倡令行禁止反对割据分裂各行其是的现实意义。

本文可看作韩愈倡导儒学复古运动的纲领。其宣扬儒道，固然具有“觝排异端，攘斥佛老”的进步的一面;但其阐发仁义道德的陈腐说教，鼓吹君权至上和封建等级观念，标榜道统，强调“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又表现出他思想上落后保守的一面，对后世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原道》典型地体现了韩愈议论散文的风格特点。首先，它结构缜密，逻辑周严。开首提出仁义道德之说，确定仁义道德的含义和儒家之道的内涵，强调“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即仁义名实相符，界说固定，而道德比较抽象，可作不同解释，这就替下面批判佛老之道准备了依据，并为全文立论张本。接着以儒家的礼乐刑政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作为出发点，环绕求端讯末，考察原委，反复批判老庄的“绝圣弃智”和佛家的“清净寂灭”，揭露佛老教徒闲懒寄生的生活以及对国计民生的破坏作用。攻击佛老的教义不合圣人之道。最后标举儒家道统，以道统的继承者自任，并提出了排斥佛老的具体措施。全文脉络清晰，章法谨严，所以被宋代黄庭坚誉为“布置最得正体，如官府甲第厅堂房室，各有定处，不可乱也”的典范作品。(转引自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一)

其次，文中不是一味板着面孔进行抽象说教，而是常在议论中运用精妙的比喻，生动的描绘，从而大大增强了议论的形象性。如用“坐井而观天”形容老子对“仁义”的狭隘理解;以“古之时……患生而为防”一大段文字展示一幅圣人教民以相生养的图画，突出圣人教化的作用，显得具体生动，新鲜活泼。

该文饱满的感情，决绝的言辞，排偶和散行相错综的句式，造就了文章充沛的气势。最后发出的攘斥佛老的强烈呼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嫉佛如仇火一样的激情，廉悍斩绝的语气，以及短句、偶句的运用和词类活用，使这段话显得急促有力，遒劲奇峭，气势旺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