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园诗话
《随园诗话》是清代文学理论著作。袁枚著。随园在江宁(今南京)小仓山,是袁枚辞官后所筑别墅名,《随园诗话》即撰写于此,故名。该诗话最早版本为乾隆庚戌至壬子(1790-1792)小仓山房刊本,其后有福建总督伍拉纳之子的 《批本随园诗话》、光绪十八年(1892)上海图书集成局 《随园三十六种》本、宣统二年(1910)上海鸿文书局《随园三十八种》本、民国间上海扫叶山房《随园全集》排印本、谢璿《详注随园诗话》16卷、上海会文堂石印本。1960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顾学颉校点本《随园诗话》,分上、下二册,纳入郭绍虞、罗根泽主编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丛书。该校点本于1982年再版时,附录《批本随园诗话》批语数十则及冒广生、张尔田等人的有关跋语。原批语作者与袁枚同时而略晚,对于当时官场、文坛、社会风气及袁氏交往、《诗话》底细等等,均有相当了解,可资参考。
袁枚(1716—1797),字子才,号简斋,一号存斋,世称随园先生,晚年自号仓山居士,钱塘 (今浙江杭州)人。乾隆四年(1739)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乾隆七年外放,历官溧水、江浦、沭阳、江宁等地知县,乾隆十三年辞官,居于江宁,除乾隆十七年曾官陕西一年外,不再出仕。他是清代中叶著名的文学家,为诗力倡性灵说,主盟乾、嘉诗坛近50年。著述宏富,有《小仓山房诗文集》80余卷及诗话、尺牍、说部等多卷,影响很大。
本书16卷,补遗10卷,约57万字,集中体现了作者论诗力主性灵的主张。他认为:“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卷5)在袁枚的理论体系中,性灵大致与性情相等,都是指诗人真情的抒发,这一点与明代李贽的“童心说”有一脉相承之处。他认为:“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卷3)又说:“文以情生,未有无情而有文者。”(补遗卷7)他甚至把“诗言志”的传统诗教也纳入他的性情之中:“千古善言诗者,莫如虞舜,教夔典乐曰: ‘诗言志。’言诗之必本乎性情也。”(卷3)对于翁方纲倡导的“肌理说”,他认为是“填书塞典,满纸死气,自矜淹博”(补遗卷3),然而他又不一概排斥学力,认为:“诗难其雅也,有学问而后雅,否则俚鄙率意也。”(补遗卷6)但在学力与天分二者的关系上,袁枚仍然以天分为先,这体现了他性灵说的内质。他说:“诗文自须学力,然用笔构思,全凭天分。”(卷15)又说:“诗文之道,全关天分。聪颖之人,一指便悟。”(卷14)天分之外,袁枚也重视灵感的产生,强调兴会:“改诗难于作诗,何也?作诗兴会所至,容易成篇。” (卷2) 又说: “《荀子》 曰:‘人有失针者,寻之不得,忽而得之,非目加明也,眸而得之也。’ 所谓 ‘眸’ 者,偶睨及之也。唐人句云:‘尽日觅不得,有时还自来’ 即 ‘眸而得之’之谓也。”灵感的产生有突如其来和稍纵即逝的特点,袁枚在阐述性灵说时,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
《诗话》论诗重视诗人的个性,认为:“凡作诗者,各有身分,亦各有心胸。”他反对分唐界宋的诗坛恶习,他认为“分唐界宋,抱杜尊韩,附合大家门面而不能判别真伪”(卷11)为选诗家的七病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反对学习古人,他说:“后之人未有不学古人而能为诗者也,然而善学者,得鱼忘筌;不善学者,刻舟求剑。”(卷2)对于清初王士禛的“神韵说”,袁枚的态度也是客观的,《诗话》中有许多议论可与他诗文中的一些观点相印证。他说:“阮亭先生自是一代名家,惜誉之者既过其实,而毁之者亦损其真。”(卷2)他认为:“诗无言外之意,便同嚼蜡。”(卷2)袁枚把性情、学问、神韵三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体现了他论诗集大成的特色,为树立一代诗风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在反对明代前后七子的拟古主义诗风中,《随园诗话》也起到了廓清作用,如:“七子击鼓鸣钲,专唱宫商大调,易生人厌。”(卷4) “人悦西施,不悦西施之影;明七子学唐,是西施之影也。”(卷5)他极力强调艺术表现的自然天成,认为 “家常语入诗最妙”(补遗卷1),“口头语,说得出便是天籁”(补遗卷2)。但是《诗话》中的一些议论也有一定的局限,如说: “诗者,人之性情也,近取诸身而足矣。” (补遗卷1)
诗论而外,《随园诗话》还采录了大量的诗歌创作,总数在5000首以上。“门户须宽,采取须严”(卷7)是他采诗的原则。著名诗人的力作,固然收录论说,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诗作,《诗话》也注意采择,特别是对一些闺秀诗的收录,可为今天研究妇女文学者取资。《诗话》卷12采录名医徐大椿 《刺时文》一诗,可为研究科举制度者取资。此外,《诗话》对于文坛遗闻轶事的记录也不在少数,可资文史研究者参考。
《随园诗话》问世以后,毁誉均有,在他的影响下,赵翼、蒋士铨、张问陶等也力主性灵说,反对或提出不同意见者则有章学诚以及潘德舆、朱庭珍等人,如潘德舆《养一斋诗话》认为《诗话》“滋后学之惑”。近世对于 《随园诗话》的评价也有分歧,或斥之为唯心主义、形式主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已逐渐认识到它的价值,肯定了它在古代文论中的重要地位。
袁枚(1716—1797),字子才,号简斋,一号存斋,世称随园先生,晚年自号仓山居士,钱塘 (今浙江杭州)人。乾隆四年(1739)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乾隆七年外放,历官溧水、江浦、沭阳、江宁等地知县,乾隆十三年辞官,居于江宁,除乾隆十七年曾官陕西一年外,不再出仕。他是清代中叶著名的文学家,为诗力倡性灵说,主盟乾、嘉诗坛近50年。著述宏富,有《小仓山房诗文集》80余卷及诗话、尺牍、说部等多卷,影响很大。
本书16卷,补遗10卷,约57万字,集中体现了作者论诗力主性灵的主张。他认为:“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卷5)在袁枚的理论体系中,性灵大致与性情相等,都是指诗人真情的抒发,这一点与明代李贽的“童心说”有一脉相承之处。他认为:“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卷3)又说:“文以情生,未有无情而有文者。”(补遗卷7)他甚至把“诗言志”的传统诗教也纳入他的性情之中:“千古善言诗者,莫如虞舜,教夔典乐曰: ‘诗言志。’言诗之必本乎性情也。”(卷3)对于翁方纲倡导的“肌理说”,他认为是“填书塞典,满纸死气,自矜淹博”(补遗卷3),然而他又不一概排斥学力,认为:“诗难其雅也,有学问而后雅,否则俚鄙率意也。”(补遗卷6)但在学力与天分二者的关系上,袁枚仍然以天分为先,这体现了他性灵说的内质。他说:“诗文自须学力,然用笔构思,全凭天分。”(卷15)又说:“诗文之道,全关天分。聪颖之人,一指便悟。”(卷14)天分之外,袁枚也重视灵感的产生,强调兴会:“改诗难于作诗,何也?作诗兴会所至,容易成篇。” (卷2) 又说: “《荀子》 曰:‘人有失针者,寻之不得,忽而得之,非目加明也,眸而得之也。’ 所谓 ‘眸’ 者,偶睨及之也。唐人句云:‘尽日觅不得,有时还自来’ 即 ‘眸而得之’之谓也。”灵感的产生有突如其来和稍纵即逝的特点,袁枚在阐述性灵说时,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
《诗话》论诗重视诗人的个性,认为:“凡作诗者,各有身分,亦各有心胸。”他反对分唐界宋的诗坛恶习,他认为“分唐界宋,抱杜尊韩,附合大家门面而不能判别真伪”(卷11)为选诗家的七病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反对学习古人,他说:“后之人未有不学古人而能为诗者也,然而善学者,得鱼忘筌;不善学者,刻舟求剑。”(卷2)对于清初王士禛的“神韵说”,袁枚的态度也是客观的,《诗话》中有许多议论可与他诗文中的一些观点相印证。他说:“阮亭先生自是一代名家,惜誉之者既过其实,而毁之者亦损其真。”(卷2)他认为:“诗无言外之意,便同嚼蜡。”(卷2)袁枚把性情、学问、神韵三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体现了他论诗集大成的特色,为树立一代诗风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在反对明代前后七子的拟古主义诗风中,《随园诗话》也起到了廓清作用,如:“七子击鼓鸣钲,专唱宫商大调,易生人厌。”(卷4) “人悦西施,不悦西施之影;明七子学唐,是西施之影也。”(卷5)他极力强调艺术表现的自然天成,认为 “家常语入诗最妙”(补遗卷1),“口头语,说得出便是天籁”(补遗卷2)。但是《诗话》中的一些议论也有一定的局限,如说: “诗者,人之性情也,近取诸身而足矣。” (补遗卷1)
诗论而外,《随园诗话》还采录了大量的诗歌创作,总数在5000首以上。“门户须宽,采取须严”(卷7)是他采诗的原则。著名诗人的力作,固然收录论说,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诗作,《诗话》也注意采择,特别是对一些闺秀诗的收录,可为今天研究妇女文学者取资。《诗话》卷12采录名医徐大椿 《刺时文》一诗,可为研究科举制度者取资。此外,《诗话》对于文坛遗闻轶事的记录也不在少数,可资文史研究者参考。
《随园诗话》问世以后,毁誉均有,在他的影响下,赵翼、蒋士铨、张问陶等也力主性灵说,反对或提出不同意见者则有章学诚以及潘德舆、朱庭珍等人,如潘德舆《养一斋诗话》认为《诗话》“滋后学之惑”。近世对于 《随园诗话》的评价也有分歧,或斥之为唯心主义、形式主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已逐渐认识到它的价值,肯定了它在古代文论中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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