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文天祥文《指南录后序》

散文·文天祥文《指南录后序》

德祐二年正月十九日，予除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时北兵已迫修门外，战、守、迁皆不及施。缙绅、大夫、士萃于左丞相府，莫知计所出。会使辙交驰，北邀当国者相见。众谓予一行为可以纾祸。国事至此，予不得爱身，意北亦尚可以口舌动也。初奉使往来，无留北者，予更欲一觇北，归而求救国之策。于是辞相印不拜，翌日，以资政殿学士行。

初至北营，抗辞慷慨，上下颇惊动，北亦未敢遽轻吾国。不幸吕师孟构恶于前，贾余庆献谄于后，予羁縻不得还，国事遂不可收拾。予自度不得脱，则直前诟虏帅失信，数吕师孟叔、侄为逆。但欲求死，不复顾利害。北虽貌敬，实则愤怒。二贵酋名曰馆伴，夜则以兵围所寓舍，而予不得归矣。

未几，贾余庆等以祈请使诣北，北驱予并往，而不在使者之目。予分当引决，然而隐忍以行。昔人云：“将以有为也。”至京口，得间奔真州，即具以北虚实告东西二阃，约以连兵大举。中兴机会，庶几在此。留二日，维扬帅下逐客之令。不得已，变姓名，诡踪迹，草行露宿，日与北骑相出没于长淮间。穷饿无聊，追购又急，天高地迥，号呼靡及。已而得舟，避渚洲，出北海，然后渡扬子江，入苏州洋，展转四明、天台，以至于永嘉。

呜呼! 予之及于死者，不知其几矣! 诋大酋当死;骂逆贼当死;与贵酋处二十日，争曲直，屡当死;去京口，挟匕首，以备不测，几自到死;经北舰十余里，为巡船所物色，几从鱼腹死;真州逐之城门外，几彷徨死;如扬州，过瓜洲扬子桥，竟使遇哨，无不死;扬州城下，进退不由，殆例送死;坐桂公塘土围中，骑数千过其门，几落贼手死;贾家庄几为巡徼所陵迫死;夜趋高邮，迷失道，几陷死;质明，避哨竹林中，逻者数十骑，几无所逃死;至高邮，制府檄下，几以捕系死;行城子河，出入乱尸中，舟与哨相后先，几邂逅死;至海陵，如高沙，常恐无辜死;道海安、如皋，凡三百里，北与寇往来其间，无日而非可死;至通州，几以不纳死;以小舟涉鲸波，出无可奈何，而死固付之度外矣。呜呼! 死生昼夜事也，死而死矣，而境界危恶，层见错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痛何如哉!

予在患难中，间以诗记所遭，今存其本不忍废。道中手自抄录： 使北营，留北关外为一卷;发北关外，历吴门、毘陵，渡瓜洲，复还京口为一卷;脱京口，趋真州、扬州、高邮、泰州、通州为一卷;自海道至永嘉，来三山为一卷。将藏之于家，使来者读之，悲予志焉。

呜呼! 予之生也幸，而幸生也何所为? 求乎为臣，主辱臣死，有余戮;所求乎为子，以父母之遗体，行殆而死，有余责。将请罪于君，君不许;请罪于母，母不许;请罪于先人之墓，生无以求国难，死犹为厉鬼以击贼，义也。赖天之灵，宗庙之福，修我戈矛，从王于师，以为前驱，雪九庙之耻，复高祖之业。所谓誓不与贼俱生，所谓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亦义也。嗟夫! 若予者，将无往而不得死所矣。向也，使予委骨于草莽，予虽浩然无所愧怍，然微以自文于君亲，君亲其谓予何?诚不自意，返吾衣冠，重见日月，使旦夕得正丘首，复何憾哉! 复何憾哉!

是年夏五，改元景炎，庐陵文天祥自序其诗，名曰《指南录》。

(据四部丛刊本《文山先生全集》)

宋恭帝德祐二年(1276)元军大举南侵，直逼南宋都城临安，文天祥作为使者至元军营中进行谈判。元统帅伯颜扣留了文天祥，并劫持他去大都(今北京)。途中文天祥寻机逃出，经历了九死一生的痛苦行程，终于返回福州的南宋行朝。在这一段经历中，文天祥写了不少诗歌，亲自编订为一集，题名《指南录》。集以“指南”命名，一方面是由于这些诗篇是向南回归的纪实诗，更重要的还在于表明心迹——“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指南录·扬子江》)，表示对南宋朝廷发自本性的一片忠心。本文是文天祥写于《指南录》集后的一篇序文，故称“后序”。

“后序”共有七个段落。

第一段记述出使元军的背景和自己出使的意图。德祐二年正月元大军已逼近临安城北门，南宋朝廷应战、守城、迁都一切措手不及，大小官员拿不出办法，认为文天祥出使可以缓和国难，文天祥不顾自身，当此危任，估计还可以通过外交辞令使元军撤兵，更打算借机暗中察看元军虚实，以求返回后再图救国方策，于是不受宰相印信，第二天即以资政殿学士的身份前往。这一段对于全部事件来说还只是缘起，文天祥的奋争还没有正式展开，因此这是一段较为平缓的叙述性文字，间有个人心思的记述，时间、事态、意图、行动写来清清楚楚，简练明白。不过，时局的严峻、形势的紧张也已从字里行间透露了出来。尤其是“战、守、迁皆不及施”、“莫知计所出”两句，高度概括地写尽了南宋朝廷当时的仓惶，混乱，无能。

第二段记述在元军营中的斗争。文天祥初至元营，慷慨陈辞，据理抗争，要求元军先撤兵再谈判。元统帅伯颜以死恐吓文天祥，文天祥大义凛然地表示：“我南朝状无宰相，但欠一死报国，刀锯鼎镬，非所惧也。”(见《续资治通鉴·宋纪》)伯颜辞穷，其他元军将领也被震动。但不幸的是先有吕师孟作坏事，他是降元宋将吕文焕的侄子，在文天祥之前一年去元军中以纳币称侄求和(事见于《新元史·吕文焕传》)，后又有贾余庆向元军献媚，谋划扣留文天祥，于是文天祥被“羁縻”，国家大事也就无可挽回了。文天祥料到自己不得脱身，直面责斥元统帅扣留使者，列举吕文焕、吕师孟叔侄叛逆之罪。元军表面以礼相待，派两个“贵酋”(即高级官员忙古歹和唆都)作为“馆伴”(宾馆接待人员)，到夜间便派兵包围了住所，于是文天祥失去了自由。这一段记述了文天祥与敌人进行正面斗争的情况，敌人包括外部的元军与内部的投降派。文天祥不顾个人生死，力争保全南宋朝廷，首段“余不得爱身”一语在这一段中，通过正反两方面的比照得到进一步表现： 自己抗辞，敌人震动;叛徒“构恶”、“献谄”，自己陷于困境。写得相当紧张，充分表现出当时处境的严酷。

第三段包括被驱北行、中途逃脱，谋划连兵抗元以及起兵不成辗转返回永嘉三段经历。文天祥被扣留后不久，宋又派贾余庆等为“祈请使”前往大都，元军强迫文天祥同行却不列入宋使者之列。他忍辱而行，以安史之乱中唐将南霁云所说的“将以有为”勉励自己。行至京口(镇江)，寻机逃奔真州(今江苏仪征)，于是把元军事布置的虚实情况完全告知“东西二阃”，即淮东、淮西路的制置使李庭芝、夏贵，并约定共同起兵抗元。然而李庭芝又误以为文天祥是元军奸细，下令真州宋将苗再成杀掉文天祥。苗不忍，便把文天祥赶出城外。文天祥只得改名刘洙，隐蔽行踪，每日在被元军占领的淮河地区奔逃，困窘饥饿，加上元军悬赏追捕，在天高地迥呼唤天地都不应的情况下，终于辗转返回永嘉(温州)。这是一个充满了追求、失落、危险的历程，文天祥以极简洁的笔触一路写来，既有诗人的情思，也有政治家的冷静，读来十分感人。

第四段历数出入于死亡线上“非人世所堪”的遭遇。这是上段的继续，写自北行到辗转返回永嘉这一过程中的种种九死一生的惊险经历，前后“死”的可能共有十八处之多。文以“呜呼! 余之及于死者，不知其几矣”的感叹句引起，最后以“呜呼! 死生昼夜事也”的感叹句作结，中间历数“层见错出”、“非人世所堪”的经历，全以抒情之笔出之，整段文字可以说是以抒情为经，以纪事为纬，都以“死”字为主干，连用十八个不规则的排比句，“痛定思痛”的沉痛之情一气贯注，倾泻直下。该段既是全文感情抒发的高潮，又展示了文天祥忠于宋廷不惜万死而南归的顽强意志与爱国精神。作为诗集的“后序”，揭示了诗作的背景及其价值。

第五段交代诗集的编次。

第六段述说虽侥幸生还，仍要为抗元复国尽力，“鞠躬尽力，死而后已”的心志。由向国君、父母、祖先“请罪”和接连化用《诗经》、《出师表》和《礼记·檀弓上》中的警句，表述了诗人的耿耿忠心，字字感人肺腑。这一段主要是以议论升华第四段的记实。这两段，前后辉映，光华熠熠。

第七段说明作序时间及诗集命名，以“名曰《指南录》”五字收笔，既落实题意，又卒章显志，回映全篇又富有余味。

本文虽是诗集的“后序”，但通过文天祥个人的经历和遭遇，也从某些侧面反映了那个时代社会的特点，使我们从中可以窥见元统治阶层的骄纵强横以及南宋朝廷内部的腐败和混乱。

从文体看，本文属于序跋类的实用文;从内容看，序文融叙事、抒情、说明、议论为一体，记实、述怀、言志交映生辉，而“生”与“死”则是贯串全文事、情、理的一根线，虽有千头百绪而条理明晰，中心突出。它是一篇以生命唱出的壮丽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