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胠箧》

散文·诸子散文·庄子《胠箧》

将为胠箧、探囊、发匮之盗而为守备，则必摄缄縢，固扃鐍，此世俗之所谓知也。然而巨盗至，则负匮、揭箧、担

囊而趋，惟恐缄縢、扃鐍之不固也。 然则乡之所谓知者，不乃为大盗积者也?

故尝试论之，世俗之所谓知者，有不为大盗积者乎?所谓圣者，有不为大盗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 昔者齐国，邻邑相望，鸡狗之音相闻，网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余里，阖四竟之内，所以立宗庙社稷，治邑屋州闾乡曲者，曷尝不法圣人哉? 然而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所盗者，岂独其国邪? 并与其圣知之法而盗之。故田成子有乎盗贼之名，而身处尧、舜之安，小国不敢非，大国不敢诛，十二世有齐国，则是不乃窃齐国并与其圣知之法，以守其盗贼之身乎?

尝试论之，世俗之所谓至知者，有不为大盗积者乎?所谓至圣者，有不为大盗守者乎? 何以知其然邪? 昔者龙逢斩，比干剖，苌弘胣，子胥靡。故四子之贤，而身不免乎戮。故盗跖之徒问於跖曰：“盗亦有道乎?”跖曰：“何适而无有道邪? 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观之，善人不得圣人之道不立，跖不得圣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则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唇竭则齿寒，鲁酒薄而邯郸围，圣人生而大盗起。掊击圣人，纵舍盗贼，而天下始治矣!

夫川竭而谷虚，丘夷而渊实，圣人已死，则大盗不起，天下平而无故矣。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虽重圣人而治天下，则是重利盗跖也。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为之权衡以称之，则并与权衡而窃之;为之符玺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何以知其然邪? 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 故逐于大盗、揭诸侯、窃仁义并斗斛权衡符玺之利者，虽有轩冕之赏弗能劝，斧钺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盗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圣人之过也。故曰：“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圣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

故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擿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争;殚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论议;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毁绝钩绳，而弃规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钳杨、墨之口，攘弃仁义，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

彼人含其明，则天下不铄矣;人含其聪，则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则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则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杨、墨、师旷、工倕、离朱，皆外立其德，而以爚乱天下者也，法之所无用也。

子独不知至德之世乎? 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若此之时，则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颈举踵，曰“某所有贤者”，赢粮而趣之，则内弃其亲，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迹接乎诸侯之境，车轨结乎千里之外，则是上好知之过也。上诚好知而无道，则天下大乱矣。

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毕弋、机变之知多，则鸟乱于上矣;钩铒、网罟、罾笱之知多，则鱼乱于水矣;削格、罗落、置罘之知多，则兽乱于泽矣;知诈渐毒，颉滑坚白，解垢同异之变多，则俗惑于辩矣。故天下每每大乱，罪在于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乱。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烁山川之精，中堕四时之施，惴耎之虫，肖翘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 好知之乱天下也。自三代

以下者是已。舍夫种种之民，而悦夫役役之佞;释夫恬淡无为，而悦夫啍啍之意。啍啍已乱天下矣。

这是《庄子·外篇》的第三篇。司马迁《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中明言：“庄子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认为本篇是庄周之作。但对外篇，后人颇有疑议：明人郑瑗疑为庄子门徒所述，李卓吾直谓“秦汉间道人口吻”。焦竑于《焦氏笔乘》中指出本篇有说到“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十二世有齐国”，以此推断，为秦末汉初之言。今人据篇中直引《老子》语，断为秦汉间老子学派所作。从田成子下推十二世，正到齐王建(见《史记·田敬仲完世家》)，是齐国最后的国君。齐国在公元前221年被秦所灭，可知本篇一定是作于齐灭之后。时庄周已死，确为后学所作无疑。

文章取首句中二字为题。中心思想是论证必须绝圣弃知。以圣智之法治天下，是当时人们普遍的政治思想。作者抨击仁义圣知，主张无为、尚古，与现实针锋相对。

日常生活中人们关心防盗，往往采取“摄缄縢，固扃鐍”的措施。但作者异乎寻常地提醒读者，这是“为大盗积者也”。接着指出：何止生活上如此，政治上也是如此。人们都信赖圣智之法能够治理好国家，但正是圣智之法帮助了窃国大盗。齐国田成子篡权就是一个例子。不仅一般的圣智，而且“至知”、“至圣”之法更甚。夏之关龙逢、商之比干、周之苌弘、春秋吴国之子胥等历代贤臣莫不杀身于至智至圣之法。圣、勇、义、智、仁是圣人提倡的最高尚的道德，但盗跖利用了它而得行于天下。可见圣智之法像一面旗帜，暴君、大盗也是借着这面旗帜干坏事的。因而“掊击圣人，纵舍盗贼，而天下始治矣”。用归纳法提出了全文的主旨。

后半篇用演绎法对论题展开正反论证。“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是从反面假设。度量衡本来都是为了公平而制定的，但却被奸诈者用来骗人;仁义是治国的度量衡，却也成了窃国的工具。“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是从正面说明。只有彻底摧毁圣知之法及其产物，人们才能变得纯朴。

最后证之以史：远古时代，“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的原始社会，这是道德最高尚的社会。三代以后，在上者提倡智慧，并且用于相互侵略、尔虞我诈，天下就开始大乱了。

圣智对于社会的益处本是不言而喻的。《庄子》的作者是一群聪明的才子，常识一般的道理他们怎会不懂?他们偏偏要这么说，可能是因为心里有气。本篇中说：“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阳》说：“今则不然，匿为物而愚不识，大为难而罪不敢，重为任而罚不胜，远其涂而诛不至。”所谓圣智，适足以成为“假乎禽贪者器”(《徐无鬼》)。书中大量揭露了统治者假仁假义的事实。出于高度的义愤，作者呼喊“塞瞽旷之耳”、“胶离朱之目”，“攦工倕之指”，“削曾、史之行，钳扬、墨之口”。这已经不是在说理，而是在诅咒，在泄愤。他不求论理是否公允确当，只求感情抒发得淋漓尽致，甚至故意把话说偏说绝，乃至说反。文中大量运用对偶、排比，又大大地增加了这种气氛和色彩，后人就以“愤悱之雄处”称之。

本篇与《庄子》许多篇章不同，它不是由一个个的寓言似续非续、似断非断地组合起来，而是结构紧凑，一气呵成，而且有一定的逻辑性，算得上古代的杂文。作者的立足点选得高，它不同于街谈巷议的小说，也不是人云亦云的俗论，而是放眼古今，超世独立，以醒世者自居。加之眼光独到，心力不凡，悲愤填膺，因此出言奇谲，怪生笔端，能道出常人视而不见、虑而不得的东西。防盗当然要把东西收藏好，这是人所共知的，怎么却是“为大盗积”呢! 当你还来不及体会这件小事中所包含的深刻哲理时，他又迫不及待地把这个道理推论到政治上。“盗亦有道”、“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等高论更是石破天惊，像阵阵雷声震撼着读者的心田。以传统、世俗的知觉是无法接受这不同凡响的心声的。庄子学派常被指斥为异端邪说、狂妄之徒。但那鲜为人知的真理，却能使读者从梦中惊醒。荀卿就曾指责庄子“猾稽乱俗”(《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所谓“乱俗”，正是庄子文章的爆破作用;所谓“猾稽”，正反映了庄子文章的风格。如他们自己说的：“其书虽瑰玮，而连犿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諔诡可观。”(《天下》)

《逍遥游》、《庖丁解牛》、《胠箧》三篇文章分别从不同角度表述了庄子学派无己的人生观、无为的政治观、尚古的历史观。无己与无为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从主观修养说，一从客观作用说;一从个体说，一从群体说。实质都是要求人们抛弃人的能动性，以原始社会“其行填填，其视颠颠”的祖先为榜样。总之，是要自然，人要自然，社会也要自然。但三代以来，个人和社会都给扭曲了。当时的现实更令作者难以容忍。那是人们追求功名利禄、崇拜圣知的结果。因此，无功无名，绝圣弃智才能恢复人性与社会的自然，克服扭曲的状态。

这种观点虽然有着它的合理因素，但带有较大的片面性与消极作用。纯朴往往与愚昧相连，文明时时与机诈双生。道德上的纯朴是值得我们崇尚的，但不应留恋“结绳而治”;机诈是要摒除的，但不应“铄绝竽瑟”、“灭文章，散五采”;自我不好过分膨胀，也不应自我毁灭，而应为实现自己的价值而追求而奋斗。

庄子文章的主要特色是富于想像，多运用文艺性的寓言，感情激越，风格奇诡。这三篇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