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泰昌 艺文轶话

         作者简介 吴泰昌,1937年生,安徽省当涂县人。北京大学文艺 理论研究生毕业。长期从事文艺报刊编辑工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 为文艺报副主编、编审,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小说月报》、《散文选 刊》顾问、《儿童文学》编委。评论散文集有: 《艺文轶话》、《文苑随 笔》、《文学情思》、《吴泰昌散文选》、《有星和无星的夜》、《梦的记忆》 等。
         内容概要
        

听朱光潜先生闲谈(节选)

        有次他提出要我替他找一本浙江出版的《郁达夫诗词抄》。他说他 从广告上见到出版了这本书。恰巧不久我去杭州和郁达夫家乡富阳,回 来送给他一本,他很高兴,说达夫的旧体诗词写得好,过去读过一些, 想多读点。过了不久,有次我去,他主动告诉我这本书他已全读了,证 实了他长久以来的一种印象:中国现代作家中,旧体诗词写得最好的是 郁达夫。他说他有空想写一篇文章。我说给《文艺报》吧。他笑着说: “肯定又要引火烧身。不是已有定论,某某、某某某的旧体诗词是典范 吗?”他说郁达夫可能没有别人伟大,但他的旧体诗词确实比有的伟大 作家的旧体诗词写得好,这有什么奇怪?他强调对人对作品的评价一切 都要从实际出发,千万不要因人的地位而定。顺此他又谈到民初杰出的 教育家李叔同,他认为李在我国近代普及美育教育方面贡献很大,一直 没有得到充分的评价。他说李后来成了弘一法师,当了和尚,但并不妨 碍他曾经是一位了不起的音乐家、美术家、书法家。他说现在有些文学 史评价某某人时总爱用“第一次”的字眼,有些真称得上是第一次,有 些则是因为编者无知而被误认为是第一次的。他说很需要有人多做些 历史真实面貌的调查研究。
        

秋天里的钱钟书 (节选)

        1985年,当时任中国新闻社香港分社记者的林湄小姐来北京,很 想采访钱先生。林小姐在香港和北京采访过大陆不少文坛名将,惟独没 有机会见钱先生。她知道钱先生不愿接受记者采访,便托我帮忙。我将 她的希望在电话中转告了钱先生,钱先生警觉地说:这不分明是引蛇出 洞吗?谢谢她的好意,这次免了。林小姐见难而上,非见不可。逼得我 只好建议她采用“突然袭击”的战术。我怕钱先生生气,当场让客人下 不了台。原以为会先见到杨先生,求她疏通疏通。在我的印象里,杨先 生比钱先生更随和更好通融。偏不巧,开门先见到的是钱先生。关于这 次“突击”,林小姐以《“瓮中捉鳖”记》为题发表了专记,不妨抄录 一段:“那天下午,我们这两个不速之客突然出现在钱老家门口。一见 面,钱老哈哈地说: ‘泰昌,你没有引蛇出洞,又来瓮中捉鳖了……’” 他见我领来个陌生人,又是女性,没有再说下去,便客气地招呼我们就 坐。说来奇怪,一见之下,钱老的这两句,一下子改变了他在我的脑海 中设想的形象。他并非那样冷傲,相反是如此幽默、和蔼可亲。我是这 场“捉鳖”戏的目睹者。林小姐单刀直入,抢先发起进攻。平时大声谈 笑,旁若无人的钱先生用沉默来抵挡,在林小姐不断的进攻下,出现了 窘态,最后只好无奈而又认真地一一回答。关于《围城》,林小姐问: “钱老,你自己是留学生,小说写的也是留学生,那么小说里一定有你 的影子!”钱先生说:“没有,是虚构的。当然,那要看你对虚构作何理 解。我在另一部书里曾引康德的话 ‘知识必自经验始,而不尽自经验 出’。说那句话也可以应用在文艺创作的想象上。我认为这应该是评论 家的常识。” 《围城》中主人公读过叔本华的著作,林记者借此又问: “钱老,您对哲学有精深研究,您认为叔本华的悲观论可取吗?”钱先生 微笑中又带几分严肃地回答:“人既然活着,就本能地要活得更好,更 有意义。从这点说,悲观也不完全可取。但是,懂得悲观的人,至少可 以说他是对生活有感受,发生疑问的人。有人浑浑沌沌,嘻嘻哈哈,也 许还意识不到人生有悲观的方面呢。”这台“捉鳖”戏演了近一小时。此 外还有不少精彩的答问。告别时,钱先生关照林小姐,若要发表他的所 谈,务必先寄给他看看。据知,林小姐的这篇专访,是在钱先生过目认 可后才发表的。事后我也没有听到过钱先生对这次被“捉”的任何不快 的话。
         作品鉴赏 吴泰昌的散文集《艺文轶话》,手笔轻灵,内容翔实,葆 有史料价值和轶事笔记的趣味。这本书曾获中国作家协会主办新时期 (1976—1988)全国优秀散文(集)奖。在当代文坛上,吴泰昌与姜德 明二位都可谓是中年的藏书家,又都是读书随笔的著名作者,把他们适 当加以比较,或许有助于增进了解。姜德明称他的读书随笔涉及的范 围,大体上是鲁迅和鲁迅同时代人的书人书事,吴泰昌则基本不谈鲁 迅,以阿英和阿英所研究所经历的近现代文学为主;然而,两位又都是 报刊编辑,见多识广,因而他们著作里信息量大,时代气氛浓厚。他们 两位所走过来的道路,很值得我国从事编辑、记者的青年所注意。他们 长期在“为人作嫁衣裳”的岗位上工作,然而他们没有为这工作所累, 而是充分利用这工作提供的条件,来发展自己,也为自己作了嫁衣裳。 吴泰昌说他爱上写艺文轶话这类散文,受到阿英先生的很大影响。阿英 即钱杏邨,现代文学史上太阳社重要成员,又是晚清文学的著名学者, 著名的藏书家。吴泰昌这些篇幅简短的艺文轶话,的确有它特殊的价 值。孙犁同志在该书的序言里对其价值有很好的说明。泰昌这些文章, 短小精悍,文字流畅,考订详明,耐人寻味。读者用很少的时间,能得 到很大效益。这些文章,靠的是作者的真才实学,真知灼见;积蓄材料, 记述史实,一砖一瓦,成为著作。泰昌这些文章对于纠正学术文章脱离 实际的空大之风,是有作用的。有些大块文章,摆开的架子大,里面的 经典多,议论也多,被称之为学院派,然而缺乏新的研究成果,而且论 点时常随形势变化,缺乏自信。与这样的大块文章比较起来,泰昌的短 小的轶话就更显得可贵而难得了。虽然说这本书的书名叫“轶话”,实 际上学术性是很强的。就从本书中一再出现的对于近现代文学研究的 直言不讳的批评,也可见出作者给自己这些轶话确定的使命和目标是 很高的。比如在《柳亚子的诗》一文中,作者说“翻阅了几本我国现代 文学史,谁也没有说出,毛泽东同志的形象在诗歌中最早是何时出现 的。”对此重大问题,作者作了回答。在《再谈柳亚子的诗》里作者说: “在解放后出版的几部近、现代文学史中,对诗人表示的冷淡却使之为 之诧异。”“柳亚子在自己的诗词里留下了中国新文学运动中大批作家 情况的清晰足迹,而他自己,这位蜚声半世纪以上的革命老诗人反被文 学史家们淡忘了。“在《漫话〈野草〉》一文里,作者也提出了一些很深 的学术性的问题:文学史论著对于鲁迅《野草》思想和艺术的入微分析 做得太不够,深入独到的研究更为匮乏,比如对于《野草》与几乎与它 同时出现的刘半农、徐玉诺、谢采江、焦菊隐、高长虹等散文诗创作的 关系,就缺乏研究。这篇文章写于1981年,时光已经过去了十年;十 年来的情况自然有了改观,然而作者的意见仍然有方法论的意义。总 之,搞资料、写读书随笔或轶话的人,与搞研究、写大块文章或专著的 人二者之间,并不是对立的,因为前者也发议论,后者也搞资料;但毕 竟有所侧重,因而在事实上存在着彼此之间有所相轻的倾向。然而,泰 昌的轶话却没有这种倾向,他只是对于有关的研究有较多的期待和要 求,而且标准很高就是了。泰昌有很好的条件使他的以轶话为名称的文 章也具有锐利的和所向披靡的风格,因为他是重要的文学期刊的编辑 记者,不仅出自北京大学,与他的老师辈如朱光潜、吴组缃、杨晦等学 者相熟悉,而且与当代文坛重要作家如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巴金、 曹禺、钱钟书等都有交往,以及他还有阿英的背景。这样看来,他的话 就值得注意,他的文章就值得一读了。从语言风格上说,泰昌这本书是 含义明晰的,然而他的表述又很婉转,这只要读一读《钱杏邨与〈二心 集〉》和《阿英的日记》二篇文章的结尾,就能感觉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