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方苞文《左忠毅公逸事》

散文·方苞文《左忠毅公逸事》

先君子尝言，乡先辈左忠毅公视学京畿，一日，风雪严寒，从数骑出微行，入古寺，庑下一生伏案卧，文方成草;公阅毕，即解貂覆生，为掩户。叩之寺僧，则史公可法也。及试，吏呼名至史公，公瞿然注视，呈卷，即面署第一。召入，使拜夫人，曰：“吾诸儿碌碌，他日继吾志者，惟此生耳。”

及左公下厂狱，史朝夕狱门外;逆阉防伺甚严，虽家仆不得近。久之，闻左公被炮烙，旦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谋于禁卒，卒感焉。一日，使史更敝衣草屦，背筐，手长鑱，为除不洁者，引入，微指左公处。则席地倚墙而坐，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呜咽。公辨其声而目不可开，乃奋臂以指拨眦，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 而汝来前! 国家之事，糜烂至此。老夫已矣，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拄者! 不速去，无俟奸人构陷，吾今即扑杀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击势。史噤不敢发声，趋而出。后常流涕述其事以语人，曰：“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

崇祯末，流贼张献忠出没蕲、黄、潜、桐间。史公以凤庐道奉檄守御。每有警，辄数月不就寝，使壮士更休，而自坐幄幕外。择健卒十人，令二人蹲踞而背倚之，漏鼓移，则番代。每寒夜起立，振衣裳，甲上冰霜迸落，铿然有声。或劝以少休，公曰：“吾上恐负朝廷，下恐愧吾师也。”

史公治兵，往来桐城，必躬造左公第，候太公、太母起居，拜夫人于堂上。

余宗老涂山，左公甥也，与先君子善，谓狱中语，乃亲得之于史公云。

(据四部丛刊本《方望溪先生全集》)

方苞(1668—1749)，字凤九，号灵皋、望溪，桐城(今安徽省桐城县)人。康熙四十五年进士，累官礼部左侍郎。著有《望溪文集》等。是清代有影响的散文流派——桐城派的创始人。他致力于古文复兴运动，因其门人刘大櫆以及刘大櫆的门人姚鼐均系安徽桐城人，所以有“桐城派”之称。方苞古文理论的核心是复兴文道合一的古文传统。他认为，“文”与“道”原为一体而异名，孔、孟以前，都是文、道合一的。后来文道分家，文传于韩(愈)、柳(宗元)，道归朱(熹)、程(颢、颐)。于是他要“学行继朱、程之后，文章在韩、柳之间”(王兆符《〈望溪文集〉序》)，合文统道统为一体。因此，他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散文创作理论、原则与标准，即他倡导的“古文义法”，并成为桐城派的理论基石。方苞的“义法论”，按其解释，“义”，即“言有物”;“法”，即“言有序”。换言之，也就是主张文章要有内容，同时也要讲究形式。在他看来，只有内容充实在形式上注重章法包括语言运用，才能深入人心，流传广远，也才能文以载道、文道合一。他还认为“古人叙事，或顺或逆，或前或后，皆义之所不得不然”(《左传义法举要》)。这是他对“义”与“法”的关系所作的简明确切的解释。他特别推崇《史记》、《左传》，均出于他的“义法论”。凡此可见方苞倡导的古文运动，虽然旨在复古，但又不乏革新精神，具体而言，对于明代文坛那种剽窃前言、句摹字拟的复古主义、形式主义的文风，还是具有起衰救弊的作用的。《左忠毅公逸事》较为典型地体现了方苞“义法论”的积极方面，因而也是反映方苞散文创作成就的代表作。

《左忠毅公逸事》记的是左光斗生前的逸事。左光斗，桐城人，是明代万历至天启朝的名臣。明熹宗时，宦官魏忠贤勾结熹宗的乳母客氏，专断国政，政治腐败，忠良遭戮，民怨鼎沸，社会矛盾激化。于是有一大批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和工商业者利益的知识分子，如顾宪成、高攀龙等起来反对宦官专权。主张广开言路，改革朝政，锋芒直指魏忠贤及其死党。这批知识分子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故有“东林党”之称。左光斗是杰出的东林党人。天启四年，官拜左佥都御史(监察、执法官)。当时左副都御史杨涟曾上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条大罪，左光斗参与其事。他又与左都御史高攀龙共同揭发魏党。为此，魏忠贤利用手中权力罢逐了与他作坚决斗争的高攀龙和吏部尚书赵星南。左光斗激于义愤，即草拟了弹劾魏忠贤三十二条斩罪的奏章。不料在其上奏之前两天，魏忠贤先发制人，削除杨涟与左光斗的官职。左又被魏忠贤列入“东林党人榜”，以“党同伐异，招权纳贿”的罪名加以逮捕，并在狱中受尽酷刑，最后与杨涟同死狱中，时左光斗年仅51岁。崇祯十七年，福王在南京即位，建立南明政权，追谥左光斗为“忠毅”。所以左光斗被尊为“左忠毅公”。

《左忠毅公逸事》主要记述左光斗“视学”和“狱中”两件逸事兼写史可法在治兵中的事迹，集中表现左光斗具有知人的远见卓识和不计个人生死荣辱而以国家为重的可贵品质。从文章标题看，这篇散文属于记事散文，但又不同于一般记事散文，它不停留在事迹的过程介绍与事实的罗列上，而是通过记述左光斗的事迹，包括兼写的史可法在治兵中的事迹，直接和间接地写左光斗其人，并又集中表现他的精神、品质。这种记事写人以人物为中心的写法，当是对司马迁的《史记》开始形成的纪传体文学传统的继承。方苞从他的“义法论”出发，曾十分推崇《史记》，这篇散文之所以成为古文中的佳作，在写法上正得力于对《史记》的记叙方法的借鉴和运用。其主要体现大致有以下几点：

写出人物的精神风貌，并着重突出其性格特征。他在视学京畿时，“风雪严寒，从数骑出，微行入古寺”。表现左光斗在被阉党排挤派去当无关紧要的学政官时，依旧办事认真，不摆威严与架子的作风。当他在古寺中偶然发现史可法的文才后，“即解貂覆生，为掩户”，不惊动“伏案卧”的史可法，而是“叩之寺僧”，打听来历，表现他抚恤寒门后生爱才惜才的思想品质。等到考试之时，左光斗一听到史可法的名字，立即“瞿然注视”，那眼神中充分显示其器重人才的一片深情。选中史可法后，他十分喜悦兴奋，并将自己“诸儿碌碌”与史可法作比，表现他为国事而器重人才的思想。在狱中，左光斗遭受酷刑“筋骨尽脱”，犹然“倚墙而坐”，绝不狼藉委地，表现刚强不屈的气概。当听到史可法来探监，他并不感到是一种慰藉，而是怒责史可法“轻身而昧大义”，并以刑械“作投击势”。进一步表现他为国事珍惜人才的崇高品质。凡此都可见，在这两件逸事的记述中无不着力显现左光斗的精神风貌。而在着力显现左光斗的精神风貌的同时，又集中突出其爱才重才和忠贞刚烈的性格特征，并且在布局上也有所侧重。“视学”一段，集中突出其爱才重才;“狱中”一段，则集中突出其忠贞刚烈。加上每一段中各有一段左光斗的富有个性化色彩的对话，更为其性格特征画龙点睛。这样的写法就使左光斗的形象既充满思想的光彩，又有集中的精神亮点;既生动形象，又深刻感人，使人读后难以忘怀。

运用细节描写，生动传神。司马迁的《史记》写人物，善于运用细节描写，往往寥寥数笔就把人物的思想性格凝炼地表现出来，极为传神。在这篇散文中，作者记事写人也吸取了这种细节描写的方法。左光斗“解貂覆生，为掩户”的细节把他屈尊爱护寒门后生和人才的思想品质表现得十分生动感人。在选拔史可法时，那“面署第一”的细节把他爱才重才的思想性格表现得很有个性化特色，寥寥四字又使他那迫不及待的心情跃然纸上。在“狱中”，更有不少精彩的细节描写。史可法“抱公膝而呜咽”，左光斗即能“辨其声”，可见左光斗对史可法何等熟悉，也见出他们的关系何等密切。同时，这个细节表明左光斗头脑是清醒的，这与其所受酷刑的惨苦形成鲜明的对比，显示左光斗临危遭难时的从容镇定。“奋臂以指拨眦”这个细节，表现他虽然身受酷刑摧残，但动作仍然十分果断坚决，这种力量正是其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的体现，也是他对可任国事的年轻后生之爱的生动写照。“摸地上刑械，作投击势”这个细节，表面似不近人情，但却深刻表现他对史可法的爱护与期望，完全出于国事为重的思想，它虽然超出一般人情，却更为高尚。对史可法，也有类似的描写，如“择健卒十人，令二人蹲踞而背倚之”这个细节，把史可法在治兵中身先士卒忠于职守的精神表现得十分感人。同时，这也是史可法铭记左光斗的教诲的形象而深刻的表现。

运用侧面描写，烘云托月。文章虽为记左光斗的逸事，但写史可法的地方不少。通观全文，几乎处处写到史可法，但其用意还在表现左光斗其人，即以史可法烘托左光斗，使左光斗的形象与精神风貌更有光彩。如写史可法在古寺伏卧“庑下”的潦倒景状，衬托出左光斗的不以贫贱闻达论英雄、善从草莽识英才的远见卓识。又如写史可法探监，先是朝夕守候狱外。继而重金贿狱卒，以致感动狱卒，得以乔装探监，这确在表现史可法对恩师的深情厚谊，但也是为了衬托左光斗对史可法恩重如山。在狱中，史可法虽受到左光斗的严厉训斥，却毫无异念。“噤不敢发声”，并立即听从恩师教诲，以国事为重“趋而出”，事后又常流涕告人“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这些是在表现史可法对待恩师左光斗不以其荣辱为转移，而是更为敬仰的思想品质。由此也足见左光斗当年“微行，入古寺”识才的眼力不凡，从而突出了他知人善用的远见卓识。写史可法治兵，虽在正面表现史可法，但其真正用意也在衬托左光斗的精神力量，因为史可法在治兵中刻苦自励、严于律己的操守与业绩，正是左光斗的教育熏陶和精神影响所致。尤其是写史可法忠于职守，勤于军务。“每寒夜起立，振衣裳，甲上冰霜迸落，铿然有声”的情状，与其师左光斗当年不惜冒“风雪严寒”至深山古寺的情景颇为相似。这实为左光斗的“忠毅”品格在史可法身上的再现。 “吾上恐负朝廷，下恐愧吾师也”。 这是史可法表白心志，但更在表现左光斗的精神对史可法的深刻影响，并且由此也具体印证了左光斗当年擢选史可法时的预言：“他日继吾志者，惟此生耳!”而写史可法治兵“往来桐城，必躬造左公第”的情景，同样正面表现史可法对恩师的深重情意，也是他铭记师训、不忘继承老师“志事”的反映，并且都在衬托左光斗知人的非凡识见。

由此可见，全文虽写左、史二人，但均以左光斗的忠毅精神为线索，而贯串成体。末段补叙所记逸事之由来，与开头“先君子尝言”相呼应，以示所记有根有据，真实可靠，从而加强了文章内容的可信性。方苞的“义法论”在表现方法上很讲究章法，这篇记事散文的结构服从于写人的中心，显得十分严谨，因而历来被认为是方苞记叙散文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