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

        

方孝孺

        举世皆宗李杜诗,不知李杜更宗谁?能探风雅无穷意,始是乾坤绝妙辞。
        前宋文章配两周,盛时诗律每无俦。今人未识昆仑派,却笑黄河是浊流。
        
        论诗绝句,最要独具卓见。这两首诗就是针对当时两种通行的观点,提出不同流俗的诗歌主张,足以令人耳目一新的。
        明人因不满宋诗近粗,元诗近纤,而提倡师法唐人。学习前人积累的成功经验,原也不错。但世俗的弊端有二:一是将源作流,把唐诗作为范本模拟,跳不出如来手心;二是眼界太窄,看不到宋诗也自有好处,大失老杜转益多师之义。两首诗就分别针对这两种弊端进行针砭。
        “举世皆宗李杜诗,不知李杜更宗谁?”二句就诗界流风陡发一问,如石破天惊,为当头棒喝。不是都以为作诗非师法唐人不可么?而唐诗不是又以李白、杜甫为极则么?果如其然,李杜本人作诗又怎么办呢?诗人用了一个简单的逻辑推理即“归谬法”,就指出了世人作诗的一大误区。道理虽然简单,却偏偏无人揭示过,方孝孺弹指就捅破这层窗户纸,所以有振聋发聩的力量。这里诗人实际上已经接触到文学创作的源流之辨了,“举世皆宗李杜诗”的误区就在于认流作源。于是方孝孺进一步探源,他的认识在李杜皆上承风雅(即诗经)的传统,所以宗李杜不如直探风雅之精神,始为妙绝:“能探风雅无穷意,始是乾坤绝妙辞。”这可以认为是祖述杜甫“别裁伪体亲风雅”的遗意,也兼有“转益多师”的意味。不过,在这个问题上,方氏还未能达道。他仍未跳出将源作流的圈子,因此未为治本之良方。“实际上,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毛泽东),而唯一的源泉只能是生活,不少仿唐之作被批评为假古董,根本原因就在这里。所以,我们完全可以由此翻出另一绝句:“希古言宗风雅诗,风人请问又宗谁?能师风雅探源意,始是乾坤绝妙辞。”话虽如此,方氏能在当时提出“举世皆宗李杜诗,不知李杜更宗谁”这个问题,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足以发人深省。
        宋诗在唐诗的基础上发展,而形成自已独特的面貌。就总体成就而言不如唐诗,而就某些方面来说则有所独到偏胜。明人崇尚唐诗,有一种全盘否定宋诗的倾向:“唐人诗纯,宋人诗驳。唐人诗活,宋人诗滞。唐诗自在,宋诗费力。唐诗浑成,宋诗饤饾。唐诗缜密,宋诗漏逗。唐诗温润,宋诗枯燥。唐诗铿锵,宋诗散缓。唐诗如贵介公子,举止风流;宋诗如三家村乍富人,盛服揖人,辞容鄙陋。”(《四溟诗话》引刘绩语)虽然道出了二者差异,但褒贬失当也勿庸讳言。宋诗,尤其是北宋欧、梅到苏、黄的诗,就于唐诗外别开生面,可谓洋洋大观。方孝孺便把北宋诗与南宋诗的盛衰比作西周与东周的差异,称北宋为“盛时”,对苏黄等大宗予以充分肯定:“前宋文章配两周,盛时诗律每无俦。”对当时人只看到宋诗末流,便轻率否定宋诗以为无足观者痛加斥责:“今人未识昆仑派,却笑黄河是浊流。”黄河当然是浊流,然而它西决昆仑,咆哮万里,千回百折;比较“白波九道流雪山”的长江,也别有一番气势,何况探其河源,也未必如下游之浊。方氏对北宋诗作出充分肯定,较同时代人自具卓见。事实上,就是南渡之后的陆、范、杨等作家,也还是值得推崇的,也不能以末流概之。但对一首论诗绝句,也无须求全责备。此诗的意义就在于它较早地对宋诗的独创精神予以肯定。不迷信唐诗这一点上,与前作有一致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