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寒堂诗话
《岁寒堂诗话》是南宋张戒所著诗话著作。该书全本已亡佚,旧存仅1卷。清乾隆年间,《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据《永乐大典》辑出;复益以 《说郛》本所有各条,厘为上下2卷。近人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所收西北书局所刊 《励志斋丛书》本即据此本。
张戒,生卒年不详。字定复,一字定夫。正平(今山西新绛县) 人,宣和六年 (1124) 进士。绍兴五年(1135) 以赵鼎荐授国子监丞,官终主管台州崇道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论事切直,为高宗所知,其言当以和为表,以备为里,以战为不得已,颇中时势。故淮西之战,则力劾张浚、赵开,而秦桧欲屈己求和,则又力沮。卒与赵鼎并逐,盖亦鲠亮之上也。”
今存《岁寒堂诗话》上下2卷,上卷以探讨诗歌创作理论为主,兼评历代诗人诗作,全面阐述了作者论诗主张; 下卷集中评论杜甫诗作,推杜诗为诗之极致。
张戒论诗,主张以言志为本。他说:“建安陶、阮以前诗,专以言志;潘、陆以后诗,专以咏物;兼而有之者,李、杜也。言志乃诗人之本意,咏物特诗人之余事。”如果咏物而有兴托,不是专意咏物,而能为言志服务,仍然是好诗。其所反对的,是潘岳、陆机以后那些没有言志内容,专意咏物,片面追求形式技巧,雕镌刻镂之工的作品,认为这类作品完全失去了诗人的本旨。言志咏物兼而有之的乃是李白与杜甫。他说: “至于李、杜,尤不可轻议。欧阳公喜太白诗,乃称其 ‘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之句,此等句虽奇逸,然在太白诗中,特其浅浅者……子美诗奄有古今,学者能识 《国风》《骚》人之旨,然后知子美用意处;识汉魏诗,然后知子美遣词处。至于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在子美不足道耳。”
在主张以言志为本的同时,作者又强调“思无邪”的重要意义。他说: “余尝观古今诗人,然后知斯言(指孔子的 “思无邪”说) 良有以也。《诗序》有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其正少,其邪多。孔子删诗,取其思无邪者而已。”他认为从建安到近世诗人,思无邪者只有陶渊明和杜甫,其余皆不免落邪思。他认为正邪不在于内容是否涉及“妇人”,像黄庭坚“虽不多说妇人,然其韵度矜持,冶容太甚,读之足以荡人心魄,此正所谓邪思也。”因此把黄庭坚与六朝颜、鲍、徐、庾,唐李义山,并称之为 “邪思之尤者”。
张戒极力标举杜甫,矛头主要是指向当时在诗坛上占统治地位的苏黄诗风。他认为杜诗“雄姿杰出,千古独步”,不但内容充实,而且形式优美,风格多样,非他人所能及。其所以尊崇杜诗,更重要的还在于杜诗忠君忧国的思想内容。他说:“少陵在布衣中,慨然有致君尧舜之志,而世无知者,虽同学翁亦颇笑之,故 ‘浩歌弥激烈’,‘沈饮聊自遣’也。此与诸葛孔明抱膝长啸无异,读其诗,可以想其胸臆矣。嗟夫,子美岂诗人而已哉!”元稹认为李白不如杜甫的地方是在“铺陈始终,排比声韵”一类的形式方面,张戒则认为杜甫“独得圣人删诗之本旨,与《三百五篇》无异,此则太白所无也。”尊杜学杜,必须学习杜甫创作精神,若只注重其形式技巧,寻求经验和规律争奇制胜,就违背了杜甫创作方向。作者据此批评了苏黄诗风:“鲁直学子美,但得其格律耳”。“鲁直专学子美,然子美诗读之使人凛然兴起,肃然生敬,《诗序》所谓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者也,岂可与鲁直诗同年而语耶?”苏黄“以议论作诗”,“专以补缀奇字”,不重视情意,而只求用事之博、押韵之工,违反了诗以言志为本的宗旨。他说:“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苏、黄习气净尽,始可以论唐人诗;唐人声律习气净尽,始可以论六朝诗;镌刻之习气净尽,始可以论曹、刘、李、杜诗。”
在诗歌表现方法上,张戒主张涵蓄蕴藉的境界,反对浅露直白。抒发情志必须是“情意有余,汹涌而后发”;但又要“情在词外,状溢目前”,以“不迫不露”为贵。他不满于元、白、张籍,是因为他们“只知道得人心中事,而不知道尽则又浅露也”,他们“皆自陶、阮中出,专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本不应格卑;但其词伤于太烦,其意伤于太尽,遂成冗长卑陋尔。”太露则诗格就卑,那么像苏黄二人,一个发泄无余,一个刻画过甚,当然更是他所反对的了。
张戒《岁寒堂诗话》出现在苏、黄诗风盛行之时,他的批评颇中要害,许多重要观点对严羽诗论有直接启发,足为先声。如其所谓“苏、黄用事押韵欲之工,乃诗人中一害”,又说“子瞻以议论为诗,鲁直又专以补缀奇字”,即严羽《沧浪诗话》“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以文字为诗”之意;诗既坏于苏、黄,于是又指出转变与补救之途,以为“其始也学之,其终也岂能过之”,“后有作者出,必欲与李、杜争衡,当复从汉、魏诗中出尔”,此又为严羽所谓“取法乎上”之意。但必须指出,张戒论诗,是以儒家正统思想为指导,强调温柔敦厚的诗教;他尊崇杜甫,但在具体评论中又多有迂腐之谈,对苏、黄的批评亦有过激之词。
张戒,生卒年不详。字定复,一字定夫。正平(今山西新绛县) 人,宣和六年 (1124) 进士。绍兴五年(1135) 以赵鼎荐授国子监丞,官终主管台州崇道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论事切直,为高宗所知,其言当以和为表,以备为里,以战为不得已,颇中时势。故淮西之战,则力劾张浚、赵开,而秦桧欲屈己求和,则又力沮。卒与赵鼎并逐,盖亦鲠亮之上也。”
今存《岁寒堂诗话》上下2卷,上卷以探讨诗歌创作理论为主,兼评历代诗人诗作,全面阐述了作者论诗主张; 下卷集中评论杜甫诗作,推杜诗为诗之极致。
张戒论诗,主张以言志为本。他说:“建安陶、阮以前诗,专以言志;潘、陆以后诗,专以咏物;兼而有之者,李、杜也。言志乃诗人之本意,咏物特诗人之余事。”如果咏物而有兴托,不是专意咏物,而能为言志服务,仍然是好诗。其所反对的,是潘岳、陆机以后那些没有言志内容,专意咏物,片面追求形式技巧,雕镌刻镂之工的作品,认为这类作品完全失去了诗人的本旨。言志咏物兼而有之的乃是李白与杜甫。他说: “至于李、杜,尤不可轻议。欧阳公喜太白诗,乃称其 ‘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之句,此等句虽奇逸,然在太白诗中,特其浅浅者……子美诗奄有古今,学者能识 《国风》《骚》人之旨,然后知子美用意处;识汉魏诗,然后知子美遣词处。至于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在子美不足道耳。”
在主张以言志为本的同时,作者又强调“思无邪”的重要意义。他说: “余尝观古今诗人,然后知斯言(指孔子的 “思无邪”说) 良有以也。《诗序》有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其正少,其邪多。孔子删诗,取其思无邪者而已。”他认为从建安到近世诗人,思无邪者只有陶渊明和杜甫,其余皆不免落邪思。他认为正邪不在于内容是否涉及“妇人”,像黄庭坚“虽不多说妇人,然其韵度矜持,冶容太甚,读之足以荡人心魄,此正所谓邪思也。”因此把黄庭坚与六朝颜、鲍、徐、庾,唐李义山,并称之为 “邪思之尤者”。
张戒极力标举杜甫,矛头主要是指向当时在诗坛上占统治地位的苏黄诗风。他认为杜诗“雄姿杰出,千古独步”,不但内容充实,而且形式优美,风格多样,非他人所能及。其所以尊崇杜诗,更重要的还在于杜诗忠君忧国的思想内容。他说:“少陵在布衣中,慨然有致君尧舜之志,而世无知者,虽同学翁亦颇笑之,故 ‘浩歌弥激烈’,‘沈饮聊自遣’也。此与诸葛孔明抱膝长啸无异,读其诗,可以想其胸臆矣。嗟夫,子美岂诗人而已哉!”元稹认为李白不如杜甫的地方是在“铺陈始终,排比声韵”一类的形式方面,张戒则认为杜甫“独得圣人删诗之本旨,与《三百五篇》无异,此则太白所无也。”尊杜学杜,必须学习杜甫创作精神,若只注重其形式技巧,寻求经验和规律争奇制胜,就违背了杜甫创作方向。作者据此批评了苏黄诗风:“鲁直学子美,但得其格律耳”。“鲁直专学子美,然子美诗读之使人凛然兴起,肃然生敬,《诗序》所谓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者也,岂可与鲁直诗同年而语耶?”苏黄“以议论作诗”,“专以补缀奇字”,不重视情意,而只求用事之博、押韵之工,违反了诗以言志为本的宗旨。他说:“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苏、黄习气净尽,始可以论唐人诗;唐人声律习气净尽,始可以论六朝诗;镌刻之习气净尽,始可以论曹、刘、李、杜诗。”
在诗歌表现方法上,张戒主张涵蓄蕴藉的境界,反对浅露直白。抒发情志必须是“情意有余,汹涌而后发”;但又要“情在词外,状溢目前”,以“不迫不露”为贵。他不满于元、白、张籍,是因为他们“只知道得人心中事,而不知道尽则又浅露也”,他们“皆自陶、阮中出,专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本不应格卑;但其词伤于太烦,其意伤于太尽,遂成冗长卑陋尔。”太露则诗格就卑,那么像苏黄二人,一个发泄无余,一个刻画过甚,当然更是他所反对的了。
张戒《岁寒堂诗话》出现在苏、黄诗风盛行之时,他的批评颇中要害,许多重要观点对严羽诗论有直接启发,足为先声。如其所谓“苏、黄用事押韵欲之工,乃诗人中一害”,又说“子瞻以议论为诗,鲁直又专以补缀奇字”,即严羽《沧浪诗话》“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以文字为诗”之意;诗既坏于苏、黄,于是又指出转变与补救之途,以为“其始也学之,其终也岂能过之”,“后有作者出,必欲与李、杜争衡,当复从汉、魏诗中出尔”,此又为严羽所谓“取法乎上”之意。但必须指出,张戒论诗,是以儒家正统思想为指导,强调温柔敦厚的诗教;他尊崇杜甫,但在具体评论中又多有迂腐之谈,对苏、黄的批评亦有过激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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