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境庐诗草
《人境庐诗草》是一部清末诗别集。黄遵宪著。该书原刊本为1911年日本铅字排印本《人境庐诗草》11卷,1930年黄能立 (作者之孙)将该本再版行世,改正了一些错讹。此外还有高崇信、尤炳圻校点本,黄延绪(作者之孙)梅县印本及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等。1942年台中东亚书局排印 《邱黄二先生遗稿合刊》,施海樵辑,选 《人境庐诗草》为1卷本。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钱仲联笺注 《人境庐诗草笺注》,系据旧印本修订重印者。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作为《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之一重又出版 《人境庐诗草笺注》,已经由笺注者据旧本 “重加厘定,增补改正了很多材料,并加标点再版”。该笺注本除对各诗有详细之笺注外,还收录有有关序跋,附录黄遵宪 《日本杂事诗》2卷以及传记、墓志、年谱、诗话等,共约90万字,最为完备。
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别号人境庐主人,广东嘉应州 (今梅州市)人。光绪二年(1876)举人,出使日本任参赞,调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又出使英国、新加坡。奉调回国后,曾任江南洋务局总办、湖南长宝盐法道、署湖南按察使,先后创办时务学堂、南学会、《湘学新报》等,戊戌政变后被迫回乡,曾极力发展家乡教育事业。黄遵宪是我国近代著名诗人,除《人境庐诗草》外,还著有《日本杂事诗》2卷、《日本国志》40卷。
《人境庐诗草》11卷,略以编年为序,共存诗641首。自序(系钱仲联录自 《学衡》杂志)云:“余年十五、六,即学为诗……自曹、鲍、陶、谢、李、杜、韩、苏讫于晚近小家,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要不失乎为我之诗。诚如是,未必遽跻古人,其亦足以自立矣。”可见作者为诗宗尚。他自称自己的诗为“新派诗”,卷8《酬曾重伯编修》云:“废君一月官书力,读我连篇新派诗”,可证。改良派的梁启超则将黄遵宪比作“诗界革命”的大旗,加以推崇。黄遵宪21岁时曾写有一组《杂感》诗,其中有句云:“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倡导以通俗语言入诗,反对盲目地模仿与尊古,集中体现了他改革诗歌的主张。
讴歌爱国主义,宣传维新救国构成了黄遵宪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内容。《香港感怀》、《台湾行》、《题黄佐廷赠尉遗像》、《冯将军歌》、《羊城感赋》、《马关纪事》、《书愤》、《天津纪乱》诸诗,或对国土沦丧发出浩叹,或对为国捐躯的壮士高唱赞歌,或怒斥奸佞庸臣、卖国汉奸,或控拆侵略者的罪恶行径,字里行间跳动着时代的脉搏,洋溢着爱国情怀。如《冯将军歌》一诗,作者这样歌颂年过70的爱国将领冯子材: “将军气涌高于山,看我长驱出玉关。平生蓄养敢死士,不斩楼兰今不还。手执蛇矛长丈八,谈笑欲吸匈奴血。”将一爱国将领的形貌栩栩如生地刻画了出来。《台湾行》则以激愤之情吟出如下诗句:“我高我曾我祖父,艾杀蓬蒿来此土。”并以收复故土,赶走日本侵略者的誓言唱道:“亡秦者谁三户楚,何况闽粤百万户。”体现出爱国主义的凛然正气。
批判八股取士制度,鼓吹维新变法,抨击封建文化,呼吁振兴中华也是《人境庐诗草》的主旋律。作者年轻时即这样批判八股取士:“吁嗟制义兴,今亦五百载。世儒习固然,老死不知悔。精力疲丹铅,虚荣逐冠盖。”并一针见血地指出:“英雄尽入彀,帝王心始快。”(《杂感》)在《述怀再呈霭人樵野丈》一诗中,作者同样指出: “十八房一行,群蚁趋附膻。诸书束高阁,所习唯兔园。古今昏不知,各各张空拳。士夫一息气,奄奄殊可怜。”作者曾仿龚自珍《己亥杂诗》亦作一组同名之作,如“乱草删除绿几丛,旧花别换日新红。去留一一归天择,物自争存我大公。”是他进化论思想的反映。又如:“滔滔海水日趋东,万法从新要大同。后二十年言定验,手书心史井函中。”则是对中国改革变法的热切希望。其他如《感怀》、《日本国志书成志感》、《赠梁任父同年》、《罢美国留学生感赋》诸诗也无不抒发着富强中国的愿望。《军歌》24首鲜明地反映了作者的这种迫切的愿望。
《人境庐诗草》中有一些海外诗,记录了外国风俗、制度,同时也表现出自己的好恶。《山歌》一组诗是作者向民间文学学习的产物,风格独具,活泼清新,如:“邻家带得书信归,书中何字侬不知。等侬亲口问渠去,问他比侬谁瘦肥。”完全是民歌风格。黄遵宪的诗歌创作能以旧体诗的表现形式自铸新词,既能把握宏篇巨制,又能写出瑰丽的小诗,风格多样,涉笔成趣。特别是黄遵宪敢于创新改革旧体诗传统的理论与实践,使他成为近代史上一位当之无愧的著名诗人。
梁启超对于黄遵宪的诗极为称赏,他说:“近世诗人能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者,当推黄公度。”又说:“《人境庐集》中,性情之作,纪事之作,说理之作,沉博绝丽,体殆备矣。”并认为他的诗是“诗史” (均见《饮冰室诗话》)。对于如何评价黄遵宪的政治立场以及他诗中一些反对农民革命的作品,五六十年代,国内学界曾有过争论,部分文章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诗文卷》,可资参考。1960年,中华书局出版北京大学中文系近代诗研究小组编《人境庐集外诗辑》,收《人境庐诗草》所未收的诗词260多首,可供研究者参考。
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别号人境庐主人,广东嘉应州 (今梅州市)人。光绪二年(1876)举人,出使日本任参赞,调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又出使英国、新加坡。奉调回国后,曾任江南洋务局总办、湖南长宝盐法道、署湖南按察使,先后创办时务学堂、南学会、《湘学新报》等,戊戌政变后被迫回乡,曾极力发展家乡教育事业。黄遵宪是我国近代著名诗人,除《人境庐诗草》外,还著有《日本杂事诗》2卷、《日本国志》40卷。
《人境庐诗草》11卷,略以编年为序,共存诗641首。自序(系钱仲联录自 《学衡》杂志)云:“余年十五、六,即学为诗……自曹、鲍、陶、谢、李、杜、韩、苏讫于晚近小家,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要不失乎为我之诗。诚如是,未必遽跻古人,其亦足以自立矣。”可见作者为诗宗尚。他自称自己的诗为“新派诗”,卷8《酬曾重伯编修》云:“废君一月官书力,读我连篇新派诗”,可证。改良派的梁启超则将黄遵宪比作“诗界革命”的大旗,加以推崇。黄遵宪21岁时曾写有一组《杂感》诗,其中有句云:“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倡导以通俗语言入诗,反对盲目地模仿与尊古,集中体现了他改革诗歌的主张。
讴歌爱国主义,宣传维新救国构成了黄遵宪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内容。《香港感怀》、《台湾行》、《题黄佐廷赠尉遗像》、《冯将军歌》、《羊城感赋》、《马关纪事》、《书愤》、《天津纪乱》诸诗,或对国土沦丧发出浩叹,或对为国捐躯的壮士高唱赞歌,或怒斥奸佞庸臣、卖国汉奸,或控拆侵略者的罪恶行径,字里行间跳动着时代的脉搏,洋溢着爱国情怀。如《冯将军歌》一诗,作者这样歌颂年过70的爱国将领冯子材: “将军气涌高于山,看我长驱出玉关。平生蓄养敢死士,不斩楼兰今不还。手执蛇矛长丈八,谈笑欲吸匈奴血。”将一爱国将领的形貌栩栩如生地刻画了出来。《台湾行》则以激愤之情吟出如下诗句:“我高我曾我祖父,艾杀蓬蒿来此土。”并以收复故土,赶走日本侵略者的誓言唱道:“亡秦者谁三户楚,何况闽粤百万户。”体现出爱国主义的凛然正气。
批判八股取士制度,鼓吹维新变法,抨击封建文化,呼吁振兴中华也是《人境庐诗草》的主旋律。作者年轻时即这样批判八股取士:“吁嗟制义兴,今亦五百载。世儒习固然,老死不知悔。精力疲丹铅,虚荣逐冠盖。”并一针见血地指出:“英雄尽入彀,帝王心始快。”(《杂感》)在《述怀再呈霭人樵野丈》一诗中,作者同样指出: “十八房一行,群蚁趋附膻。诸书束高阁,所习唯兔园。古今昏不知,各各张空拳。士夫一息气,奄奄殊可怜。”作者曾仿龚自珍《己亥杂诗》亦作一组同名之作,如“乱草删除绿几丛,旧花别换日新红。去留一一归天择,物自争存我大公。”是他进化论思想的反映。又如:“滔滔海水日趋东,万法从新要大同。后二十年言定验,手书心史井函中。”则是对中国改革变法的热切希望。其他如《感怀》、《日本国志书成志感》、《赠梁任父同年》、《罢美国留学生感赋》诸诗也无不抒发着富强中国的愿望。《军歌》24首鲜明地反映了作者的这种迫切的愿望。
《人境庐诗草》中有一些海外诗,记录了外国风俗、制度,同时也表现出自己的好恶。《山歌》一组诗是作者向民间文学学习的产物,风格独具,活泼清新,如:“邻家带得书信归,书中何字侬不知。等侬亲口问渠去,问他比侬谁瘦肥。”完全是民歌风格。黄遵宪的诗歌创作能以旧体诗的表现形式自铸新词,既能把握宏篇巨制,又能写出瑰丽的小诗,风格多样,涉笔成趣。特别是黄遵宪敢于创新改革旧体诗传统的理论与实践,使他成为近代史上一位当之无愧的著名诗人。
梁启超对于黄遵宪的诗极为称赏,他说:“近世诗人能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者,当推黄公度。”又说:“《人境庐集》中,性情之作,纪事之作,说理之作,沉博绝丽,体殆备矣。”并认为他的诗是“诗史” (均见《饮冰室诗话》)。对于如何评价黄遵宪的政治立场以及他诗中一些反对农民革命的作品,五六十年代,国内学界曾有过争论,部分文章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诗文卷》,可资参考。1960年,中华书局出版北京大学中文系近代诗研究小组编《人境庐集外诗辑》,收《人境庐诗草》所未收的诗词260多首,可供研究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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