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梁启超文《谭嗣同传》

散文·梁启超文《谭嗣同传》

谭君，字复生，又号壮飞，湖南浏阳县人。少倜傥，有大志，淹通群籍，能文章，好任侠，善剑术。父继洵，官湖北巡抚。幼丧母，为父妾所虐，备极孤孽苦，故操心危，虑患深，而德慧术智日增长焉。弱冠，从军新疆，游巡抚刘公锦棠幕府。刘大奇其才，将荐之于朝，会刘以养亲去官，不果。自是十年，来往于直隶、新疆、甘肃、陕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浙江、台湾各省，察视风土，物色豪杰。然终以巡抚君拘谨，不许远游，未能尽其四方之志也。

自甲午战事后，益发愤提倡新学。首在浏阳设一学会，集同志讲求磨砺，实为湖南全省新学之起点焉。时南海先生方倡强学会于北京及上海，天下志士，走集应和之。君乃自湖南溯江，下上海，游京师，将以谒先生，而先生适归广东，不获见。余方在京师强学会，任记纂之役，始与君相见，语以南海讲学之宗旨，经世之条理，则感动大喜跃，自称私淑弟子，自是学识更日益进。时和议初定，人人怀国耻，士气稍振起，君则激昂慷慨，大声疾呼。海内有志之士，睹其丰采，闻其言论，知其为非常人矣。

以父命就官为候补知府，需次金陵者一年，闭户养心读书，冥探孔、拂之精奥，会通群哲之心法，衍绎南海之宗旨，成《仁学》一书。又时时至上海与同志商量学术，讨论天下事，未尝与俗吏一相接。君常自谓：“作吏一年，无异入山。”

时陈公宝箴为湖南巡抚，其子三立辅之，慨然以湖南开化为己任。丁酉六月，黄君遵宪适拜湖南按察使之命;八月，徐君仁铸又来督湘学;湖南绅士某某等蹈厉奋发，提倡桑梓，志士渐集于湘楚。陈公父子与前任学政江君标，乃谋大集豪杰于湖南，并力经营，为诸省之倡。于是聘余及某某等为学堂教习，召某某归练兵，而君亦为陈公所敦促，即弃官归，安置眷属于其浏阳之乡，而独留长沙，与群志士办新政。于是湖南倡办之事，若内河小轮船也，商办矿务也，湘粤铁路也，时务学堂也，武备学堂也，保卫局也，南学会也，皆君所倡论擘画者，而以南学会最为盛业。设会之意，将合南部诸省志士，联为一气，相与讲爱国之理，求救亡之法，而先从湖南一省办起，盖实兼学会与地方议会之规模焉。地方有事，公议而行，此议会之意也;每七日大集众而讲学，演说万国大势及政学原理，此学会之意也。于时君实为学长，任演说之事。每会集者千数百人，君慷慨论天下事，闻者无不感动，故湖南全省风气大开，君之功居多。

今年四月，定国是之诏既下，君以学士徐公致靖荐，被征，适大病，不能行。至七月，乃扶病入觐，奏对称旨。皇上超擢四品卿衔军机章京，与杨锐、林旭、刘光第同参预新政，时号为“军机四卿”。参预新政者，犹唐、宋之参知故事，实宰相之职也。皇上欲大用康先生，而上畏西后，不敢行其志。数月以来，皇上有所询问，则令总理衙门传旨;先生有所陈奏，则著之于所进呈书之中而已。自四卿入军机，然后皇上与康先生之意始能少通，锐意欲行大改革矣，而西后及贼臣忌益甚，未及十日，而变已起。

初，君之始入京也，与言皇上无权、西后阻挠之事，君不之信。及七月二十七日，皇上欲开懋勤殿设顾问官，命君拟旨，先遣内侍持历朝圣训授君，传上言谓康熙、乾隆、咸丰三朝，有开懋勤殿故事，令查出引入上谕中。盖将以二十八日亲往颐和园请命西后云。君退朝，乃告同人曰：“今而知皇上之真无权矣!”至二十八日，京朝人人咸知懋勤殿之事，以为今日谕旨将下，而卒不下，于是益知西后与帝之不相容矣。二十九日，皇上召见杨锐，遂赐衣带诏，有朕位几不保，命康与四卿及同志速设法筹救之诏。君与康先生捧诏恸哭。而皇上手无寸柄，无所为计。时诸将之中，惟袁世凯久使朝鲜，讲中外之故，力主变法。君密奏请皇上结以恩遇，冀缓急或可救助，词极激切。八月初一日，上召见袁世凯，特赏侍郎。初三日复召见。初三日夕，君径造袁所寓之法华寺，直诘袁曰：“君谓皇上何如人也?”袁曰：“旷代之圣主也。”君曰：“天津阅兵之阴谋，君知之乎?”袁曰：“然，固有所闻。”君乃直出密诏示之曰：“今日可以救我圣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则救之!”又以手自抚其颈曰：“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首仆而杀仆，可以得富贵也。”袁正色厉声曰：“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愿闻也。”君曰：“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聂三军，皆受荣所节制，将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袁曰：“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仆营，传号令以诛奸贼，则仆必能从诸君子之后，竭死力以补救。”君曰：“荣禄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袁笑而不言。袁幕府某曰：“荣贼并非推心待慰帅者。昔某公欲增慰帅兵，荣曰：‘汉人未可假大兵权’，盖向来不过笼络耳。即如前年胡景桂参劾慰帅一事，胡乃荣之私人，荣遣其劾帅，而己查办昭雪之以市恩。既而胡即放宁夏知府，旋升宁夏道，此乃荣贼心计险极巧极之处，慰帅岂不知之!”君乃曰：“荣禄固操、莽之才，绝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袁怒目视曰：“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因相与言救上之条理甚详。袁曰：“今营中枪弹火药，皆在荣贼之手，而营、哨各官，亦多属旧人。事急矣! 既定策，则仆须急归营，更选将官，而设法备贮弹药，则可也。”乃丁宁而去。时八日初三夜漏三下矣。至初五日，袁复召见，闻亦奉有密诏云，至初六日，变遂发。

时余方访君寓，对坐榻上，有所擘画，而抄捕南海馆之报忽至，旋闻垂帘之谕。君从容语余曰：“昔欲救皇上，既无可救，今欲救先生，亦无可救。吾已无事可办，惟待死期耳! 虽然，天下事知其不可而为之，足下试入日本使馆谒伊藤氏，请致电上海领事而救先生焉。”余是夕宿于日本使馆，君竟日不出门以待捕者。捕者既不至，则于其明日入日本使馆，与余相见，劝东游，且携所著书及诗文辞稿本数册、家书一箧托焉。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遂相与一抱而别。初七、八、九三日，君复与侠士谋救皇上，事卒不成。初十日，遂被逮。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数辈，苦劝君东游，君不听;再四强之，君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于难。君既系狱，题一诗于狱壁曰：“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盖念南海也。以八月十三日斩于市。春秋三十有三。就义之日，观者万人，君慷慨神气不少变，时军机大臣刚毅监斩，君呼刚前曰：“吾有一言。”刚去不听，乃从容就戮。呜呼烈矣!

《谭嗣同传》不仅真实地记录了“戊戌政变”中殉难烈士谭嗣同的历史，而且再现了“戊戌政变”这一时期的历史，堪称符合历史真实的人物画和真实的历史图画。为什么能这样呢?这当然与梁启超“文界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分不开，也与他在叙事手法上采用了“全知的视角”分不开。

之所以说《谭嗣同传》以“全知的视象”来叙事，这是因为从纵向上来说，梁启超不仅“深知”并展示了谭嗣同在“戊戌政变”前的经历，而且“深知”并展示了谭嗣同思想发展的过程。“少倜傥”、“好任侠”的谭嗣同，由于“幼丧母”而被“父妾所虐”，便养成了小心谨慎、深谋远虑的性格。这可见作者“知”谭嗣同性格的“雏形”。中日甲午战争以后，谭嗣同一方面“益发愤提倡新学”，并“私淑”康有为;另一方面又糅合儒、道、墨和西方的民主与科学的思想，著成《仁学》一书。书中既有朴素的唯物论与民主精神，又有以墨子中的任侠精神和佛教中普渡众生的教义而铸成的人格——奋发图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这可见作者“知”谭嗣同性格的“发展”。文中说当陈宝箴在湖南当政时期，谭嗣同便在湖南办“强学会”，“办新政”，使“湖南全省风气大开”。这可见作者深“知”谭嗣同思想在维新道路上的“再发展”。

如果说上文是从纵向以“全知的视角”叙事，那么，文中对“百日维新”的描写则是从横向上以“全知的视象”叙事。这种叙事视角是“全方位”的： 既有光绪皇帝变法的决心与濒于失败时的焦虑，也有康有为、谭嗣同等维新人物的多方奔走活动;既有光绪与慈禧两派由暗伏转而暴露的尖锐斗争，又有袁世凯这个阴险狡诈人物的丑恶表演。由此可见，《谭嗣同传》采用了“全方位”观照的手法，叙事者(作者)的视线四通八达，几乎“面面俱到”地展示了“百日维新”时的真实历史。《谭嗣同传》中以“全知的视象”叙写历史，不仅具有“广度”，而且颇有“深度”。这种“深度”主要体现在谭嗣同游说袁世凯之中。而这个游说的全过程是以“三部曲”组成的。一是试探。谭嗣同亲自去袁世凯所在的法华寺，一见面就试探袁世凯对光绪帝的态度。二是献计。谭嗣同在试探中自以为见到了袁世凯对光绪帝的“忠诚”，便主动向袁世凯献计，让他在可能发生的“天津事变”中保护皇上，整顿宫廷，清除慈禧党羽。三是施行“激将法”。谭嗣同故意当着袁世凯的面称荣禄为“绝世之雄”，从而激怒了袁世凯，迫使他急于表白，口吐狂言：“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对于谭、袁二人对答如流的“三部曲”，作者以“全知的视象”尽收眼底，并且一五一十如数家珍地叙写出来。甚至还“微观”到人物的举手投足，比如写谭嗣同“以手抚其颈曰”;“微观”到人物的音容、笑(怒)貌，比如接连写袁世凯“正色厉声曰”、“笑而不言”、“怒目视曰”等，使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作者不仅“知”其对话的细节，而且“知”其内心深处，入木三分地刻画了人物的性格特征： 谭嗣同在沉着坚定中又有某些愚拙(没有能识辨出袁世凯的假面目);袁世凯在易暴易怒中又隐藏着阴险狡诈。知人知事之“细”与“深”，在“全方位”的观照中是相辅相成的，从而进一步显示出“全知视角”在叙事中的巧妙作用。

由于袁世凯向荣禄告密，慈禧及其党羽迅速导演了一场“政变”。他们一面囚禁光绪皇帝于瀛台，一面又命令捕杀维新党人。面对着保守派的猖狂反扑，谭嗣同毫不畏惧，一面设计劫出光绪，一面疏散维新党人。而当别人再三苦劝谭嗣同外出避难时，他却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被捕入狱后，他神色自若，意态从容，在狱中题诗以明志：“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临刑时还是“慷慨神气不少变”。在这里，作者又以“全知的视角”随着保守反扑、谭嗣同被捕和临刑而一一转换视点，将人物形象刻画得真实而具体，生动而丰满，在“全知”的观照中充分地表现了谭嗣同以身殉国、慷慨赴难的献身精神。这，可以视为谭嗣同性格发展的“高潮”。而这个“高潮”又向上补足了谭嗣同性格发展的过程。由此可见“全知视角”的叙事法在丰满人物性格上的妙用。

当然，《谭嗣同传》的艺术特色是多方面的，例如构思精密，情节完整;剪裁巧妙，详略得当;形象生动，条理清晰;文笔奔放，语言晓畅，等等。但是，“全知视角”的叙事法，则是《谭嗣同传》在思想性与艺术性上高度统一的关键。应该说，“全知的视象”，是自《史记》以来中国传统的史传体散文常用的一种叙事手法。梁启超之所以在《谭嗣同传》中能加以继承与发展，这与他以维新变法者的身份知人论世分不开。梁启超与谭嗣同一样，都是晚清时期的维新变法的志士，在“戊戌变法”中并肩奋斗。对于谭嗣同，梁启超不仅“知”其言与行，而且“知”其心，赞誉他为晚清思想界的“彗星”(《清代学术概论》)，十分景仰他为维新变法而流血牺牲的壮烈行为。正因梁启超对谭嗣同如此“全知”，所以，他在《谭嗣同传》中能得心应手地采用“全知的视角”来叙述谭嗣同一生光辉的历史，再现历史的真实与真实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