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唐顺之文《答茅鹿门知县二》

散文·唐顺之文《答茅鹿门知县二》

熟观鹿门之文，及鹿门与人论文之书，门庭路径，与鄙意殊有契合;虽中间小小异同，异日当自融释，不待喋喋也。

至如鹿门所疑于我本是欲工文字之人，而不语人以求工文字者，此则有说。鹿门所见于吾者，殆故吾也，而未尝见夫槁形灰心之吾乎? 吾岂欺鹿门者哉! 其不语人以求工文字者，非谓一切抹杀，以文字绝不足为也，盖谓学者先务，有源委本末之别耳。文莫犹人，躬行未得，此一段公案，姑不敢论，只就文章家论之。虽其绳墨布置，奇正转折，自有专门师法，至于中一段精神命脉骨髓，则非洗涤心源，独立物表，具今古只眼者，不足以与此。今有两人，其一人心地超然，所谓具千古只眼人也，即使未尝操笔呻吟，学为文章，但直据胸臆，信手写出，如写家书，虽或疏卤，然绝无烟火酸馅习气，便是宇宙间一样绝好文字;其一人犹然尘中人也，虽其专专学为文章，其于所谓绳墨布置，则尽是矣，然番来覆去，不过是这几句婆子舌头语，索其所谓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绝无有也，则文虽工而不免为下格。此文章本色也。即如以诗为谕，陶彭泽未尝较声律，雕句文，但信手写出，便是宇宙间第一等好诗。何则? 其本色高也。自有诗以来，其较声律、雕句文、用心最苦而立说最严者，无如沈约，苦却一生精力，使人读其诗，只见其捆缚龌龊，满卷累牍，竟不曾道出一两句好话。何则? 其本色卑也。本色卑，文不能工也，而况非其本色者哉!

且夫两汉而下，文之不如古者，岂其所谓绳墨转折之精之不尽如哉? 秦、汉以前，儒家者有儒家本色，至如老、庄家有老、庄本色，纵横家有纵横本色，名家、墨家，阴阳家皆有本色，虽其为术也驳，而莫不皆有一段千古不可磨灭之见。是以老家必不肯剿儒家之说，纵横必不肯借墨家之谈，各自其本色而鸣之为言。其所言者，其本色也。是以精光注焉，而其言遂不泯于世。唐、宋而下，文人莫不语性命，谈治道，满纸炫然，一切自托于儒家。然非其涵养畜聚之素，非真有一段千古不可磨灭之见，而影响剿说，盖头窃尾，如贫人借富人之衣，庄农作大贾之饰，极力装做，丑态尽露。是以精光枵焉，而其言遂不久湮废。然则秦、汉而上，虽其老、墨、名、法、杂家之说而犹传，今诸子之书是也;唐、宋而下，虽其一切语性命、谈治道之说而亦不传，欧阳永叔所见唐四库书目百不存一焉者是也。后之文人，欲以立言为不朽计者，可以知所用心矣。

然则吾之不语人以求工文字者，乃其语人以求工文字者也，鹿门其可以信我矣。虽然，吾槁形而灰心焉久矣，而又敢与知文乎! 今复纵言至此，吾过矣! 吾过矣!此后鹿门更见我之文，其谓我之求工于文者耶，非求工于文者耶? 鹿门当自知我矣，一笑。

鹿门东归后，正欲待使节西上时得一面晤，倾倒十年衷曲;乃乘夜过此，不已急乎? 仆三年积下二十余篇文字债，许诺在前，不可负约，欲待秋冬间病体稍苏，一切涂抹，更不计较工拙，只是了债。此后便得烧却毛颖，碎却端溪，兀然作一不识字人矣。而鹿门之文方将日进，而与古人为徒未艾也。异日吾倘得而观之，老耄尚能识其用意处否耶?并附一笑。

(据四部丛刊本《荆川先生文集》)

唐顺之(1507—1560)，字应德、义修，武进(今江苏省武进县)人。嘉靖间进士，官翰林院编修、右佥都御史。唐顺之是明代中叶的重要散文家，他和茅坤、归有光等相为羽翼，对当时复古主义垄断文坛，窒息文运生机的逆流展开坚决的斗争。他们主张效法唐宋，吸取唐宋散文的精神，创作有个人风格，有生活内容，较为通俗活泼的作品，故当时被称为“唐宋派”，虽然这派也有缺点，但他们对拟古主义的批评，在文学思想史上，有很重要的意义。同时，他们的理论和创作，为继之而起的“公安派”作出了贡献。

这篇《答茅鹿门知县二》，可以看作是“唐宋派”“崛起于时风众势之中”(黄宗羲语)的一篇战斗宣言，也是全面宣传他们文学主张的代表作品。

《答茅鹿门知县二》是唐顺之写给比他年轻而又是同道茅坤的。茅坤(1512—1601)，字顺甫、号鹿门，归安(今浙江吴兴)人，嘉靖十七年进士，历知青阳、丹徒二县，官至大名兵备副使，著有《白华楼藏稿》，编有《唐宋八家文钞》。《明史》说“坤善古文，最心折唐顺之”。在此之前，唐顺之曾写一信与他论文，这是第二封，故曰《答茅鹿门知县二》。

依照选本分段，第一段是说： 鹿门的文学主张，门庭路径都与自己相合;虽中间也有小小的分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融解消释，趋向一致，这是不必多说的。第二段是正文。先就鹿门的怀疑说起。原来茅坤以为唐顺之是讲求文字技巧的人，而不肯将文字技巧告诉别人。唐顺之特在此说明，鹿门所见到的我，是当年“欲工文字”的旧我，而不是今天主张写文章要重在“真精神”的新我。作者郑重提出： 写文章虽然有一定的准则，安排奇正转折，但是文章中的精神、命脉、骨髓，那不是洗净了心底的陈旧观念，超然于事物表象之上，具有不同于古今一般人的独到见解的人，是不能得到的。下面，唐顺之举了两种不同的人作例。一种人心地超然，有独到见解，没有在作文的构思谋篇上下死工夫，能够直接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自由自在地写出来，虽然粗疏些，可绝没有一点迂腐寒酸气，这便是宇宙间绝好的文章。另一种是世俗气很重的人，虽然专门下功夫做文章，在文章的规矩布置上花尽气力，但翻来覆去，不过是几句“婆子舌头”的废话，求其真精神与千古不磨的见解，则绝不可能有，纵然写得工整合乎规范，这样的文章也只能归入卑下的一格。至此，唐顺之特别强调文章的本色，并举陶渊明与沈约作为正反不同的例子，申足自己的本意。第三段，探讨文章演变发展的情况，批评了复古派学古而不化的缺点，提出应当遗貌取神的主张。他认为： 秦汉以前的好文章，都是各有本色，均有一段千古不磨之见，所以能够“精光注焉，而其言遂不泯世”。唐宋以下，有的文章表面光彩炫目，实际上都是托于儒家，抄袭陈言，“极力装做，丑态尽露”，这种文章必然虚空而不能传之于世。最后两段先对上面的见解做了一个辩证的总结，与第一段的话作呼应。这是说：我所以不和人谈文章的作法与技巧，实际上告诉了人们追求文章作法与技巧的正途。

强调直写胸臆，提倡本色自然，是“唐宋派”文论的核心。这种主张在唐顺之这封信中阐发得最透彻，最完备。这反映了他对作品思想内容的重视，对文学的个性化与通俗化的要求，继承了苏轼“词达”的创作主张，也开启了后来公安派崇尚性灵，敢于创新的精神。

这封书信紧扣中心论点，层层阐述，纯以新鲜活泼的比喻和浅近易懂的道理申明自己的文学主张，而且所举正反两方面的例证也很有说服力，它本身就是“唐宋派”的议论性散文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