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袁枚诗《马嵬》

诗歌·袁枚诗《马嵬》

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

这诗是袁枚赴官秦中时所作。《随园诗话补遗》卷八：“余过马嵬，前后题诗八首，自谓发挥尽矣。”今《小仓山房诗集》卷八有《马嵬》四首，又有《再题马嵬驿》四首。本诗为《马嵬》四首之二。

唐代安史之乱，玄宗李隆基出奔，行经马嵬驿，卫兵发动兵变，诛杀杨国忠，又迫使玄宗处死贵妃杨玉环。这段历史故事，为人们所熟知。后世诗人词客，或以李杨故事写诗填词，或以马嵬兵变写成传奇小说，演之于舞台，播之于丝竹。千百年来，马嵬成为文艺创作的热门题材。这类作品，或批判帝王“重色”荒淫，招致政治腐败，国家倾覆;或以同情笔触描写李杨爱情缠绵悱恻，为他们的悲剧结局发出“此恨绵绵”的长叹;或大胆揭露李隆基霸占儿媳妇的秽行;或讥讽李隆基贵为天子，连自己的妃子都无法保护;更多的马嵬诗则是“动辄归咎太真”(吴骞《拜经楼诗话》卷二)，回护帝王;或“直言六军逼杀天子之妃”(吴乔《围炉诗话》卷一)。

袁枚的八首马嵬诗，有的讽刺李隆基宠信安禄山，养虎贻患;有的批评武将“不管三军管六宫”;有的揭示李杨悲剧的根源在于朝廷无贤相：“只要姚崇还作相，君王妃子共长生。”八首绝句，各有侧重，就马嵬事变抒情写意，充分“发挥”其胸中感慨。

这首诗从马嵬驿的李杨悲剧联想到民间夫妻的生离死别。诗人认为： 民间夫妻的别恨，甚于帝妃。四句诗，两句一对比。开头由帝妃的长恨说到人间夫妻的离恨。白居易的《长恨歌》叙写了马嵬悲剧的前前后后，结尾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抒写绵绵长恨，悲剧气氛浓重，袁枚却说“莫唱当年长恨歌”，诗人认为，当年在马嵬驿发生的“宛转蛾眉马前死”、“君王掩面救不得”那场悲剧固然可悲可伤，但“人间”亦有阻隔夫妻相会、破坏夫妻团圆的“银河”。《长恨歌》只写了两人的悲剧，而人间却有无数的悲剧。三四两句再作对比，说人间夫妻离别所流的泪水比李杨所流的要多得多。这“多”，一是受痛苦的人多。“石壕村里夫妻别”，不只是老翁老妪一对老夫妻的离别;还有老妇的三个儿子征戍在外，“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年轻夫妻的生离死别。一个石壕村是如此，“人间”还有许许多多的石壕村。这人间夫妻的长恨之泪，自然要比《长恨歌》、长生殿上的泪流得更多。再说，人间夫妻的离别，有各种各样原因，其痛苦程度也比君王妃子为甚。“泪更多”，当然是说痛苦愈深，悲伤愈甚。诗作表现了诗人对民间夫妻生离死别之苦的深刻同情。

本诗末句所云“长生殿”，并非杨玉环与李隆基死别之所。唐代，帝后之寝殿习称长生殿，洛阳宫、大明宫均有长生殿，都是寝殿。独华清宫之长生殿，则为祀神之所(参看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一章)。《长恨歌》有“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写李杨于祀神之所夜半曲叙儿女私情。此乃诗人之想像，并非当时实事。袁枚此诗“泪比长生殿上多”云云，亦属诗人虚拟。诗人写诗，只取兴会神到，而时地往往不实。袁枚说：“考据家不可与论诗。或訾余《马嵬》诗曰：‘“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当日贵妃不死于长生殿。’余笑曰：‘白香山《长恨歌》“峨嵋山下少人行”，明皇幸蜀，何曾路过峨嵋耶?’其人语塞。”(《随园诗话》卷十三)诗与考据不同，诗中时地，不能也不必去求实。

这首咏史小诗，体现了袁枚关于咏史怀古诗的主张。袁枚说：“读史诗无新义，便成《二十一史弹词》。虽着议论，无隽永之味，又似史赞一派，俱非诗也。”(《随园诗话》卷二)又说：“题古迹能翻陈出新最妙。”(同上卷四)要求这类诗作有“新义”有“隽永之味”，能“翻陈出新”。他总结说：“咏史有三体： 一、借古人往事，抒自己之怀抱。左太冲之咏史是出。一、为隐括其事，而以咏叹出之。张景阳之《咏二疏》、卢子谅之《咏蔺生》是也。一、取对仗之巧。义山之‘牵牛’对‘驻马’、韦庄之‘无忌’对‘莫愁’是也。”(同上卷十四)又说：“怀古诗，乃一时兴会所触，不比山经地志，以详核为佳。”(同上卷六)其中“借古人往事，抒自己之怀抱”和写“一时兴会所触”，正是性灵派诗人要求咏史诗歌也能表现自身“性情遭际”的创作主张。这首咏史绝句，在构想上不落俗套，能从马嵬这一陈旧的题材中“发挥”出新意;而同情民间夫妻的生离死别，也正是诗人“自己之怀抱”。

吴应和以为此诗写得“沉痛”、“动人”，可“与樊川、义山咏古诸作并传”(《浙西六家诗抄》卷五)。